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士榘有个著名的称谓叫“陈参座”，概因他从抗战时期开始，就一直担任着主力部队的参谋长。

八路军115师343旅是他“参座”的开始，但其实343旅首任参谋长并不是他，而是开国中将孙毅。两人在平型关大捷后进行了一次对调。

本来临阵换人容易出差错，但陈、孙这次变动却正好相反，算是给双方找到了正确的位置，后来两人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不过话说回来，当初是谁提出此建议？背后又出于什么考量呢？

一、两人所长本就不同

孙毅是西北军出身，曾被安排进入河南陆军学校深造，担任过26路军中校参谋。宁都起义后，他随部加入红军，出任红五军团41师参谋长。

此后孙毅又接连当过40师参谋长、38师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参谋长、红一军团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所以最开始中央让他来负责八路军115师343旅的参谋工作，也算对口。

但是，孙毅毕竟是正规从军校毕业的，属于“学院派”，理论知识丰富。除了参谋工作外，他在红军也经常肩负教育领域的担子。

比如曾兼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员、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等职。

很多时候，他身上都兼着参谋以及教育两方面的职务，而他本人在授道一事上花费的心思更多，对军事教育有着独特的想法。

再看陈士榘，这位从秋收起义走过来的老革命，长期都是在一线战斗，抵达陕北后担任过红30军代理军长，不过很快又调为红1军团随营学校校长。

他能不能管好军事教学？能是能，但客观而言，陈士榘更喜欢、也更擅长在前线指挥。

很多从实战中摸索出来的经验，灵活运用没问题，但要他分步骤讲解，这就不一定能做好了。让他去拼杀，显然比授业更容易。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一军团大部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于是，红一军团参谋长孙毅成了343旅参谋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陈士榘成了教导大队大队长。

这个安排倒不是说有问题，如果给一定的时间，相信陈、孙都能在自己领域适应下来并发光发热。但平型关大捷不久，115师进行了一次分兵。

林总率领主力南下吕梁开辟根据地，聂帅带着少量人马留在五台山扎根发展。两部所面临的情况稍有不同，跟随主力的作战任务会相应增多，留下来的则需深入敌后扩充力量。

如此情况下，陈士榘和孙毅在各自的位置上都稍欠契合。学者型的孙毅到一线带部队，锐气略微欠缺；实战型的陈士榘留后方搞教学，他和学员们都不适应。

奉命在晋察冀发展的聂帅敏锐察觉到了两人之长处，便向上级申请将陈、孙二人对调，让陈跟着林总去打仗，孙留下来培养干部、开枝散叶。

该方案很快得到批准，陈士榘和孙毅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军旅生涯。

二、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115师分兵后，聂帅要迅速在晋察冀打出八路军的名号，最缺的是什么？答案是干部。

有干部在，就等于有种子，把他们撒出去，能在各地迎来收获。在一支队伍里，首长是头脑，干部们是骨架。

首长确定决策，干部们去执行落实，发展而来的新生力量就成了血肉。这样，就能持续壮大。

分兵之际，115师大多数干部都随着主力走了，晋察冀培养中坚力量的事宜迫在眉睫，学者型的孙毅在教学方面比陈士榘要更强，这也聂帅希望对调的一个原因。

孙毅没有辜负聂帅的信任，他调到教导大队后充分发挥特长，很快编写出适合己部情况的教材，随即又全力推动晋察冀军政干校的成立，三期共培训出1600余名干部。

这些人分散到敌后的各个角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为晋察冀补充了源源不断的血肉。

如果没有孙毅的努力，晋察冀很可能会陷入干部匮乏的窘境，所以即便不是在战场，孙毅的贡献也特别大。因而在1942年他还获得抗大总校一等奖。

当晋察冀的局势已趋于稳定、干校的一切也步入正轨后，孙毅被安排独当一面，历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晋察冀7纵司令员、华北军区补训兵团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还是认为孙毅在军事教育方面更有建树，便让他先后担任了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解放军第六步兵学校校长、总参军训部副部长。一次变动，找准了方向啊。

另一边的陈士榘跟随主力南下作战后，也马上进入状态，广阳战斗中他配合343旅旅长陈光一起指挥部队伏击，成功歼灭千余日军。到前线打仗，才是陈士榘的追求。

后来他又奉命率部挺进晋西，担任晋西支队司令员，在此战斗一年后，情况基本稳定，他便再次调动，前往山东与主力汇合，出任115师参谋长。

从343旅参谋长到115师参谋长，再到后来的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的“参座”之名响彻整个华东地区。

若没有那次对调，陈士榘或许要长时间留在后方，那他没有机会跟着115师入鲁，人生会完全不同。

所以说战争中的很多决定，看似犯了兵家大忌，实则基于当时的实际需要。聂帅的用人艺术，不仅造就了两位将军，更推动了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