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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国共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在美援支持下调集重兵，意图通过“全面进攻”迅速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

在华北地区国民党方面计划夺取战略要地张家口，打通平绥铁路和平汉铁路北段，从而将中共控制下的晋察冀解放区切割开来，制造包围态势。

这一计划的核心在于先打张家口，控制铁路干线，形成战略分割，并以武力逼迫中共在政治谈判中屈服。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战略图谋，中共中央和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高层决定实施“先发制人”的战略。

目标就是攻占晋北的关键节点——大同，大同位于山西北部，是阎锡山晋绥军在山西北部最大的据点。

一旦攻下大同，一方面可以并以此为支点彻底肃清山西北部的阎锡山势力，另一方面可以晋察冀与晋绥解放区之间的联系，使我军两大根据地彻底连成一片。

从地图也可以看出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其实中间就隔着一个大同，只要大同被攻下局势就会截然不同。

根据部署，聂荣臻与贺龙联合指挥晋察冀、晋绥两地主力部队，成立大同前线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

此战我军参战兵力涵括了晋绥军区贺晋察冀军区两大军区，总兵力达到15万人，而作战目标大同内的守军只有两万余人。

按照道理来说我军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应该可以快速拿下大同才对，为何此战却先胜后败？

02

首先看兵力部署，我军参战兵力约30个团，涵盖晋绥第三五八旅、晋察冀第三纵队第七、第八旅，第四纵队第十旅、教导旅以及各地游击支队和县大队等部队。

配属炮兵力量也达到一定规模，包括十余门山炮和三十余门迫击炮。

国民党大同方向由第二战区北区总指挥楚溪春负责防守，防守兵力总数达2万3千余人。

其中主力只有一个暂编第三十八师，另有保安总队、交警队、新编骑兵第五、第六师、第四十三军通信营等。

南郊以暂编三十八师为主，负责防御七里村、水泉湾、周家店等要点；

东郊由第一团一部及地方保警大队防守沙岭、曹夫楼一线；

北郊由总部直属部队和马占山部守御白马城、操场城等地。

机动兵力部署于城内，随时准备机动反击。

尽管整体兵力不如我军，但凭借坚固工事、丰富守城经验以及空军与装甲车辆支援，城防体系颇为严密。

1946年7月20日，解放军攻取应县，战役正式打响。

至7月底，外围作战基本结束，我军占领怀仁、口泉等地，包围大同城。此时，晋察冀、晋绥联军已基本完成合围，准备发起总攻。

然而，从8月初开始，攻城战就陷入困境。

由于大同城防坚固、敌人火力强大，加之我军攻坚经验不足、重武器缺乏，导致战事迟缓。

城东沙岭方向的战斗尤为激烈，晋察冀教导旅数次攻击未果，邱蔚率晋察冀第四纵队第十旅增援亦遭重挫。

城南方向，八旅与刘苏部攻占部分外围据点，但在攻击飞机场时伤亡严重，战况反复。

即使如此，解放军仍在各方向逐步推进：8月底攻克曹夫楼、南庙；9月初控制东关、西关车站。

至9月7日基本清除大同外围防御体系。若按此趋势发展，大同城失守似已是时间问题。

03

此战的变数就在于傅作义。

因为大同被我军左右夹击，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抗日战争中也损失惨重，根本无力支援，可以说大同就是必死之地。

然而在大同战役进入攻坚阶段之际，国民党方面发生关键变化。

9月初，蒋介石亲自督促傅作义支援大同，并将大同由阎锡山管辖转至傅作义控制。

这一命令立即调动了傅作义的作战热情，既然把地盘划分给他了，那么自然就要努力作战了。

为了增援大同，国民党傅作义所部调动了北平驻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及四个骑兵纵队共计3万2千人，组成大军向大同方向增援。

傅作义选择了极具战略眼光的一着——并未直取大同，而是突然转向，攻击我军后方的集宁。

9月5日，傅军攻陷卓资山，我军仓促调集第三五八旅增援。随后又将第一纵队两个旅、第四纵队一个旅北调，企图集中兵力歼灭傅部援军。

然而这一部署反而削弱了我军在大同城下的包围攻势，使攻城主力兵力不足，未能一鼓作气拿下城池。

9月9日，傅军攻抵集宁外围，空军支援密集，暂编第十一、第十七师与新编三十一师多路推进，向卧龙山、南营房等高地发动猛攻。

9月11日下午，我军反攻成功歼灭部分傅军，但未继续扩大战果，而是选择西进攻击第一〇一师，结果遭遇强烈反击，战场僵持。

傅作义识破我军战术意图，抓住机会转守为攻，调集重兵反扑集宁。

我军因疲惫、伤亡重，加之城市守备空虚，9月13日晚被迫放弃集宁。

集宁已失，再攻大同其实就已经没有意义了。9月14日，为避免被傅部从后方包抄，大同前线指挥部命令部队撤围。

就这样，大同集宁战役由胜转败，我军在两个战场均未达成预定目标。野战军撤回休整，战役宣告结束。

04

大同战役的失利直接导致了华北战略局势逆转。

9月下旬，趁解放军主力疲惫不堪，国军第36集团军突然对张家口发动进攻。因守军兵力空虚，仅有一连防守，最终张家口迅速失守。

张家口作为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其失守不仅是战略要地丢失，更在政治、心理层面形成重大打击。

至此整个晋察冀军区陷入长期被动局面，战役成果尽失，士气受挫。

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并非由于兵力不足，相反我军兵力达到了国民党守军的六倍之多。即使加上傅作义的援军，我军可用兵力也是敌军的三倍。

后续我军内部讨论此战的失败在于指挥上的混乱与失误。

第一，战役目标不明确。围绕“攻城”与“阻援”之间反复摇摆，致使兵力调动混乱，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导致攻城不成、阻援亦败。

第二，轻敌冒进。指挥部对傅作义的判断明显失误，未预料其会迅速集中兵力从集宁迂回打援，致使我军后方突然受威胁。

第三，重兵分散，战役计划随局势摇摆。集宁之战原本可坚守待援，却主动出击，反被敌军各个击破；大同方面则在关键时刻抽调兵力北上，导致攻势中断。

罗瑞卿后来坦言：“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完全违反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典型战例。”

虽然大同集宁战役失利，但这场战役也为中共提供了宝贵的战略经验与教训。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集中兵力，选择局部优势、速战速决，不能像此战一样在多个战场犹豫不决。

后来诸如苏中战役、鲁南战役中，我军吸取教训，往往能够在相对劣势下组织精确打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最终取得一系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