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27日，八路军冀中军区搞了一次征文比赛，前后时间长达一年多。

梁斌、孙犁、杨沫、魏巍、秦兆阳等40多位青年作家脱颖而出。

也许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名字，可当年他们的《红旗谱》、《荷花淀》、《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作品，都是家喻户晓的。

搞征文的初衷，源于国民党军的一个高级将领，讽刺八路军的文艺宣传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而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聂司令员坚定的认为，文艺宣传是八路军最有力的武器。

国民党军靠抓壮丁扩充兵力，这样的部队凝聚力差，也没有什么战斗力。白白浪费宝贵的抗日资源。

而八路军抗敌剧社在冀中平原每一次演出后，都会有上千名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

也正因如此，冀中赢得了八路军“兵库”的美誉。

除满足晋察冀根据地以外，冀中军区还先后向其他抗日根据地输送了58个团的兵力。

其实在红军时期，聂司令员就意识到文艺宣传的重要性，他不但参与演出话剧《庐山雪》，还创作了四幕话剧《南昌起义》。

1937年12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四天后，八路军抗敌剧社，以及《抗敌报》报社也宣布成立。

相比起剧社需要长时间的排练，《抗敌报》发行就简单得多。

《抗敌报》的社长是邓拓，他带着几个年轻人，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下，把报纸办的有声有色。

后来随着根据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抗敌报》的基础上，又发行了内容更丰富的《子弟兵》报。

报纸的印刷，也从油印改为石版印刷。

报社编辑部位于阜平县城南庄，而八路军创办的印刷厂在阜平县的上苍山村。两地相距十五六公里，中间需要翻越两道巨大的山梁。

每天晚上两三点钟，才能完成报纸内容编辑的完成。然后由编辑王庆林，骑马将样本送往上苍山村印刷厂。

战马夜里都有恋槽的毛病，骑在马背上，稍微有些不注意，战马就会掉头往回跑。直到翻过第2道山梁后，战马才会径直向前走。

夏天感觉还好些，除了要提防洪水，猛兽外，骑在马背上。凉风习习，感觉还是很惬意的。

最难熬的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尤其是下大雪以后，马蹄踩在山路上一步三滑，不要说骑马，就是牵着马，随时都有跌落悬崖的危险。途中更不敢停下来，否则人和马瞬间就会冻僵。

反正无论如何遭遇多大的困难，都要保证在天亮前，将样本送到印刷工人手中。确保报纸新闻的时效性。

《抗敌报》和《子弟兵报》很受抗日军民欢迎，发行量都在一万份以上。印刷完成的报纸，都被毛驴驮着，沿着崎岖的山间羊肠小路，送往四面八方。

《抗敌报》和《子弟兵报》的巨大成功，引得晋察冀各军分区的争相效仿，先后创办的报刊，达到193种。其中最著名的，是深泽县王化南主编的《小号角》。

王化南家境殷实，读过大学，但身体不太好，有严重的胃病。

卢沟桥事变后，王化南毁家纾难，只给妻子女儿留了二亩薄田，其余家产全捐献给了八路军。

王化南最珍惜的，是一部四真空管收音机，他随身携带，每天都趴在收音机上，收听来自延安的广播。把重要新闻记录下来，及时刊登在《小号角》报上。

条件太艰苦，收音机使用的电池，都成为奢侈品。

为了省电，王化南将收音机拆了，所有的器件装满一大簸箕。经过连续三个昼夜的改装，四部单真空管收音机被成功制造出来。

新收音机不仅省电，而且功率强大，不但能够收听到来自延安、重庆等地的广播，国外的旧金山、伯力、横滨的广播，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可电池终究太难得，王化南又使用方铅矿石作为检波器，通过天线直接接收广播信号。彻底解决了收音机电池不足的难题。

矿石收音机

八路军在与日军作战时，缴获了一部收音机。

王化南几经琢磨，竟制作出一部无线步话机。

步话机交给一个活跃在前线的地方干部朱庶绩手中。

就这样，王化南总能在第一时间，拿到当地抗日军民最关心的新闻。

《小号角》的发行量内容丰富，发行量遥遥领先。

因为王化南的工具箱，就是农村常用的大簸箕，因此大家都亲切的称王化南的编辑部也“大簸箕广播电台”。

《小号角》的影响力太大了，因此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王化南带着仅有三人的编辑部，平均每隔7天就要搬一次家。

1939年4月的一天，王化南转移到西马村，当时他胃病发作，仍坚持写稿。

突然听到大门外有人乞讨：大爷大娘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房东大爷说：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我们哪有多余的吃的？你还是带着孩子去村西头看看吧。

王化南听到声音有些熟悉，就到窗口前看了看，与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女孩四目相对。

那小女孩怯生生地喊了声：爹、爹，我饿……然后就放声大哭。

王化南急忙把女儿抱起来，问道：“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他的妻子泪流满面的说：“咱家靠近县城，你现在又出了名，鬼子三天两头来咱家折腾，家里一粒粮食也没有了……”

房东大爷大娘也感动得泪流满面，急忙拿了几个玉米饼子给那母女俩。

到了傍晚时分，那女人拉了孩子的手执意要离开，她说：孩子他爹是做大事的人，俺不想拖累他，再挺一挺，等打败了日本鬼子，日子就好过了。

然后她拿起讨饭棍，拉着女儿，头也不回的去了。

抗敌剧社自从成立以后，经过几个月的排练，已经能够登台演出了。

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当地的乡亲们，闻听剧社演出的消息后，哪怕走上几十里路，自己带着干粮，风尘仆仆的来看演出。

由于时间仓促，剧社能够公演的剧目非常有限，通常只是唱几首抗战歌曲，然后演一段诸如《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短剧。

短剧中有这样一幕，一个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女背井离乡，小女孩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沿街乞讨，台下的观众啜泣声一片。不少人把干粮和铜钱丢上舞台。

宣传效果直接拉满。报名参加八路军的青年成群结队，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打鬼子，让老人孩子衣食无忧，不再流离失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此简单高效的宣传方式，大家纷纷效仿，截止到1939年年底，晋察冀各军区已经组建各种剧社300多个，从业人员超过万人。

1939年夏天，九分区前哨剧社在西大坞村演出话剧《血泪仇》龙王庙一节，面对残暴的鬼子，有妇女因反抗被残忍杀害，更有人不堪受辱撞墙自杀。

观众入戏太深，一个青年战士突然跳起来，对着舞台上的演员开了一枪。

幸好扮演鬼子的演员身手敏捷，子弹贴着头皮飞过去，帽子都打飞了。

台上台下都惊住了。

幸好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当时也在现场，他走上舞台，对下面的战士说：这是演戏，你们不要开枪吗。

现场顿时安静下来，魏洪亮又对后台挥了挥手说：演出很精彩，接着演，接着演。

其实露天演出是很辛苦的，尤其是隆冬时节演夏天的戏。

有一次抗敌剧社在平山县寨北村演出大型话剧《日出》，一万多名观众冒着纷飞的大雪观看演出，三个多小时的演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可谁也不知道，那些身着单衣的演员，回到后台后，即便是围坐在炭火炉旁也冻得瑟瑟发抖。只能嚼几口干辣椒来抵御严寒。

演员们不知道，聂司令员也在台下观看演出。

演出结束后，聂司令员走上舞台，与演员们一一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当时给观众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方碧。聂司令员称赞她“演得很好，很真挚”。

在舞台上落落大方，还能自己编写剧本的方碧，一时间竟不知所措，有些语无伦次的回应道：“我演的不好，不很好，很不好”。

方碧的回答，引来台上台下一片善意的笑声。

这些抗日剧社的演出地点，并不局限于根据地内，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日军重兵盘踞的据点附近进行演出。

当然大张旗鼓是不可能的，普通农户家的庭院，一块日军岗哨看不到的打麦场，都是剧社演出的舞台。

一块白布当做背景，就在鬼子眼皮底下，演员演得投入，观众看的津津有味。

有个叫张文苑的演员后来回忆说：我们剧社有20多人，演出使用的道具、戏服，一头小毛驴就能驮走。

演员们除了人手一支手枪外，男演员还多带着一把锋利的镰刀。女演员带一把锋利的剪刀。

剪刀是最后时刻留给自己用的，反正不能活着落到鬼子手中。

镰刀是用来割幕布绳子的，幕布是剧团最贵重的道具，如果鬼子来了，用镰刀割断幕布上的绳子，带上幕布就跑。

深南县有个东蒿科村，村南是日军重兵防御的铁路线，村北是日军岗哨林立的沧石公路。村东村西的魏家桥村和西阳台村，都有日军设立的据点。

即便是小小的东蒿科村，在村南大路口也有鬼子的炮楼。

演员们冒着严寒来到村子里，村干部早就在村北搭建起一座简易的舞台，台下挤满了来看演出的当地百姓。

先是演出独幕话剧《祖国儿女》，剧情是一对年轻的兄妹被日军掳去，受尽严刑拷打却大义凛然，怒斥日寇、汉奸，最后壮烈牺牲。

随后又演出话剧《石德线上》。

这两个剧目，都是根据当地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普通百姓感同身受。

开始时演员们还尽量压低声音，担心被日军发觉。后来演到高潮处，演员和观众都忘却了危险，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不绝于耳，为了烘托气氛，伴奏的锣鼓声也敲得震天响。

但近在咫尺的鬼子，仿佛睡着了一般，将近三个小时的演出，始终没看到他们出来捣乱。

第2天一大早，50多名伪军弃暗投明，携带武器投奔了八路军。

原来据点里的鬼子听到锣鼓声，根本没想到是八路军剧团在演出。错以为是村里的百姓办婚事。于是敦促据点里的伪军来探听虚实。

结果伪军们看了演出后，深受感动，从而作出弃暗投明的选择。

到了1939年春季，一个新的难题摆在各抗日剧团面前，可供他们演出的曲目太少了。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有的剧社还下大力气排练了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钦差大臣》、《巡按》等曲目，结果老百姓看了一头雾水，不知这些外国人为什么啰啰嗦嗦。

有的剧社还将当年在上海轰动一时的《出走的安娜》、《阿Q正传》等曲目重新排练后演出,结果还是曲高和寡,老百姓看得莫名其妙。

“一定要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剧目”！这是聂司令员看了外国题材的大型话剧《夏伯阳》后发布的命令。

于是以梁斌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青年，加入到抗日剧社中来。

梁斌根据《探清水河》改编的《缝棉衣》。以及根据《妈妈糊涂调》重新填词《五劝妇女歌》。贺绿汀创作的《义卖歌》。吕骥谱曲的《边区儿童团歌》。沈雁写的《夫妻俩》，傅铎创作的《游击组》等作品横空出世。

演出内容也不再局限于话剧、歌曲。新增添了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河北梆子，哈哈腔等新编曲目。

1941年3月，年仅21岁的八路军区长黄炳伦，又名黄刚，不幸被俘。被日军枪杀于景和镇街头。

那天是景河镇大集，临刑前，黄刚当着无数百姓的面，慷慨激昂的唱了一段自己填词的河北梆子：

“父老乡亲且听真，

咱们同是中国人，

一个天来一个地，

一个祖先一条根。

现如今，鬼子闯进咱家门，

杀我同胞烧我村。

狗汉奸，实可恨，认贼作父丧天伦……”

一曲未终，枪声响起。围观百姓无不唏嘘不已。

黄刚的绝唱，又成为各抗日剧社难以逾越的高峰，每次演出，这成为观众们必点的保留曲目。

皖南事变后，有个国民党军高级军官讽刺八路军“游而不击”，抗战剧团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是不值得反驳的。但是从侧面也反映出，各抗战剧团歌唱类节目太多，缺少有故事情节的剧目。

为了鼓励大家创作出更多的优秀剧目，1941年5月27日，以《冀中一日》为题的大型征文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征文活动大受欢迎，男女老少齐上阵，每天都有十几麻袋的投稿，用牛车拉了送往编辑部。

编辑们认真负责，从浩如烟海的投稿中，选择优秀作品结集出版。

梁斌、孙犁、杨沫、魏巍、秦兆阳、王林、远千里、李培基、沈云、克明、刘流、冯志、路坎、海默、李英儒、刘光仁、商展思、徐光耀等40多名青年作家在征文比赛中脱颖而出。

也许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名字，可他们的《红旗谱》、《荷花淀》、《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赤金》等经典作品，在当年可是家喻户晓的。

征文活动先后搞了一年多。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根据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五一大扫荡”，为了保存实力，八路军各主力部队相继撤出冀中。征文活动这才戛然而止。

1942年5月中旬，转移到山西的抗敌剧社，在崞县（今原平市）神岗头村演出时，被村里的汉奸出卖，遭到日军的突然攻击。

方碧等六人壮烈牺牲，才华横溢的编剧崔品之，重伤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聂司令员惊闻噩耗后，以个人名义发来唁电。并嘱咐有关部门：全力救治受伤人员，积极营救被俘人员……。

那些没有随部队撤出根据地的抗日剧社，在战斗中都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他们没有气馁，自发的组织起来，成立了规模宏大的前线剧社。

演员们演出时都是带枪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大“扫荡”后不到一个月，留在冀中打游击的王亢之，就在深泽县北冶庄头村的地道里，完成了《黎明报》的创刊印刷。

创刊词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我们是插在敌人心头上的利剑，坚决抗日，绝不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