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初，广西边境弥漫着临战气氛。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吴忠将军在前线部署作战任务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急电：免除所有职务。此时距离对越自卫反击战总攻只剩13天。吴忠手握电文，手中的烟灰悄然飘落，他正负责指挥南集团数万部队主攻高平，临阵换将可能使得指挥中断，战局面临失控风险。

免职源于有关方面对其历史问题重启调查。吴忠这时候面临两难选择：既要服从军人天职，又需顾全前线战局。他在指挥所彻夜未眠，烟灰缸堆满烟头。作战地图散落桌案，电话线缠绕着未决的难题。

1978年底，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北京带回作战预令后召开军事会议。58岁的吴忠起身请战：“我上前线！”部分与会者考虑到这位开国少将的年龄和体力，但许世友坚持己见，把南集团指挥权交到他手中。

吴忠受命后立即行动，第二天就带领参谋团队深入边境勘察。他们徒步穿越水口关的平阔地带，攀爬布局关的陡峭山路，军靴沾满红土。吴忠指挥的部队配备200辆坦克和装甲车，是东线战场重要的突击力量。勘察途中，他多次停车用望远镜观测溪流走向和山坡坡度，笔记本上画满等高线标记。

作战会议上，东线南集团的两条进攻路线引起争论。水口关道路宽阔，利于坦克推进，获得多数参谋们的支持；而布局关道路狭窄，雨季泥泞难行，机械化部队容易被伏击围堵。正当众人倾向水口关时，吴忠突然决定：“主力走布局关！”

他推开茶杯，手指点着地图分析：水口关地势平坦，越军肯定在巴望河大桥安排重兵，强渡时若被“半渡而击”，后果严重；布局关地势虽险，但敌人防御薄弱，坦克能克服普通障碍，工兵可随时架桥。更重要的是，这条险路能出奇制胜。参谋们交换眼神时，他加重语气：“打仗最怕思想僵化！”

2月4日，免职令下达第十天。吴忠在沙盘前推演进攻阵型时，电话突然响起。许世友的声音传来：“你只管打！上面有我担着！”吴忠沉默片刻，只回了一个字：好。挂断电话后，他把沙盘上代表坦克的红色三角旗插到布局关隘口位置。

当夜，吴忠将免职令锁进文件箱，签发《南集团战役开进命令》。命令末页注明：“各师坦克夜间闭灯行驶，无线电静默保持到总攻前六小时”。窗外，装甲车队沿着新开辟的丛林小路向布局关移动，工兵用芭蕉叶迅速掩盖车辙痕迹。

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炮声震天。吴忠在前线指挥车内下达双线指令：左翼部队佯攻水口关制造假象，主力坦克集群直扑布局关。越军防线果然混乱，布局关守军匆忙分兵增援水口方向。

四小时后，先头坦克冲破关隘。战士们发现吴忠的指挥所竟设在距火线五百米的弹坑后。老将军钢盔下的白发格外显眼，他正用望远镜观察东溪方向，脚边散落着发烫的弹壳。消息传开，战士们高喊“将军在阵地在！”冲向残余据点。正午前，旗帜已插上东溪镇中心。

当天下午，越军炸毁班翁水库。洪水奔涌而下，道路顿时变成800米长、400米宽的泥泞区。上百辆坦克和运输车陷入泥潭，步兵无法行进。前线急报：突入东溪的先头部队可能被分割包围！

吴忠冲出指挥所，跳进齐腰深的洪水喊道：“坦克全速前进！步兵弃车涉水！”官兵见老将军身先士卒，士气大振。战士们扛着弹药箱，手拉手在急流中前进。沿途松山阵地仍有越军零星射击，吴忠带着警卫班行进，最终在洪水完全淹没道路前，带领主力通过险区。

2月20日，南集团部队抵达高平城下。此时军区前指命令：“等待北集团会师后由吴忠统一攻城”。参谋们相互对视，吴忠直接致电许世友强调：“不能等，战机稍纵即逝！”获得批准后，坦克集群直冲高平城区。

越军依靠钢筋混凝土工事顽抗，我军坦克近距离摧毁火力点，步兵分队分割穿插。七小时后，高平城南升起红旗。此战消灭敌军6900余人，摧毁越军345师指挥部，缴获大量苏制武器。原定南北合围的高平战役，因南集团提前破城，彻底打乱越军防御计划。

3月5日撤军命令下达后，吴忠部队承担最危险的断后任务。越军集结残部和特工队尾随追击，多次计划切断退路。吴忠把指挥部设在最后撤离的阵地上，亲自安排交替掩护战术。

在复和县峡谷，他命令工兵预先埋设反坦克地雷，待越军装甲车进入伏击圈后引爆炸药，成功阻滞追兵12小时。3月16日，最后一辆军车驶入中国国境，南集团官兵伤亡仅占东线战役总伤亡的15%，远低于战前预测。

回国第二天，吴忠被暂停职务配合调查。此后八年，他从不谈论战场决策，只配合调查组厘清作战细节。

1987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发文：“吴忠同志历史问题经审查不成立”。第二年，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佩上他的军装。1990年2月26日，69岁的吴忠将军在北京病逝。遵照遗嘱，骨灰撒在不局关山谷——那里曾轰鸣着他指挥的钢铁洪流，也铭记着老将军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