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各个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但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为了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只能从宽处理战争罪犯。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诞生，用于执行对在押的1000多名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

该法庭是由两个法庭组成，庭长是贾潜。他负责露面审判，而全程参与指挥的，却不在第一线的，是开国中将钟汉华。凡是出面露头的事，钟汉华总不愿参加，自称是不善言辞，但总的事情，大到审判程序的安排，小到参与人员的言谈举止，钟汉华都有具体要求。

钟汉华早在1955年3月，就被任命为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院长是陈奇涵。钟汉华初来乍到，陈奇涵就找他谈话：“近年，我身体不大好，不能坚持日常工作，主持法院的日常工作的事，就交给你了。”此后，钟汉华在该单位工作了长达6年时间。

同年授衔时，陈奇涵是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军衔，钟汉华是唯一的一位军法中将。军法军衔与其他军种和兵种的不一样，是白牌。

1956年12月，高克林副院长建议，中国不能有两个最高人民法院，建议把军事的，改称“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就这样，陈奇涵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钟汉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

钟汉华在任上，驳回了很多死刑。钟汉华说，战争年代，枪决强奸犯，那是战争年代所使用的必要手段，在和平、法律健全的时期，不宜用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主张不杀，不判重刑，酌情能保留军籍的，也不宜一律开除。

有这么一桩案子。有个领导的秘书，调到北京工作时没有带爱人。他爱人来京看望时，夫妻发生争吵，不久有人报案，说这个秘书的爱人到颐和园跳湖死了。

秘书单位的法院定案是，秘书杀了妻子，建议死刑。情况上报到钟汉华这里，他马上派调查组去调查取证。结果并非是秘书杀妻，而是两人感情不和，妻子一时想不开选择了跳湖，是自杀。

在钟汉华的主持下，男方被无罪释放了。类似这种驳回死刑的案例很多，他一贯主张“力争不杀人，或者少杀人，一时弄不清，有争议的案子，先把人的命留下来，再弄清问题。”

在判决日本战犯前，高克林副院长向钟汉华传话：“要克服民族感情的障碍……从宽审判要落到实处。”当时，一部分参与执法的同志，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一些同志明确表示，拒绝参加这种审判。钟汉华夹在中间，只能硬着头皮做执法同志们的思想工作。不能怪底下人“不干活”，不少人都认为，我国对日本战犯太宽大了。

1956年6月，沈阳共审判了30名日寇战犯。这些人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这里只讲述两个日寇战犯的罪行。

一、铃木启久。从1941年2月至1944年10月，铃木启久从联队长一直升任为师团长。他的指挥部设立在河北，他曾亲自下令，制造了6起集体屠杀河北老百姓的大血案。

其中，铃木启久的队伍光在潘家戴庄一次就屠杀了1280多人。开庭时，村里活着的农民周树恩出面作证，他一家12口，被杀了6口。他被日寇用刺刀刺了数刀，大难不死捡回一条命。在这些证据面前，铃木启久跪地磕头求饶。

二、藤田茂。1939年4月，藤田茂担任联队长时，在山西的上段村，屠杀老百姓180多人。开庭时，村民张葡萄出庭作证。她一家5口全部被藤田指挥的兵，用刺刀刺死刺伤后，丢在了一口枯井里。

藤田茂带队离开后，乡亲们返回村子，把人从井中捞起。张葡萄侥幸存活，却也落下了终身残疾。张葡萄在控诉时，满眼悲伤、憎恨。她愤怒到极点时，一度想奔过桌子一边来抓藤田茂。

其实，藤田茂的罪行还有很多。比如，他曾亲自指挥手下用中国人作“活靶”，对士兵进行“试胆训练”；还强迫老百姓踩雷，作“地雷威力”的试验。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藤田茂和铃木启久一样，供认不讳。

钟汉华受命对这些战犯进行审判时，他一开始也是无法理解上级要求宽容审判战犯的指令。但他的脑海中，时不时地会想起小林静夫同志。此人就是从一个没人性的法西斯军人，转变成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革命同志，最后牺牲在了冀南抗日前线。

钟汉华认为，中央作出采取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决策，比杀几个鬼子的头，所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

藤田茂返回日本后，担任日本侵华军生还者协会会长，积极从事反省悔过，促进日中友好的工作。他还多次来到中国访问、谢罪，并且还受过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钟汉华在审理日本战犯的过程中，并未露面，但他全程指导了工作，很好的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钟汉华临终前，提及此事后，依旧坚持说：“做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