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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当卢沟桥响起枪声时，华北地区半独立状态已经存在超过两年。

根据国民政府官方历史说法，蒋介石当即判定是日本已不满现状，企图将华北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因此中国被迫奋起反击。

但是根据蒋介石本人记述，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其实对于日本军事企图并不充分了解。比如说，他不能决定日本军事行动是想趁中国军事准备尚未完成时先发制人而迫使中国屈服？还是它与宋哲元为难，而达成华北独立？

虽然蒋介石认为日本此时对中国开战并不利于日本自身，但是中国选择此时大规模抗日也对中国不利。这些都是蒋介石心中最初疑团。

1、七七事变初期的混乱

事实上，卢沟桥冲突尚未发生前，蒋介石已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气势，对于万一爆发战争时的对策，他写道：

“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

这个“必战之心”是他的基本态度，也是此后多年抗日立场的主轴，但是“不战而收复失地”却只是短暂遐想，很快就被现实击碎。

卢沟桥事件一旦发生，依据南京政府判断，由于日军在事变前已经有蠢动风声，所以必然是日本驻屯军一部分军人的预定计划，也必定是日本中央驻屯军事先知道的举动。

因此，冲突发生后，蒋介石立即指示第二十九军将领们赶紧从北平撤至保定，命令他们不可与日军现地指挥官妥协，坚持任何地区性协定都必须在事先获得南京政府许可。

蒋介石同时调派中央军6个师赶到华北，并派遣个人代表进驻北平，去加强地方部队的抵抗决心。但是因为情况混乱，对日本最终去向尚且难以判断，因此尽管蒋介石在7月9日已经表示要“积极运兵北进备战”，“对华北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但是到7月12日为止，他只命令中央军在河南省边境候命，静观事态进一步发展。

7月10-20日之间发生了许多变化，南京政府逐渐形成对策。

首先是蒋介石在12日看到日军大规模动员，乃决定派中央军迅速由河南开往河北保定，不再顾虑早年何梅协定之拘束，而且在必要时进行战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决定让外交部长王宠惠非常担心（13日），因为他在11日已经接到日本使馆警告，如果中央军动员，则日本“必下最大决心”。但是蒋介石告诉王宠惠不必理会日方警告。

14日，南京政府一方面全力做军事准备，一方面非正式地邀请英国和德国进行调停。15日，英国大使许阁森从北戴河赶回南京，询问中国是否打算事态扩大。

蒋介石答复中国只求自卫而不求扩大，并且欢迎英国调停。于是英国建议双方撤兵到7月7日之前状态。17日，何应钦也收到日本使馆警告，声称如果中国军队进入河北省，就是违反1935年何应钦和日本的协定（何梅协定），则日本将会采取断然处置，一切责任由中国承担。与此同时，日本也拒绝了英国调停，英国随即将调停失败的消息通知中国外交部。

换言之，日本态度强硬，留给中国的出路就是屈服。

7月18日，日本使馆进一步阐明日本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条件，要点包括：

（1）中国道歉；（2）宛平不许中国驻军，只能有保安队；（3）共同防共，禁止排日；（4）处罚中国引发事件的负责人。

19日，日本使馆武官喜多会见何应钦，更明白指出：

（1）中央军进入华北是违反何梅协定；（2） 如果中国政府坚持日本必须先撤兵然后中国才肯撤兵，则战事必不可免。

一天之后（20日），日本驻屯军宣布从当天开始采取“自由行动”，在卢沟桥和丰台地区向中国军队猛烈攻击。

2、宋哲元的选择

在这段时间里，南京政府对第二十九军的动向也感到难以琢磨。该军队内部将领不但已经产生意见分歧，而且整个军又和南京政府长期有隔阂。

早在1936年6月开始，宋哲元的政治取向就已经让南京政府担心，一方面是怕他受汉奸包围，一方面是怕河北的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勾结。南京政府看到的具体事实是他们未经南京政府授权，就擅自任命天津市长和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截留关税，甚至可能暗地接受日本军械等等。这些迹象都与日本酝酿的华北半独立活动不谋而合。

由于这些隔阂，所以第二十九军军部向南京政府提出的电文报告经常并不可靠，有时候甚至蓄意拖延，隐瞒或误导，也有时电话故意无法接通或是听不清楚，使得南京政府无法确知该军真正意图，只好依靠自己的情报管道和报纸消息去对华北局势寻求片面了解。而南京政府情报是否完整也就严重地影响了它的对策。

根据南京政府7月22-23日情报，日本军方已经和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和张自忠有妥协迹象，但是遭到内部将领冯治安反对。

事变初起，南京政府就曾经要求宋哲元留在保定而不要去天津，免受日本人威胁，但是宋哲元拒不听命。当22日日军开始发动攻击时，宋哲元立即接受日军要求把冯治安部队撤离前线，同时要求南京政府命令已经抵达保定的中央军切不可建筑阵地工事，避免激怒日军。

这一切看在蒋介石眼里，和他早先所担心的宋哲元会违反中央命令与日军单独和解，此时似乎终将成为事实。更让南京政府吃惊的是，它还从侧面探知，宋哲元在撤调冯治安军队时居然允许日军派员在场监督，而日军则没有撤兵。

这个发展当然就会让在保定地区的中央军与日本军队增加直接冲突的几率。南京政府在7月26日又得到情报，虽然东京政府并不愿意扩大事变，但是它却无法控制驻华军队。这就让中国的领袖们得到一种启示，那就是即使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达成和议，驻屯华北的日军也未必遵守。

也就在同一天（26日），宋哲元仍然委托熊斌（中央委派到保定去和宋哲元联络的代表）向南京政府表示，他坚决拒绝中央军由保定前进，以免激怒日本人。到了27日，南京政府终于接到宋哲元报告，称他其实早在19日就已经接到日方停战条件却不曾及时向南京政府汇报。

日本军在7月26日也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北平及邻近地区的第二十九军一律撤离。日军在遭到宋哲元拒绝后随即展开大规模攻击，造成中国士兵大量死伤。根据南京政府辗转获知，第二十九军虽然在27日下令反击，但是28日情势大变，宋哲元选择一走了之，把北平烂摊子留给张自忠处理，在临走前只说这个仗打不下去了，却无一字交代军事部署。其他部队也就随之一哄而散。这个发展引起全国一片惊愕和指责。

3、求和声音

至于南京政府在面对华北地区如此扑朔迷离局势时，反应又是如何？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南京政府高层对于“战”与“和”问题内部意见也缺乏共识。最值得注意的是，几位重要军事领袖一致地认为不应该作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一周，当时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就感叹开战时机不对。即便是华北战事已经开打，徐永昌仍然认为，在能够容忍情况下，和平仍为上策，因为中国的备战至少还需要半年到一年准备。

同样地，军政部长何应钦也主张谋求和平，他甚至把中日作战形容为徒手童子军和正规军作战一般。何应钦还特别请求徐永昌和程潜专程赶去庐山向蒋介石进言争取和平。根据徐永昌记载，他在7月20日会见蒋介石时说，中国应该努力容忍，因为一旦大战开始，则最好结局是两败俱伤，但是战后日本工业容易恢复，而中国则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因此建议中国应该把日本压力转化成为发奋图强的动力。

根据王世杰记载，迟至7月24日，何应钦依然向蒋介石进言，中国需要更多时间准备抗战，否则难以持久。事实上，即便到了淞沪战争开打之后，仍然有将领认为国军经不住日军飞机和重炮轰击，无法守住阵地。

许多社会人士也提出类似评估。

在一次学者聚会中，参加者有王世杰、胡适、吴鼎昌、周鲠生、罗家伦、蒋梦麟、彭学沛等人。胡适、周鲠生和蒋梦麟都倾向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之后求和，不如未战之前就谋和。

胡适更主张蒋介石和汪精卫向日本做最后呼吁，以承认满洲国为和平条件。吴鼎昌则认为战必败，和必乱，所以只好盲从蒋介石个人的任何决定。相反地，王世杰认为和平没有保障，日本人可以得寸进尺，如果和平只维持一两个月，则日本人就更能够从容准备下一步压迫。

胡适还委托汪精卫向蒋介石表达和谈意见，而蒋介石转而要求胡适不要公开发布和谈意见，以免影响军心。8月5日胡适又亲手把和议书面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非常客气地予以接待，但是没有改变应战立场。

王世杰则认为如果没有第三国保证，则和谈毫无意义，因为日本可以随时撕毁约定而继续侵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整个“和”与“战”讨论非常理性与客观，“爱国”或是“卖国”等情绪字眼尚未出现。

4、蒋介石“局部战争”的判断

面对这些不同声音，蒋介石个人态度就变得非常关键。大致说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最初几天（7月11日），蒋介石在无法掌握正确战地信息状况下，依然认为日军意图或许只限于威胁河北察哈尔当局屈服，阻止中国在永定河以东驻兵，签订《防共协定》和建立傀儡政权。

因此他的对策是要求宋哲元和秦德纯部队，务必在永定河与沧州保定线坚守并且进行持久战，而中央派往华北的军队则集中固守保定。他也同时做出准备，万一宋哲元屈服时，中央军也依然留在华北战场作战。换言之，蒋介石最初的估计依然是日军行动只局限于华北，目标是直接控制平津和该地区的租界事务。

因此他的对策也限于局部抵抗，“如能办到卢（沟）桥仍驻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 而当日军没有趁机向青岛发动攻击也加强了蒋介石信念，认为日军此次事变的目标只是局部控制而已。

但是随着事态发展，蒋介石对于日军意向的推测也在逐日修正之中。到了7月17日，他开始和其他中央军领袖和幕僚们商议如何说服四川和广西出兵到华北和华东地区作战的事宜。这表示国民政府认为中国的战线将要拉长，超过中央军能够单独应付的能力，因此必须动员地方军队加入战斗。

卢沟桥冲突发生10日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遗。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

当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他向与会的军政要员和知识界领袖表示，如再向日人妥协，只会使中国彻底投降。

蒋介石宣布，除非日本恢复7月7日之前状态，否则中国必须准备牺牲，与日军作战到底。

蒋介石在私下日记和公开宣言似乎表达了当时的判断。在私下，他自问是否中国拿出战而不屈的决心就能够让日本知难而退放弃战祸？因为就在此前一日，蒋介石认为日本对付宋哲元的手法是希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他因此推测日本不但没有开战决心，就连对局部战争也充满顾忌。

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提出来的反建议就是恢复七七前状态。换言之，他此时对卢沟桥的判断仍然是它是局部冲突可以局部解决。但是中国必须下定不惜全面抗战“战而不屈”的决心，才能够获得“消弭战祸”的结果。

5、庐山宣言的发表

蒋介石如何达到这种决断的过程和内心感受，颇值得我们予以追索。

其实蒋介石在发表这个果断谈话之前，已经广泛征求意见。依照原来计划是要举行至少两次会议。

第一次是和北平天津地区学术界人士举行的庐山牯岭茶话会。第二次茶话会预计邀请上海南京地区学术界人士，但是情况丕变导使蒋介石匆匆下山，就没有举行。但是除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谈话之外，他还委托汪精卫，陈布雷，张群等人和大量学术及思想界人士交换救国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民族生死存亡关键时刻，蒋介石居然首先安排时间广泛听取学者专家和党外人士的意见，然后才召集军事领袖们在七月底和八月初（7月23-24日，8月7日）商讨具体作战事宜，其中特别是8月7日召开国防会议，外省的军人领袖们如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键，刘湘等人，才首度进京聚集一堂议定积极备战和抗战。

第一次庐山牯岭茶话会（14日）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记录。茶话会来宾包括无党派的许多知名大学校长和教授。政治党派则包括青年党，国社党，农民党，村治派，职教派，和救国会的领导人。

在会中，蒋介石激昂说道，“什么何梅协定！ 我把它撕了 ……。现在除非不打，否则战端一开，即无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就是投降。”

蒋介石随即在7月17日发表庐山宣言，其中广为后世所熟知的名句是，“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也就在19日他对全国的公开演讲说道，“全国应战之后的局势，就祗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到了这个地步，南京政府“和、战”选择终于尘埃落定。从卢沟桥局部冲突演变为中日两国全面开战，前后过程不足两个星期。

中日两国领袖们在事先都绝不曾预料到事态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有趣的是，就在19日当天行政院也在庐山开会，外交部长王宠惠专门派遣高宗武到庐山提出对日本让步的建议，何应钦也依然倾向让步。其他参加者则认为即使让步也不能满足日本要求，战争难以避免。而李宗仁则致电蒋介石要求赶快制定抵抗大计。

当然在此之前也有地方军人在态度上热情主张抗日，甚至请缨杀敌，却不愿意出兵，或是自己手下其实无兵可出，却希冀藉此增加自己的政治分量。

这种军政部门内部摇摆分歧和虚张声势现象，在开战时已经露出苗头，而此后抗战八年中将会不断出现。日本人也必然看在眼里。

6、“战而不屈”的决心

根据这些敌我情势分析，蒋介石考虑的对策也显示几个重点。

第一是，既然日本美梦是迫使华北守军“不战而屈”，则中国采取“战而不屈”姿态或许就可以遏制日军更大野心。
第二是，因此卢沟桥事件就不只是争夺一座桥，而是一个重要宣示政策标志和决心的机会。

蒋介石从而把它看成是“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

依据蒋介石推理，如果卢沟桥守得住，则虽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可能无力控制它的在华军队，但是日本国内则可能引发民情普遍不满少壮派横行霸道，同时嫌恶战争。依照这个思路，只要中国守军能够坚持，则日本就无法持久斗志，更可能引起国内经济崩溃。这些分析让蒋介石乐观地希望，中国政策宣布的果断加上中央军北上，“彼或于明日停战乎？”事态果能如此发展，则中国“战而不屈”的决心就可以避免日军在华的野心得逞。

历史证明，当时事态发展方向正好相反。

以整个华北地区而言，热河察哈尔两省本就早已落入日军手中。宋哲元和日军将领的明来暗往，包括和日军协商的细节，都蓄意把南京政府摒除局外，而山东韩复榘随时有投降叛国可能更是雪上加霜。

在山西，阎锡山只求自保的立场益趋明显。他只会在山西直接受到日军攻击时才会参加作战，也会要求南京政府予以支援。但是他绝无意愿派遣晋军去保卫平津地区，也不会未雨绸缪地邀请中央军进入山西巩固防务。如此一来，则南京政府如何才能够有效地表达它“战而不屈”立场？

显然剩下来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让北上的中央军留在华北战场继续奋斗，甚至派遣更多中央军北上，但是它们势必要在恶劣环境下孤军奋斗，吉凶难卜。第二条路是另辟有利战场，让南京政府军队有发挥效率的空间。无论如何，蒋介石在7月19日写道，“应战宣言既发，再不做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26日更决定，“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换言之，在7月中下旬时段里，南京政府的抗战立场产生了极大变化。在此之前，它希望以战而不屈的决心去达到卢沟桥局部停火，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状态。在此之后，它开始布置另辟新战场，继续伸张它战而不屈的立场，其结果是把局部抗日扩大为全面抗日。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蒋介石一个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因为就在7月的最后一周，蒋介石还曾经做出估计，希望战争能够延迟十年才爆发，届时中国就有机会收复甲午战争以前的失土。但是时不我与，中国只好硬着头皮勇往向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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