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三九”，天寒地冻。我“孵”在家中翻阅旧书信。突然，萧乾先生的一封信跳入眼帘，信封邮戳是1993年3月3日。我抽出信纸看后，猛然想起多年前的往事。
1990年，我邀请萧老写的文章《永恒的上海——沪滨漫忆》在《上海滩》杂志发表后，得到许多读者好评；但也有一些读者提出，当年萧老居住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的事写得太少，希望萧老再写一篇“环龙路往事”。我有点为难，因为，当时萧老已年逾八十岁，身体不太好；不久前又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非常繁忙；还得抓紧时间著书译书。据说，那部英国小说《尤利西斯》非常难译。之前，他曾来信说已经没有时间为报刊写稿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萧老能写下那段珍贵的“环龙路往事”。于是，我斗胆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约稿信。
不出所料，萧老好长时间没有回信。我曾经想写信催稿，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就在我准备放弃时，萧老的信来了！我太高兴了，赶紧拆开信一看，起首写着“昆元兄：示悉。”之后，没有任何寒暄，直接写道：“1936年，《大公报》出沪版（津版仍照出），我被调到上海兼编津、沪两地《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时，就住在环龙路（好像是吕班路口）。那里离‘法国公园’（注：今复兴公园）很近。同在一条路的还有《译文》编者黄源和他的妻子许粤华。”接着萧老又写道：“我记得环龙路与霞飞路是平行的。当时，巴金、靳以等许多朋友都分住在霞飞路的弄堂里。我最初也住过。二房东是个白俄女人（见我的小说《黑与白》）。后来，杨朔和孙陵（二人是从东北来时搭档）合办一家‘北雁岀版社’，租下那幢环龙路房子。这是座三层小楼。一楼是他们的出版社。三楼是他们的住所。把二楼（带阳台）分租给我。我现在记不起亭子间住谁了。但那弄堂里，肯定住过什么影剧界人士。我只记得有孙维世。她住在我后面一幢楼。”
在信中，萧老还颇有感情地写道：“那时，我几乎天天在大马路（注：南京路）大东茶室与巴金、靳以会面。泡上一壶茶，叫上什么点心，可以呆上大半天。有时，孟十还、黄源和黎烈文也去。我们都是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著译者。我还带进杨刚、严文井等几位在我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写作的友人。”“当时的大东茶社既是我们的会议厅，也是文稿的‘交易所’。我经常把收到的一些质量高而篇幅太长的稿子转给他们编杂志的，他们也随时将手头的一些很有前途的新人短稿转给我。有些，我还再转给在武汉编《武汉日报》‘文艺’副刊的凌叔华。”
在信里，萧老还谈到了搬离这幢楼的原因：“我是由于在法国国庆日（霞飞路上灯火辉煌）的晚上，从一辆汽车底下救出一只伤猫，带回家来替它治疗并养了下来。一次，它溜到白俄房东太太屋里撒了一泡尿。那房东太太跑到我屋里，大肆咆哮，并逼我要么把猫立刻丢掉，要么立刻搬走。我就搬走了。”其时，恰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萧乾夫妇“就从环龙路离开上海坐船到内地去了”。萧乾先生的这封信，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补充了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
栏目编辑：史佳林 文字编辑：郭影 钱卫
来源：作者：葛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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