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敦河位于大兴安岭北坡,属于海拉尔河的支流。我军按着鄂伦春人廷宝指引的方向,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向札敦河挺进。

1941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军露营时用洋铁桶在篝火上焖饭,香味扑鼻,饱餐一顿后,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首先王明贵说明部队不能隐蔽在毕拉河畔进行冬季休整的原因:敌人已经发觉我们三支队隐蔽在毕拉河一带,集结了兴安东省、兴安北省、嫩江省、黑河省的兵力“围剿”我抗联三支队。为了粉碎敌人冬季＂大讨伐”的阴谋,我们必须撤离毕拉河,绕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去进行战斗。其次向干部讲清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要把敌人远远地甩到后面,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攻击札敦河的敌人,破坏敌人的掠夺计划。会上,王明贵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其有利条件是敌人想不到我们会回师北上,出其不意克敌制胜,其不利条件是大兴安岭北坡,气温已经接近零下四十度,冰天雪地,寒气袭人,不利作战。于是,我军规定,为了防止战士冻坏手脚,行军时一律不准骑马,露营时一定要点燃篝火。与会干部都表示做好思想工作,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坚决完成战斗任务。

第二天,阴沉的天空,朔风卷着漫天大雪,我军艰难地走到了北大河西北,走着走着,忽然队伍后边有人喊起来;“方向错了! ”部队停止前进。王明贵等几个领导同志取出指北针一对,又发现指北针失灵了。当时判断,这一带地下可能蕴藏着铁矿,不然指北针不会失灵。战士们兴奋地说: “大兴安岭到处都是森林和矿藏,可真是宝地呀!决不能让日本人把我们的宝藏挖走,保卫它是我们神圣的责任。抗战胜利了,到这里开矿! ”当时,我军只能利用地形、树木判断方向,继续走了20多里地,指北针又恢复了功能。

第三天,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四十多度,西北风呼啸着,刮起了“大烟炮” ,天昏地暗,寒风刺骨,飞雪刮脸,战士们用防寒的东西缠头盖脸,只露出两只眼睛。七大队队长杨利荣,拿眷指北针在队前领路,每走十几分钟,就要换一个人在队前开路。中午时, “大烟炮”刮得稍小一点,在前面开路的小队长王长海忽然发现前方二三里处有一片房子。王明贵赶到队伍前面,用望远镜从树林空隙向远处瞭望,看见前面有个大屯子,方方正正的,四周有围壕。判断这可能是敌人的营地,在它的北面有一片房子,估计是工人的住处。王明贵考虑敌情不明,不能冒然行动,于是,指挥部队绕过大屯,向北走了三华里,找个隐蔽地方,生火做饭,休息待命。王明贵派出两名战士侦察敌情。

侦察的战士身穿便衣,隐蔽在日本伐木公司(四方形有围壕的屯子)和工人住的屯子之间路旁的大树墩后。约有10分钟左右,从屯子里跑出来一张马爬犁。清晰地看到爬犁上坐着一个身穿光板羊皮袄、头戴狗皮帽的老板子。他抱着皮鞭子,脸朝后坐着,任凭两匹马顺着大路往前跑。我军两名侦察兵神速地抢到爬犁前头,揪住马笼头。老板子误认为马偷懒不走了,他头也没回,晃了晃大鞭,喊了声“驾! ”爬犁仍然丝毫不动,老板子回头一看,发现两个手持短枪的年轻人拦住了去路,他吃惊地坐在爬犁上,不知所措。两名战士满面笑容,和蔼地说:"老乡,不要害怕,我们是抗日联军,麻烦你跟着走一趟,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说完两名成士跳上了爬犁,回到部队。

两名战士把老板子带到支队长面前,报告了经过。王明贵问老板子

“你叫什么名字?赶爬犁到哪里去呀?”他说: “我叫李鸿声,给伐木工人送热食去的。”接着王明贵向他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李鸿声惊喜地问道: “你们是八路军吧!”王明贵向他解释: “八路军、抗日联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打日本关东军的部队,都是人民的子弟兵….."李鸿声兴奋地说: “我在山东家见过八路军,由于闹饥荒才逃到大兴安岭来砍木头。”于是,他离无顾虑地介绍了札敦河伐木公司的情况,这个公司叫札敦河益昌公司,地处免渡河东侧,公司大院门前设有岗哨,有伪军一个连,住在两个营房, 20多个日本军官住在大院东侧的一个小院内。听了情况后,三支队的领导进一步研究了袭击札敦河伐木公司的战斗方案,决定待敌人就寝后,派冲锋队乘马爬型,快速行进,缴哨兵的枪,然后冲入院内,包围敌人解除其全部武装。

11月18日晚8时,王明贵向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冲锋队长修身带领七八名冲锋队员乘坐李鸿声驾取的马爬犁,在队伍的前面引路。

夜间10时许，战士打好了马桩子,队伍跟在马爬犁后边,来到公司大院门口时,正巧敌人哨兵回屋换岗,大门敞着,借此机会爬犁径直冲入院内。李鸿声机警地引导冲锋队冲到了警察队的住处。战士先擒住了换岗的哨兵缴了枪,然后冲进营房,大喊一声: “不许动!缴枪不杀! ”躺在床上的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惊醒了。有一个伪军官伸手摸枪,被我军一名机警的战士发现,就地击毙了。其余的伪军都乖乖地投降了。随后八大队的一个中队包围了日本人的住处,战士们隐蔽在用木柈垛的院墙后边,用日语命令他们投降。但这几个日本人仍据垒顽抗。我军甩进去几颗手榴弹,把这间房子和周围的木柈炸起火,有几个没穿棉衣的日本人从后门逃出去,冻死在雪地里,没逃出去的日本人都被烈火烧死。

在战斗进行中,七大队的战士们打开各个仓库,套上十几张马爬犁,往回运大米、白面和其他物资。在这次战斗中,我军缴获了伪军的新棉衣、棉裤、毡靴、皮帽子、新羊皮大衣和毛毯等物资,装备了部队。另外还缴获机枪三挺、捷克式步枪30多支、德制步枪二支、子弹2000多发,全部装上爬犁拉走了。在临行前,我军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打开仓库取出棉衣、棉裤,分给俘虏御寒。

11月19日清晨,我们的爬型满载着胜利品到了工人居住的地方,李鸿声跑进工棚,招呼工人们出来欢迎我们,然后,他给工人兄弟讲述昨晚抗日联军英勇地消灭日本人、俘虏伪军讨伐队的胜利经过，工人兄弟听了无不欢欣鼓舞。

我军在这里召开了伐木工人群众大会,宣传了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当时就有49名工人参军。其中有李鸿声、苏少东、孟宪庭等。李鸿声参军还有一个波折,他有一条腿走路稍跛,报名时有个大队长不同意他参军。但李鸿声坚决要求参军,最后找到支队长,一见面他就说: “支队长,打札敦河是我带的路,我一定要参军跟你们走,我要抗日救国。”王明贵见他要求参军的态度诚恳,意志坚决,就批准他入伍。我军将新战士分到各大队、中队,发给枪支弹药,换上服装和背包,配备了马匹。

这时的抗联三支队已经扩大到100多人。

挺 进大杨气

10月21日,三支队每人带足十天的给养,从札敦河浩浩荡荡地向东出发了。这次行军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爬雪山,穿森林,过江河,连续步行了500华里,对新战士确实是个严峻的考验。我军的负荷很重,行军的速度自然很慢,每日行程不过五六十里,新战士在老战士的带动下,全体同志情绪饱满、斗志昂扬。每晚老战士主动教给新战士露营的方法,新战士教老战士怎样伐木,他们有说有笑,呈现出一片团结友爱的热烈场面。

11月24日,队伍行至北大河,误认为将追踪的敌人甩掉了,支队部决定借此机会训练新兵,教一些认识、使用枪支的基本常识和射击要领,以迎接新的战斗。当日在我军宿营地百米以外削掉了一块树皮当靶子。新战士每人都射了一枪,枪声震撼山岳,差不多都击中了目标,成绩良好,新老战士的情绪十分活跃。下午新、老战士在一起召开了一次迎新娱乐会。有名新战士唱起了《游击队之歌》,歌词为: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抗联战士对这首歌的歌词虽然很生疏,但对歌词所表达的意义却感到非常亲切,王明贵和陈雷同志判断这是我们共产党军队的歌子,不知道这个新战士怎么会唱?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造他是山东人,原为新四军某部战士,在一次战斗中,队伍被敌人打散了,他流落到大兴安岭札敦河,当了伐木工人。

夜幕降临了,战士们躺在篝火旁,很快入了梦乡。王明贵察看地形和检查各大队的露营情况,回来后又发现警卫员宋喜林的鞋(奇克密)开线了,他取出针线包,借助火光很快把鞋缝好了,又唤醒小宋穿上试一试。这时,突然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原来是敌人摸上来打死了我军的哨兵。天黑看不清究竞有多少敌人?也不知敌人隐蔽在什么地方,小战士叶青林一骨碌爬起来,操起机枪,顺着山道朝敌人扫了一梭子弹,又听不见敌人的动静了。王明贵立即命令三支队指战员,马上撤离火堆,做好反击敌人的战斗准备。果然,相隔20分钟以后,敌人朝火堆又开始猛烈射击。结果敌人打了空枪,浪费了不少子弹,我军安然无恙。王明贵带领一支队伍迂回到敌人侧翼,向敌人反击,敌人退却了。因为不掌握敌人情,故而收拾行装,连夜撤离该地。

12月2日,我军靠着仅有的一张伪满洲国地图来判断方位，靠指北针确定方向,穿过了人迹罕见的茫茫林海,走到了一个叫做＂别力河杨把头挡亮子＂的地方。在距此地10余华里的张王河口,有200名敌人正在“讨伐”,在诺敏河有五六百伪满军堵击。敌人妄图利用天险,迫使三支队背水一战,以达其覆灭我全军的目的。我军面临的形势是,对岸是四五十里长的大石趟（石头山）,后有敌人大部队“围剿” ,陷于前进无路、后退受堵的绝境。而这支英雄的队伍,精神抖擞,斗志高昂,一致表示决不后退半步。于是大家开动脑筋,献计献策,终于发现一个石洞,研究出来一种用大量木棒垫平洞穴的办法安然通过了。结果敌人大尖所望,一无所得。曾有一个日本军官垂头丧气地哀叹: “共产党的部队,莫非长了翅膀? "此后我军的行军速度加快了。12月4日通过了诺敏河, 12月6日又过了奎勒河, 8日到达甘河。

在甘河鄂勒格气店房,遇见了鄂伦春人赶着13辆大勒勒车,经询问得知是日本人雇来送粮食的。这时,我军的粮食已全部用完,所以向他们耐心地做宣传工作,申明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各民族联合组成的抗日救国部队,是一支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军队,不打骂群众,不侵害群众利益。主要靠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充做抗日经费。现在,为了坚持抗日到底,保持部队的体力,不得不要求从他们车上的粮袋中倒出些粮食,接济部队,帮助我们度过难关。这几位鄂伦春人听了之后,明白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慷慨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当日他们奔往多布库尔河,同我们热情地告别了。

我们离开甘河以后,一路顺风。12月9日走到一处不知名的山寨,天黑了,支队决定就地露营。在此地,碰巧遇上了几名打猎的鄂伦春人,他们的马背上驮满了狍子、罕达犴、鹿等猎物。

开始他们以惊诧的眼光看我军,无非是怕无偿占有他们的猎物。经过攀谈他们放心了,还多次主动让我军吃煮熟的狍子肉,但都被婉言谢绝了。他们说: “抗日联军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最好的中国军队,并不是日本人所说的"匪贼。”从谈话中,知道日本人在他们的家乡阿里河给猎人发了枪,编成讨伐队。此外还了解到大杨气无人采伐的消息。12月10日下午,我军在路上又巧遇来自大杨气木业采伐公司的几名职员,进一步证实了鄂伦春猎人说的都是实话,使我军更加坚定了奔袭大杨气的决心。我军对大杨气伐木公司职员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他们愉快地接受并主动承担给队伍当向导的任务。

据大杨气伐木公司的职员介绍,大杨气伐木公司的规模很大,总公司设在大杨气。在多布库尔河流域还有许多的伐木场,到处有仓库和粮食。果然,我军于12月11日到达了小杨气伐木场,犹如进入无人之境,没遇到任何抵扰。在伐木场遇到一些朝鲜工人和中国工人,他们都是被日本雇来的苦力,对于我军没收仓库的一-切物资都表示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其中有些工人来自朝鲜,他们更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三支队教导队长安永化等向朝鲜族伐木工人和放木排工人介绍中朝抗日志士并肩战斗的革命情谊,他们都表示钦佩,并向我抗联三支队致以深切的敬意!

12月12日凌晨两点,我军进入满鲜木业八大一,当日下午2时进入中杨气, 13日进入大杨气,14日早晨一点进入库楚河。对这些满鲜木业采伐公司的近3万余斤粮食、几万斤豆饼以及大量的生活用品(服装、鞋、帽、香烟、肥皂、食盐、药品、白菜、萝卜等等)全部没收。在战争年代,粮食对我军来说是宝中之宝,将其贮存在深山密林中，以备来日之需。

三支队取得大杨气的胜利之后，估计加格达奇、嫩江一带的敌人会很快到多布库尔河流域进行＂讨伐＂。抗联根据多年同敌人战斗积累的经验，做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因此，支队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认为部队扩大到一百三四十人,新兵超过半数,下步的战斗任务是越过伊里呼里高峰,找个安全地方训练新兵,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战斗。

在宝吉金矿整训

1941年12月17日,天气半阴半晴,空中飘着清雪,浓雾笼罩着天空。我三支队从大杨气出发向多布库尔河上游走去。尽管河的两岸积雪深过一尺,荒路崎岖不平,并有塔头、沟塘、倒木、葛藤、杂树等许多障碍物,这些并没有阻挡我军前进的步伐。每个指战员都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咬紧牙关,紧紧地跟随着用斧、锯开路的尖兵前进。抗联战士胸中抗日烈火燃烧到海拔1500余米的伊里呼里高峰,他们为自己踏出一条开辟大兴安岭抗日游击区的新路而自豪。

12月19日,北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象针刺一样难受。我们艰难地走了一整天,仍在半山腰爬行。第二天继续往山顶上爬,忽然发现了一个高大的木架子。王明贵的警卫员宋喜林当年只有十七八岁,身材不高,敏捷勇敢地爬上了这30多米高的瞭望架,用指北针和望远镜眺望,发现20里以外有雾,从地图上判断那里是老沟,距我军要去的余庆公司约15华里,同志们的情绪顿时高涨。12月21日,我军终于到达了乌苏门河沿岸宝吉金矿了。据了解,呼玛县境内遍地是黄金,金矿至少有数十处之多,大部分归余庆公司管辖,采的金子都上缴伪满洲国银行(实际是送交日本国库)。三支队根据确定的方针,在宝吉金矿整训队伍,加速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扩大大兴安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因此,我军到达宝吉金矿的第一天,立即抓紧清理库存物资,发现此处存粮足够500人吃4个月,这就具备了我军在这地方训练部队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王明贵还派出一支小部队占领了附近的塔音沟金矿,又得到了很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部队的整训工作更加有了充分的物资保证。为了保守秘密,召开了金矿工人大会,宜传抗日联军的性质和任务,要求工人在我们离开此地之前,绝对不能泄露消息,以防敌人闹风出动,进行讨伐。

从12月24日开始,支队领导全力投入了紧张的训练活动。王明贵和王钧同志讲军事课,陈雷同志讲政治课,各大队长负资课后辅导,帮助战士理解和掌握所学课程的精神实质。训练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除非遭到敌人袭击,一般不得干扰。训练大约进行了一个月,战士们收获很大。政治课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进行教学,从战士的思想实际出发,讲了《日本的侵略政策》,使新老战士进一步明确日本侵略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针对新战士对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够,讲解了《克服抗日战争的悲观失望情绪》 ,从而提高了对中国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为了使新老战士对中国近代历史知识有所了解,还系统地讲解了帝国主义侵华史,提高了爱国主义的思想觉悟。最后,着重讲了《全民族当前的紧急任务》 ,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进一步武装了战士头脑。

军事课也是根据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需要进行的。王明贵着重讲解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当时根据新战士的接受能力,运用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法进行数学。开始讲的是射击准则和射击规范,同时进行了实弹射击,战士们很快掌握了射击技术。

其次,讲了行军、露营、防冻等军事常识,从而减少了疾病的发生,提高了游击战争生活的自卫能力。再次,以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成》和彭德怀同志《论游击战术》的思想为指针,结合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讲述了奔袭、袭击、伏击等几种常用的战术,提高了全体指成员打击敌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整训期间,还穿插进行了识字、计算、自然、地理等知识性的教学,使大家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求知的欲望更加高涨。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抗联还挤出时间,举行了文娱晚会,大家尽情地表演、唱歌、跳舞,表现了抗日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临近春节的时候,从南瓮河来了一对鄂伦春夫妇,抱着一个三四个月的小孩。经过盘问,观察其动态,没有发现有任何特务嫌疑,天黑留他们住在我军的宿营地。这对夫妇看抗联说话和蔼,不歧视少数民族而解除了惊恐之感。他们对呼玛的很多金矿比较熟悉,都一一向我军做了介绍。整训结束之后,我军给拿了粮食,请他们回家了。阴历年过后,又从四道沟来了一个40多岁的汉族人,自称是淘金工人。大家观察其行动和言语,发现可疑,但经过进一步盘查,什么都不说,只是像害怕的样子,从口供看不出是敌人派来的特务。有的同志说揍他一顿或干脆杀掉算了。王明贵说,杀死一个中国人,正好上了日本人的当,也不能打他,因为打出来的口供不可靠。怎么办呢?我军对他必须进行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于是支队干部轮流找他谈话,讲民族气节,讲爱国主义,讲抗日前途 .这个人在我们宿营地呆了两天,终于说了实话。原来他是四道沟金矿工人,是日本人逼他来侦察抗联踪迹的,来回只给他5天时间,如果第5天不回去,日军就往余庆公司(宝吉金矿)进行“讨伐”。我们放他走后,用两天时间整理行装,迅速转移。

战斗在呼玛河畔

呼玛河由南而北静静地流过呼玛县全境,而后注入汹涌奔腾的黑龙江。在它右岸的大小乌苏门河、塔河、倭勒根河、嘎拉河和绰纳河流域都是我国历史悠久的黄金产区。当年设在呼玛县境内的余庆公司是日本掠夺黄金的大本营,压榨工人的阎罗殿。这里有上万名淘金工人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成年累月过着与世隔绝的人间地狱生活。他们盼望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当三支队占领乌苏门河流域的宝吉、塔音沟两个金矿之后,立即发动工人,斗倒了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把头,金矿工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在我军整训期间,抽出一定的时间,通过大会、小会,促膝谈心,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觉悟,在呼玛河畔撒下了革命火种。

1942年1月下旬,三支队全体指成员,经过整训,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地高举着抗日救国旗帜开始东征。1942年1月26日,我军占领了吉龙沟复兴金矿,缴获粮食16000余斤,其他胜利品甚多。三支队一贯坚持的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的革命传统作风，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此后,我军先后攻破了宏西利、西乌勒、兴隆沟等金矿,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有时偶尔遇到矿警队抵抗,均不堪一击,乖乖地交枪投降。为了瓦解敌人,我军对俘虏执行宽大政策,对其进行爱国教育后全部释放。同年1月末,又打开了会宝沟金矿,这个金矿的规模比较大,有淘金工千余人。工人得知矿警队被抗联缴械的消息,都秘密地奔走相告。因我军人少枪多,只好把缴矿管队的枪都砸得稀巴烂,扔到河里去。但得到的子弹都尽量分到战士们的手中。这个金矿的粮食和生活用品也非常丰富,我军打开仓库补充了给养,其余的物资决定分给工人群众。然而,工人群众不肯领取仓库里的物资,恐怕事后引来大祸。工人的心情我军是理解的,停止了发放。根据敌人的动向,我军不能在一个矿常住下去,在临行之前,镇压了人人切齿痛恨的把头,工人群众则以惊喜和欣慰的目光表达难以说出的感激之情。

在新的抗日斗争形势下,支队部从长远考虑,决定选拔10名战士,送往苏联学习电讯技术,以适应今后长期艰苦斗争的需要。

所以,我军在打开闹达罕金矿之后,便抓紧时机,就近送梁成玉等10名优秀青年战士去苏联学习,部队沿着通向黑龙江右岸旺哈达方向进发。不料,我军刚刚走出金矿两公里,尖兵发现有三辆满载日军的汽车迎面而来,当即遭到敌人猛烈射击。在激战中王钧同志的腿负重伤,王明贵骑马绕到敌后,瞄准了挥舞着战刀的日军少佐,一勾扳机他就见“天照大神”去了。这时我军乘敌军阵地一片混乱之机进行猛烈反击,敌人见势不妙,抬起日军少佐的尸体,装上汽车逃之天天。在这次战斗中,指导员赵喜林也负了伤,新战士李长海不幸牺牲。战斗结束后,王明贵用木板和纱布包扎了王钧同志受了重伤的右腿。然后,带领宋喜林、叶青林、李国钧等10余名同志,护送王钧、赵喜林和十几名学员骑马来到黑龙江边，直到目送他们从旺哈达顺利过江去苏联。陈雷同志帶领大部队到倭勒根河口等候王明贵等回到部队后，在黑龙江附近的三间房，与来犯之敌进行激战后安全转移。

血战库楚河

王明贵率领的三支队进入大兴安岭半年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行动,先是摧毁了多布库尔河流域的木业,然后挥师南下,在甘南、阿荣旗一带开展了平原游击战，相继打击了中东铁路支线二十六号车站的敌人,解除了札敦河伪军的武装。继而又挥师北上,横扫呼玛河流域的金矿,使敌人惶恐不安,视三支队为眼中钉、肉中刺。1942年2月初,日本关东军探听到三支队活跃在与苏联接壤的国境地带,感到特别吃惊。于是便动员伪黑河省、嫩江省、兴安东省、兴安北省的日军、伪军、兴安军、森林警察共计2万余兵力,在飞行队的配合下,用无线电进行联络,向三支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讨伐”,企图将三支队一举歼灭。为了使敌人的阴谋破产,在倭勒根河左岸,王明贵同陈雷同志商量了今后游击战的计划。这时,三支队的队伍有较大发展,由年初60人增至170多人,要枪有枪,要弹有弹。因此,他们最后决定从大兴安岭回到嫩江平原开展游击活动。于是边行军边战斗,由黑龙江边开始往微江、讷河方向进军。2月初,经过北西

里金矿顺着倭勒根河向余庆公司老沟行进时,突然遭到伪黑河省

日军铃木喜一上尉网罗的猎民讨伐队的袭击,给三支队造成很大损失,受伤20余人,牺牲20余人,其中有英勇善战、屡建功勋的大队长杨利荣。我军搬出战斗后,部队继续前进,途中破坏了一个日军木营,缴获了100多匹马,没收了几万斤粮食,补充了给养。然后用缴获的马匹把20多名伤员送到苏联。

此时,铃木喜一讨伐队,象魔鬼一样缠住三支队不放。为了甩掉敌人的尾追,他们曾想了很多办法,有时在伊勒呼里高峰的密林中昼夜穿行,有时在呼玛河、多布库尔河边隐蔽,但始终未能摆脱敌人的暗中监视。

大约在2月10日前后,王明贵和陈雷率领三支队从呼玛河向大乌苏门河转移,途中发现六七百名敌人埋伏在余庆公司西北卡(宝吉金矿) ,欲与三支队决一死战。王明贵和陈雷同志研究,绝对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退,必须避开敌人布下的圈套,绕道向多布库尔河疾速行进。他们行军整整一夜。拂晓,三支队到达库楚河边的山坳。休息时,王明贵和几个干部去察看地形,准备打击尾追敌人。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往南二里多远就是敌人讨伐队的营地。伪黑河省铃木喜一讨伐队发现抗联后,便悄悄地占领了库楚河西两个制高点,隐蔽在丛林里,从东、南、西三面将该部包围。

当王明贵察看了北边的地形后刚回到篝火旁,敌人的枪声就响了。他们的马匹被枪声惊得四处逃散。王明贵当即命令徐宝和带领20多名战士抢占西边的小山包。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又穿着白色狍皮大衣伏在雪地上,隐蔽在树林里,他们很难发现目标,而自己却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三支队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顽强抵抗,整整打了一天,百余人的队伍只剩下25人了,其中还有几名伤员。

陈雷同志左手负重伤,血管被打断,鲜血溅出一尺多高,伤势十分严重。王明贵急忙从怀里掏出急救包,大家一起动手把绷带撕成条,用削干净的树条顶着药布往断开的血管里塞,并将剩余的药布叠几层压在断裂的血管上,血终于止住了。陈雷同志忍着疼痛,一声不吭,表现出革命者不怕流血牺牲的顽强意志。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负伤了。

任德福的伤势也很重,胳膊、肋部四处负伤,却仍然坚持战斗。他是抗联中的一位英雄战士,作战非常勇敢,全身先后18处受伤。李长德的腹部受伤，子弹从前面打进去，从后面穿出来，但他仍顽强地坚持着不下火线。王金贵、汪成、史玉昆等5名在不同的部位负了伤,他们向支队长表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与日本侵略者拼到底!

八大队长徐宝和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他是一名足智多谋的优秀指挥员,在多次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王明贵的警卫员宋喜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令他非常悲痛。宋喜林是绥滨县李家围子一户穷人家的孩子,在抗联六军第二次西征时参加了部队,三年来与敌人殊死斗争,异常英勇坚强,这次他和百余名战友的鲜血染红了库楚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

三支队撤出库楚河之后,只有25人了,大部分同志是伤员, 又经过五六天连续行军和战斗,还剩下13个人,其中有8名伤员。

此时此刻,王明贵怀想那些多年转战南北的英雄战友,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流尽了鲜血,他的心情十分悲痛。王明贵和陈雷同志召集了任德弼、王长海、汪成开了会，他首先表示: “现在我们仍在敌人包围之中,必须千方百计突围出去,保存仅有的力量,使这支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这个地区是原始森林,没有居民,没有道路,没有粮食和医药,更没有担架和马匹,只有去苏联养伤治病,以后回来再战。”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同意。为了减轻负重,他们把两挺机枪拆成零件,扔到深山野谷和库楚河里,每人只带

一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向南瓮河方向转移。

王明贵等5个人搀扶着8名生死与共的战友突围,走了3天才到达南瓮河。不幸又与南瓮河讨伐队遭遇。一场恶成即将发生时,敌人先于三支队占领了一个山头,他们占领了另一个山头。这时,王明贵带领3名战士隐蔽在半山腰,阻击胆敢向我阵地发动进攻的敌人。果然敌人进攻了,王明贵瞄准了那个穿狍度大衣的敌人射击,他应声倒下,事后知道他就是南翁河讨伐队队长梁海。敌人的火力也很猛烈,在王明贵身边又牺牲了1名战士，他考虑不能跟敌人再打下去,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要把幸存的11名同志带到苏联,将宝贵的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将来与日伪军再战。于是王明贵

率领同志们立即撤出战斗,迅速转移。

大约在2月20日前后,他们翻越伊勒呼里山主峰,找到了一处凹形山顶,边拢火做饭,边警戒着敌人突然袭击。果然不出所料,两个小时后,鄂伦春讨伐队摸上来开枪了。但这次抗联没有还击,鄂伦春战士莫桂林用鄂伦春语大声喊话: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你们不要受日本人的欺骗,不要给日本人卖命了…阵地上顿时鸦雀无声,敌方没有回声,也不射击了。王明贵帶领从山顶撒到山下,在夜幕的掩护下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这支小队伍顺着马蹄印行进,找到一个鄂伦春人的村庄。不知为什么全村空无一人,一时很难判断他们的去向。只是在一间房子里,他们发现了一盆小米和一盆土豆,明晃晃地放在桌子上。大家认为这是鄂族老乡特意留的救命粮!是鄂伦春人民支援抗日的心意。虽然13个同志已有五六天没吃饭了,饿的饥肠辘辘,眼花缭乱。但还是没有忘记抗日联军有铁的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饭后,陈雷同志写了一封感谢信,连同伪满国币若干元都放在盆子里,恋恋不含地离开了不知名的鄂伦族村庄。

他们又走了很长一段路,由于寒冷、饥饿、疲劳的缘故，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在南瓮河停下来拢火取暖、做饭，每个人都喝了一碗小米土豆粥。刚吃完早饭,又和敌人打了一天,由于占领有利地形,没有损失,乘黑夜从小路转向四道沟至余庆公司的大路上走。这已经是2月底,估计步行需要四五天才能到达黑龙江边。他们在大路上缓慢地行进了两个小时,突然发现有几张爬犁迎面而来。王明贵和陈雷同志商定打埋伏,把13个人分为6组,每组分工打一张爬犁。每隔20步一个组,爬犁靠近时就坐上去,有日本人就杀死,有伪军就用枪逼住,王明贵上第六张爬犁。安排妥当后,大家都在指定位置等待着。王明贵清楚地看到飞奔过来的6张爬犁上都是坐着3个人,其中有两个伪军和一个老板子,他们冷得把头缩进皮袄里。霎时,马爬犁到了他们面前,同志们几乎同时跳上了爬料犁,王明贵和二名战士跳上最后一张爬犁,用枪顶住敌人的后腰,厉声问道: “你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伪军吓得浑身颤抖,回答说: “从四道沟来,到余庆公司给讨伐队送给养。”接着又问, "南阳河还有多远?有没有讨伐队? ”伪军

说: "南阳河有七八里路,那里的讨伐队都回四道构了,若有半

句瞎话,就把我枪毙了。”这6张爬犁上满载着大米、白面、罐头,还有冻饺子,抗联收缴了伪军的枪支后,立即命令爬犁向南阳河方向驶去。在离南阳阿二里处命令爬犁停下,派人前去侦察故情,他们回来报告没有敌人,部队才放心地进屯。在老乡家煮了饺子,卸下12匹马和部分粮食。然后,释放了俘虏的伪军,把缴获的大米分给老百姓。

部队经过七天七夜的生死搏斗,排除千难万险,缴获了给养和马匹,真是万分高兴。之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奔走了两天两夜,一名重伤战友因得不到及时治疗,牺牲在行牢路上。

2月26日凌晨,他们来到呼玛县北部的旺哈达,冲过了黑龙江，踏上对岸,脱离了险境。大家遥望着江南,想到在日本铁蹄下的三千万同胞,想到在大兴安岭上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战友们,仿佛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向他们招手。他们下定决心,为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争取早日康复,重返东北抗日战场!

库楚河一战是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上悲壮的一页,百余名抗联指战员,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挽救苦难的中华民族而英勇捐躯,血洒疆场! 1986年10月10日,王明贵和陈雷同志怀着崇敬的心情,为了缅怀英勇牺的战友,到了大兴安岭库楚河,为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三支队烈士纪念碑揭幕,悼念九泉之下的英灵,告慰长眠于松岭山下的烈士忠魂。

其词为:你们用鲜血浇灌的祖国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正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进!烈士们,安息吧!各族人民将千秋万代永远牢记你们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