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党逐步从最初的“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在“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下，周恩来、叶剑英等一行人奔赴西安、南京展开会谈，由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西安事变不仅打开了中国抗日新局面，也让位于陕北的红军主力得到喘息的机会，被国民党军反复围剿的困境得以缓解，实在是一桩可遇不可求的幸事。

然而，从事件属性来看，西安事变有着很强的偶然性，假如事变没有发生，我党以及红军主力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呢？

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问题的答案，徐向前晚年有过透露，也因此牵出了更多看似相互独立却与西安事变关系紧密的史实，为后人呈现了更加全面、真实的抗战画卷。

1935年，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到陕西“剿共”，我党开始通过多种途径与其接触，向他们宣传抗日主张，传达抗日的必要性，还积极协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逐步赢得了东北军官兵的信任。

张学良及杨虎城就是在与红军的频繁秘密接触中，逐渐认识到我党抗日主张的正确性，也看到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产生怀疑，逐渐产生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想法，这样的思想的转变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如前面的古语所言，我党在坚决抗日、抵抗国民党军围剿的同时，从未放弃过争取同盟、找寻自强抗争的新路径。

说到这，很多人会想到命途多舛的西路军，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尚未启动的计划，也就是晚年徐帅提到的党中央保留的一招“杀手锏”，即“第二次长征计划”。

当年，位于陕北的中央红军不足万人，就在1935年冬天，军备物资连将士们的冬装都无法保证，彭德怀因此找到毛主席，我党领导人已然认识到非战斗减员的威胁，就更别提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第二次长征计划”呼之欲出。

计划核心是将红军主力分兵两路展开突围，分南北两路向东发展，以利于支援绥远抗战，或者向东南转移做战略迂回，由此穿插到晋西地区，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保存有生力量并伺机重新创建根据地。

为了确保计划的可行性，我军暗中展开充分准备。

一方面，全军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派出侦察队伍提前勘察了多条可能的突围路线，并在沿途设立了秘密联络点。

与此同时，我军还与地方武装和民众建立了联系，为突围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至于西路军的使命，也可以看作是此次计划的一部分，由徐向前、陈昌浩部组成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创建根据地，争取通过新疆取得与苏联的联系，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

由此可见，我党带领下的红军采用的军事战略是十分全面的，甚至想到了接通苏联，提高我党的军事政治实力和影响力，此举同样有助于达到强大自我、逼蒋抗日的目标。

可还没等计划全面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其中也包括孤军奋战的西路军奉命东归。

所以说，“第二次长征计划”没能实施，还有西路军的损失惨重，最重要的原因都与西安事变发生有关，这也是如今的后人在纵横、纵深回顾史实意识到的问题。

此外，在《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中，毛主席是在1936年11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中共中央必须改变行动方向”，党中央于2日后正式做出了“红军主力向南行动”的决议，碰巧的是，这一切都因西安事变的爆发戛然而止。

了解了这些史实就会发现，与其说西安事变是我党及红军的幸运，不如说毛主席带领下的我党及我军真的不可战胜，一腔爱国热血下的未雨绸缪、殚精竭虑、运筹帷幄才是决胜的根本。

因为想要带领羸弱的中国救亡图存，我党及我军迸发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哪怕西安事变没有发生，我党还是会通过“第二次长征计划”等方式，继续寻找抗战新路径，无论多么艰难，哪怕抗战进程会因此无限延长，中华儿女还是会迎来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