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围攻小城（内城三里、外城七里），久攻不下。敌军能选择最佳天时（如季节、气候）进攻，却无法取胜，说明天时不如地利（城池坚固）。守方城墙高、护城河深、兵器精良、粮草充足，最终弃城而逃，说明地利不如人和（内部团结）。约束百姓不靠边境线，巩固国家不靠山川险阻，威慑天下不靠武力。得道者（行仁政）多得支持，失道者众叛亲离。众叛亲离时，亲人都会背叛；天下归心时，全天下都愿追随。以天下归心的力量，攻打众叛亲离者，仁君或不战而胜，若战则必胜。

孟子也开始讲军事了。孟子讲了决定胜负的三大关键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决定胜负的因素，权重人和最高，其次是地利，最后是天时。然孟子并不是一个兵法家，他是一个思想家，他只是借用军事讲战争伦理，战争的正当性问题。

如果我们熟读《孙子兵法》的话，我们看到孙武是注重通过情报、诡道、地形等可操作化的战略战术手段实现胜利。但是孙子在内政，在“令民与上同意”这一领域，并没有深入下去。而孟子恰恰是在是一块下了大工夫。孟子本身是缺乏军事常识的，他认为农民持木棍（“制梃”）可击败秦楚铁甲精锐，完全忽视装备与战术的实际作用。主张“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与战国时期“弱国必亡”的现实严重脱节。

孟子是在整体层面，大战略层面来观战争的，视角和孙武不一样，是把政治和军事放在一起来观的。可以说是军事首长与政委的结合。

天时，并非单纯指“天气”，而是涵盖一切 “时机性客观条件”，包括自然时序（如四季寒暑、风雨阴晴）、历史机遇（如社会变革的窗口、战争中的战机）、时运趋势（如民心所向的阶段性特征）等。例如，农耕时代的 “天时” 可能是风调雨顺的年景，战争中的 “天时” 可能是敌军疲惫、天降大雾等可利用的时机。

地利，指“地理与物质条件的优势”，包括地形地貌（如山川险隘、江河阻隔）、物质基础（如城池坚固、资源丰沛）、空间区位（如易守难攻的要塞、交通便利的枢纽）等。例如，战国时期的函谷关因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成为秦国的 “地利”，守城者的 “高城深池、兵革坚利、米粟充足” 也属于地利范畴。

人和，核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团结协作”，既包括个体层面的 “人心所向”（如民众对统治者的认同、士兵对主帅的信任），也包括群体层面的 “内部凝聚”（如团队协作、社会共识、上下同心）。用孟子的话说，就是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真正的力量源于人内心的认同与团结。

晋国智氏与赵氏的晋阳之战

春秋末期的晋国，早已不是“晋侯” 主导的国家，而是被智、赵、韩、魏四大卿族分割。其中，智氏在智伯瑶的经营下势力最强：智伯身材魁梧、能言善辩，且掌控着晋国最核心的资源与兵力，是当时晋国事实上的掌权者。从 “天时” 来看，智伯发动战争时占据了明显的 “时机优势”：智氏此时国力远超其他三家，赵氏（赵襄子）刚继位不久，内部尚未完全稳固；智伯以 “赵氏拒绝向晋公献地” 为由联合韩、魏两家出兵，名义上占据 “道义先机”（符合春秋 “尊公室” 的表面规则）；战争初期，智、韩、魏联军兵力约 10 万，赵氏能调动的兵力不足 3 万，双方实力悬殊，智氏看似 “得天时之助”。

面对智氏联军的围攻，赵襄子并未选择与敌军正面决战，而是退守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 晋阳（今山西太原）。这座城池的 “地利” 优势，成为赵氏抵御强敌的核心资本。晋阳的“地利” 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地形与城防优势：晋阳位于汾水之畔，地势险要，且经赵氏先祖赵简子多年修缮，“城高池深”（城墙坚固、护城河宽阔），易守难攻。

二是资源储备充足：赵简子曾命家臣董安于治理晋阳，特意储备了大量战略物资——“公宫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用坚韧的植物茎秆加固宫墙），其高至丈余”（后来被拆成箭杆）；“公宫之柱，皆练铜为柱质”（后来被熔铸成兵器）；城内还囤积了足够支撑数年的粮食。

三是水源的双重属性：晋阳紧邻晋水，既为城内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也成为后来智伯试图利用的“武器”（却因 “人和” 缺失反被反噬）。

正是凭借晋阳的“地利”，赵氏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顶住了智氏联军的猛攻。智伯虽有 “天时”（兵力、时机优势），却因晋阳的地形与储备无法速胜，陷入长期对峙 —— 这正是 “天时不如地利” 的直接体现。

战争的转折点，在于智伯与赵氏对“人和” 的掌控差异。孟子强调 “地利不如人和”，而智氏的失败，恰恰是 “失人和” 的典型案例。

智伯虽联合韩、魏出兵，却从未将两家视为平等盟友。他在宴会上当众羞辱韩康子（韩氏宗主）及其家臣段规，骂韩康子“貌丑而无勇”；战争期间，又威胁韩、魏 “若赵氏亡，下次必取韩、魏之地”。更致命的是，智伯在晋阳城外 “决晋水灌城”（引晋水淹没晋阳），见水势浩大时竟得意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 这句话让韩、魏不寒而栗 —— 韩氏都城平阳临绛水，魏氏都城安邑临汾水，若智伯今日能以水灭赵，明日便能以水灭韩、魏。韩、魏的 “反心” 自此埋下。

智伯的家臣智过曾提醒他：“韩、魏两家必反。今晋阳将破，韩、魏之君却面无喜色，反而忧色满面，此必谋叛。” 但智伯傲慢地拒绝：“我三家联军势不可挡，韩、魏怎敢反？” 彻底错失了挽回的机会。

晋阳被水淹没后，“城不浸者三版（仅余六尺未被淹没）”，百姓 “巢居而处，悬釜而炊”（在树上搭窝居住，把锅吊起来做饭），却始终无人叛逃。智伯见此情景，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在观景时对魏桓子、韩康子说：“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 这种对生命的漠视，进一步暴露了其残暴本性，让韩、魏更坚定了反戈的决心。

赵氏能逆转战局，核心在于“人和” 的双重优势 —— 内部凝聚与外部联盟。

首先观其内部民心所向。赵襄子在晋阳坚守期间，始终与百姓同甘共苦。当晋阳被淹、粮食将尽时，他亲自慰问百姓，甚至“杀马以食士”（宰杀战马犒劳士兵）。百姓感念其恩德，“民无叛意”，甚至主动拆毁宫墙、熔化铜柱支援作战（用荻蒿做箭杆，用铜柱铸兵器）。这种 “上下同心” 的凝聚力，让晋阳在绝境中仍能保持战斗力。

再观外部成功策反盟友。赵襄子看穿了韩、魏与智伯的矛盾，派家臣张孟谈秘密联络韩康子、魏桓子，点破其处境：“智伯今日灭赵，明日必灭韩、魏。唇亡则齿寒，何不联合反智？” 韩、魏本就对智伯不满，经张孟谈点拨，当即同意结盟 —— 约定由赵氏出城袭击智氏守堤士兵，韩、魏则配合决堤反灌智氏军营。

公元前 453 年，赵氏与韩、魏联军趁夜突袭：赵氏士兵杀散智氏守堤军，韩、魏则决开晋水堤坝，反将洪水引入智氏军营。智氏军队在睡梦中被淹，瞬间溃散。赵襄子率军冲锋，韩、魏从两翼夹击，智伯本人被擒杀，智氏宗族被全部诛灭，土地被赵、韩、魏三家瓜分（史称 “三家分智”）。

这场战争中，智氏虽有“天时”（兵力、时机）与 “地利”（初期掌控水源），却因 “失人和”（傲慢、寡助）一败涂地；赵氏虽仅以 “地利”（晋阳）为基础，却凭借 “人和”（内部凝聚、外部联盟）逆转乾坤。这正应了孟子的判断：客观条件（天时、地利）固然重要，但人的团结与认同（人和），才是决定成败的终极力量。

晋阳之战的本质，是“人和” 对 “天时”“地利” 的胜利。但是我们还是要清楚，战争的胜负有着太多的不可预知性，这种判断只是在大势上的判断。智伯的失败，不在于兵力不足或时机不对，而在于他背离了 “人心”—— 既失去了盟友的信任，也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赵襄子的胜利，也不在于晋阳的城墙有多坚固，而在于他凝聚了内部民心、争取了外部盟友。所有客观优势，最终都需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团结协作才能发挥作用；若失去 “人和”，再强的天时与地利，终将成为镜花水月。

孟子通过军事现象透视治国本质，以“天时—地利—人和—得道”的进路，揭示民心向背对政权存续与战争胜负的作用。其思想超越时代，成为儒家仁政学说的核心支柱。

好，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