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初春的上海,清晨的寒气还未散尽,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入静谧的街道,停在民盟主委王绍鏊的住所门前。车内走下的国民党国防部监察局中将吴仲禧,带着妻子径直走向那扇紧闭的大门。他不会想到,这次拜访将揭开一段父子同赴国难的隐秘篇章。
一句惊雷:父子竟是同道人
当王绍鏊在书房里平静地说出 “你的大儿子是共产党” 时,戎马半生的吴仲禧竟瞬间愣住。他看着王绍鏊递来的文件,那熟悉的字迹正是儿子吴群敢亲笔所书 —— 这个在上海证券所工作的年轻人,竟已默默为党工作五六年。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吴仲禧反复摩挲着文件,眼中从震惊转为释然。王绍鏊笑着提议:“你们父子俩都是党员,正好可以互相掩护。” 这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的中将,此刻终于明白,为何每次回家,儿子总爱打探军中动向,那些看似随意的闲聊,原来都是地下工作的默契。
吴仲禧的潜伏生涯远比儿子更艰险。1895 年生于福州的他,16 岁投身革命,北伐战争中结识共产党人蒋先云,从此埋下信仰的种子。1936 年,他通过王绍鏊正式入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历任要职,却始终牢记 “自己是共产党的人”。担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期间,他借着巡查各地军队的机会,将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武器配备等机密一一记录,再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党组织。
证券员与中将:隐秘的情报接力
成为父子联络员后,吴群敢的证券所成了绝佳的情报中转站。每当吴仲禧从南京带回密信,这个看似文弱的年轻人便会换上西装,提着公文包穿梭于上海的里弄,将情报藏在《申报》中缝或股票单据的夹层里,交给下一站的交通员。
1948 年深秋,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在徐州行营巡查时,意外获得一份标注着国共双方兵力部署的绝密地图。图上详细标注了黄百韬、邱清泉等兵团的位置,甚至包括炮兵阵地的坐标。他深知这份情报的价值,连夜用薄纸描摹下来,第二天便以 “突发胃病” 为由请假返回南京。
在南京家中,他将情报交给专程赶来的吴群敢。儿子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低声问:“爸,这个能改变战局吗?” 吴仲禧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是能让无数战士少流血的东西。” 三天后,这份情报出现在解放军总指挥部的作战地图旁,成为淮海战役中最关键的情报之一。
这样的惊险时刻时有发生。一次,吴仲禧在广州收集情报时被特务跟踪,他故意走进一家茶楼,与在此 “喝茶” 的吴群敢擦肩而过,看似无意地将一张写有密码的纸巾丢在地上。儿子弯腰系鞋带时顺势捡起,全程未说一句话,却完成了一次生死攸关的情报传递。
信仰的传承:从启蒙到并肩
吴仲禧的革命信仰,早在童年就已萌芽。福州私塾里,先生讲述的黄花岗烈士事迹让他热血沸腾;小学时,英语老师偷偷传阅的《新青年》,让他看到了救国的新道路。1911 年,16 岁的他毅然参加辛亥革命,从此踏上军旅生涯。
而吴群敢的成长,始终沐浴在父亲的精神熏陶中。尽管吴仲禧从未明说自己的身份,但家中书架上的进步书籍、父亲与友人谈话时提到的 “天下大同”,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1939 年,年仅 18 岁的吴群敢在上海加入地下党,他那时的愿望很简单:“像父亲说的那样,为穷苦人做点事。”
直到 1946 年那次历史性的会面,这对父子才真正明白,他们一直走在同一条路上。此后的合作中,吴仲禧教儿子识别国民党军队的暗号、破译简单的密码;吴群敢则教父亲使用上海的新式电话、如何在证券交易的术语中隐藏情报。他们既是父子,更是战友。
黎明之后:初心不改
1949 年上海解放那天,吴仲禧站在南京路上,看着解放军入城的队伍,突然发现人群中那个熟悉的身影 —— 吴群敢正扛着红旗走在前列。父子俩在街头相视一笑,无需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新中国成立后,吴仲禧历任政法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继续为国家建设奔走;吴群敢则进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参与编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用另一种方式践行信仰。这对曾在暗夜里传递光明的父子,终于能在阳光下并肩前行。
多年后,吴群敢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从未教过我如何做地下党,却用一生教会我如何做一个有信仰的中国人。” 这句朴实的话,或许正是对这段 “潜伏父子兵” 传奇最好的注解 —— 在信仰的旗帜下,亲情与理想交融,个人与国家同行,即便身处最黑暗的时刻,也能走出最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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