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人员承认“抓错人”仍不释放，“放他走领导就麻烦”，困住无辜者两年

一个曾帮助破解区块链技术、亲手打开项目后台锁定主犯犯罪事实的技术人员，为何会以“诈骗从犯”之名身陷囹圄，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湖北省云梦县一起虚拟币诈骗案的判决，正牵动着无数关注司法公正者的心。当事人作为推广代理商，自2023年9月被捕，截至今年9月就将在看守所被关押满两年，始终坚称无罪，其家属与辩护律师直指办案机关认定当事人犯诈骗罪没有证据，程序违法，且回避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等多重硬伤，申诉程序已正式启动。这场围绕“清白”的抗争，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的命运，更叩问着司法程序的公正。

一、事件核心：从推广代理到阶下囚的转折

2020年，深圳市星某际节点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推出DIP币项目，对外宣称是创新虚拟币投资，实则在交易平台暗藏“后门”，可擅自操纵币价、转移用户资金。当事人作为一名区块链技术爱好者，对该公司的“操纵”行为并不知情，只是以业余推广代理的身份，通过社交平台协助宣传该项目。

2020年11月，当事人的朋友、项目技术开发人员杜某私下告知：“老板何某涛在后台偷偷套取用户资金。”得知消息后，当事人第一时间通知了自己联系的投资者撤离，并在圈内交流群里披露了项目风险。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何某涛，不仅遭到“不要乱说话”的威胁，更被何某涛私下与贾某强等团队成员约定“若出事就推到当事人身上”，成了预设的“背锅侠”。

2022年8月，租住湖北云梦县的一名投资者因被骗受损报案，案件由当地警方受理。2023年9月，警方跨省抓捕，共抓获4人，其中包括主犯何某涛，两名技术人员，以及当事人。起初当事人被指认为项目“操盘手”，后经侦查证实仅是众多的推广代理商之一。可为何在众多业余推广代理及推广机构中，只抓了他一个人？这难道不是抓错人后又将错就错吗？

被抓后，当事人积极帮助警方破案，提供技术支持，充当“老师”角色，教办案人员区块链知识，打开信息库后台门等等，相关部门才能看到主犯的犯罪事实和金额，完整掌握何某涛的犯罪事实与操作轨迹。从法律层面看，这种“帮助侦破本案”的行为及效果，完全符合立功要件，依法应认定为立功。需要明确的是，何某涛后续未退赃，是其本人拒不退赔的主观恶意所致，也是相关部门追赃挽损工作面临的客观问题，与当事人无关，更不能以此否定当事人的立功表现。

2025年3月，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受指使宣传虚假信息致用户损失”，无视其贡献，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同年6月，尽管律师和家属一再提示冤情、公道与公正，没有证据支撑，且当事人连犯罪金额都没有，可二审法院仍维持原判。

二、争议焦点：证据链与程序的多重疑点

案件的核心争议，始终围绕“证据是否足以定罪”与“程序是否公正”展开：

1.主观故意证据的矛盾性

公诉机关指控当事人“明知诈骗仍继续推广”，但支撑这一指控的核心依据，仅是2020年12月20日他发布的一条微信记录。然而，这一证据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从时间线来看，这条记录发布于当事人多次示警之后，且不在侦查机关认定的案涉犯罪时间段内。当事人早就多次提醒投资者“老板套钱跑路”，还向机构投资商披露了系统漏洞。一边是反复示警的记录，一边是被孤立解读的微信内容，两种行为指向的“主观故意”截然相反，公诉机关仅以后者作为定罪依据，显然难以成立。

2.损失关联的证据空白

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当事人与何某涛等人具有共同犯意，一审判决认定“103名被害人损失7776万余元”，却始终未明确其中哪些人是由当事人推广的用户，更未说明这些用户的具体损失与他的行为存在关联。家属痛陈：“他推广的人经提醒后都没亏钱，连谁是他的客户、亏了多少钱都查不清，凭什么定罪？”更令人唏嘘的是，当事人本人也是该项目的投资者，同样蒙受了损失。而且，相关部门至今没有查到当事人的犯罪金额。

3.关键证词的报复性

何某涛等人在供述中称当事人是“公司运营总监”，是对他此前披露项目问题的报复，为虚假证词。侦查卷宗明确记载，当事人不是深圳市星某际节点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的员工，只是业余代理，与何某涛无直接工作联系，仅对接贾某强、古某、何某辰三人，而侦查卷宗却无此三人的任何供述或证言。这些带着私人恩怨的证词，成了逮捕当事人并因司法惯性最终导致当事人被定罪的重要依据，却难以经得起逻辑推敲。

4.程序合规性的多处瑕疵

抓捕定性错误：当事人因被误指为“操盘手”被捕，后经侦查证实是非公司员工的推广代理，办案人员甚至向律师承认“最初搞错了”，还叮嘱律师“别说出去”，却仍拒绝纠正；

证据提交偏向：公诉机关未提交对当事人有利的关键证据，包括当事人在深圳南山相关部门的报警记录、告知漏洞、劝退用户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当庭指出“对其有利的证据未被录入卷宗”，却未获回应；

二审程序简化：作为无罪上诉案件，二审未开庭审理即维持原判。辩护律师申请调取当事人手机中与案涉事实有关的完整数据信息（其中包含提醒用户撤离的记录），二审法院以“无义务调取”为由拒绝，可当事人的手机自始至终由相关部门扣押，家属无奈反问：“证据在他们手里，我们怎么拿？”

立功情节漠视：当事人打开后台帮助警方锁定犯罪事实，是何某涛案侦破的关键一步。但检察院审查期间，为“帮公安兜底”未予认定；案件到法院后，若法院秉持公正、不相互包庇，本可依法认定，却同样不予认可，仅轻描淡写为“配合侦查”。相关人员曾私下告知家属：“检察院不认定，你们可以到法院申请。”可最终，两级司法机关都选择了沉默，未认可其立功情节。

三、程序争议：从“抓错人”到“不开庭”的连锁质疑

案件侦办与审判中的诸多细节，更让家属难以接受：

违法不予通知：当事人被拘留后，侦查机关并未依法通知家属，直至当事人被拘留20天后，家属才获悉当事人被拘留的消息，还是当事人请看守所管教告知的，期间家属承受的煎熬难以想象。

逮捕依据模糊：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期限的最后一天，公安匆匆送去补充材料，仅以一份聊天记录截图作为孤证，检察院便据此草率地对当事人作出逮捕决定。此外，相关部门提供的其他聊天记录中，明明有当事人告知骗局、劝退投资人的内容，却被刻意忽略。

纠错机制失灵：家属从知情人士处得知，相关部门内部曾有人透露，因担心办错案被追责，拒绝释放当事人，办案警官甚至直白地说：“放他出来，领导就要有麻烦。”这种为规避责任而维持错案的逻辑，让程序纠错彻底陷入僵局。

层级监督乏力：家属痛陈，当事人是作为“操盘手”被羁押的，在发现当事人不是“操盘手”后，检察机关、二级法院没有依法履行法定监督、审判职责，继续延续相关部门的错误。家属无奈地说：“检察院帮公安兜底，法院帮检察院兜底，官官相护，我们找谁说理？”

四、事件反思与申诉诉求

该案的争议，早已超越个案本身，它折射出虚拟币案件审理中的共性难题：当技术复杂性遇上司法程序，如何避免“客观归罪”？当跨地域侦办掺杂利益考量，如何坚守证据标准？

目前，当事人家属已委托律师提交申诉材料，核心诉求清晰而迫切：完整调取当事人的手机存储信息，核查他通知用户撤离的记录，还原案件全貌；明确103名被害人中与当事人推广行为存在关联的具体人员及损失，若无法证实，则应排除相关指控；认定当事人帮助破案的行为构成立功；审查公诉机关证据提交的完整性与侦办程序的合规性，纠正“选择性举证”“程序简化”等问题。

“他帮警方破了案，最后却成了阶下囚。”当事人家属的这句话，道尽了这场争议的荒诞。眼看今年9月就将迎来被羁押两周年的节点，92岁的外婆仍在日日盼他回家，而这场关于清白的抗争，还在继续。

只有彻底查清每一份证据，纠正每一处程序瑕疵，才能让正义真正站得住脚。这场持续两年的争议，最终将走向何方？它不仅考验着相关机关纠错的勇气，更检验着“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承诺——毕竟，每一个案件的公正处理，都是公众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