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受益于成本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是最重要的成本要素，这个优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谈这个问题，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企业用工难，工人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按理说，既然劳动力过剩，不存在用工难的问题，用工难是因为最低薪酬过低，这是一种很矛盾的现象，薪酬低是现象，而现象背后是企业的利润已经到了边际，提高薪酬企业根本活不下去，而满足不了用工也活不下去，于是，劳资关系失去了弹性，变得紧张了。

相信很少有人会从企业的角度做经济学的定位，大众会追随口力劳动者，痛骂万恶的资本家太抠门，但经济不是政治，主义代替不了面包，企业要活下去，整体经济也离不开民营经济的支撑，一场对非公经济的网络批判总算过去了，问题却没有解决，产能过剩决定了居民、企业与财政各有各的难。

我们再回到宏观经济的视角。

从几十年居民收入在GDP的占比看，根本的问题是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有差距，工资涨了，购买力下来了； 实际工资涨了，生活需求增加了。以前不需要买车，有个上海永久十三就OK，现在没车上班打卡都是问题，实际工资增加，生活的负担仍旧压得打工一族喘不上气。而表面看劳动力价格上涨，其实很大程度是体制成本向社会成本的转移； 过去没有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现在体制不管了，这些体制成本转移到了社会，这时再看生活账本，说起来工资从几百到了几千，生活压力依旧。

所以，虽然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优势却已经不复存在。

就业难是大多数企业已经到了利润边际，无力做人才竞争； 招工难是因为企业开出的实际工资没有余地，也就是基本的生活费。

失去成本优势现象的背后，是分配的疤痕。当然，劳动成本要素涉及到更广泛的问题，我们只是谈了一个“盲点”。

更值得思考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失去了一个成本优势，却又增加了一个成本劣势，这个成本劣势就是体制成本。体制成本做了大量的转移，开支不但没有下来，相反，在快速上升，上升的速度超过GDP增速。2012-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年均增速8.5%，2012年财政供养的人员5300多万，2024年按周天勇教授的推算为9000万人。这就出现了生产与分配的背离现象，一方面是居居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在降低，另一方而是体制行政管理性的支出在增加，由简入奢，越精简越庞大。

体制成本的扩张，也可以从财政收入上做一个比较：1995~2012年，GDP是增长是8.6倍，而税收更快，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可地方财政钱还是不够花，按这个节奏，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曾经的成本优势不复存在，成本劣势拖住了整体经济。

体制成本一旦升上来，就很难降下去，而税收一旦降下去，就很难再拉上来；最新的财政收支表中，除了与罚没相关的非税收入在两位数增长，其余全在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