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内山书店历史上那个绕不开的名字——鲁迅了。在今天的上海四川北路2048号，矗立着一家“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这座两层半小楼，就是1929年到1945年之间，内山书店的原址。招牌上的“1927”，则是为了纪念鲁迅和内山老板相识的年份。鲁迅对内山书店有多爱呢？我们来看他日记里的原文。1927年10月，鲁迅刚刚从广州搬家到上海，第一个星期就去了内山书店，买了4本书。他自报大名叫周树人，熟知中国作家的内山马上接茬说：“你就是鲁迅先生啊，久仰大名。”两人从此越来越熟络。从1928年到1936年，光是鲁迅自己记录的光顾内山书店的次数，就在500次以上，一周至少一次，购书超过1000册。最多的一年，鲁迅在内山那里买了2000多块钱的书，少的时候也有500多块。1932年以后，内山书店更是成了鲁迅的“第二会客室”。他从大陆新村的家步行到书店，只需要五六分钟。平时见朋友，见读者，除了在自己家里，更多就是在内山书店。今天我们会知道内山完造这个名字，主要也是因为鲁迅。

不过，有一件事你未必清楚：在1927年的上海文化界，内山老板的名气，可不比大作家鲁迅小。鲁迅才是那个“慕名而至”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到内山老板的生意经了。前面提到，早在1920年，内山就打通了文化界的人脉，解决了选书难的问题。但光有好书还不够，怎么卖出去也是一门学问。在营销策略上，内山有两项法宝。一是允许赊账：任何一位书友，只要请老顾客做担保，就可以开设个人账户。平时买书先挂账，到了每个季度末，再一次性结清欠款。这种模式对大学生和囊中羞涩的年轻作家格外友好，一下就让内山书店的名声“出圈”了。

第二项法宝，是尽量多卖文库本平装书。1927年，日本诞生了一种新的书籍开本，叫“文库本”。它的尺寸小，纸张薄，但每册只卖1日元。许多大部头经典的日文版，都印成了文库本，专门卖给大学生和上班族。内山老板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大部分中国读书人，经济上并不宽裕。他们买书不是为了收藏，而是要随时随地阅读的。所以，书的品相不重要，内容才是第一位的：这和文库本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从1927年起，内山书店就成了文库本重要的海外销售点。内山老板点名订购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一下就卖出了1000套，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卖出了350套。在《花甲录》里，内山完造自豪地说，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曾经专门上他的店里买书。这就难怪，精通日语的鲁迅一搬到上海，就要到内山书店“打卡”了。

除了绞尽脑汁多卖书，内山老板还注重打造书店的品牌形象。1922年，日本有两位戏剧研究者到上海旅行。他们告诉内山，自己不想办大型讲座，只想见见中国本地的戏剧研究者，和他们做深入交流。你是开书店的，有空间和人脉资源，你能不能帮我们策划一场“文艺漫谈会”？内山完造一口答应了下来。他找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作陪，宾主都尽兴而归。这个好点子，从此被内山完造记下来了。1924年，内山书店搬了新址，空间非常宽敞，“漫谈会”变成了固定环节。每个周末的晚上，都会有一位中国或者日本的著名知识分子，就某个主题展开个人论述。其他人无需预约，随时可以加入，书店只收一点茶钱。有时聊得尽兴，大家会一直坐到深夜，老板也不赶人。当时上海有3家日文书店，但只有内山家拥有这种独特的“漫谈会”。内山书店从此成了上海的文化地标，社会声望蒸蒸日上。

听完这些，你就能理解：鲁迅之所以爱逛内山书店，不光是因为那里书多，老板人好，更是因为内山书店给了他一个精神上的公共空间。在那里，鲁迅可以和内山老板纵论出版业的发展趋势，可以在“漫谈会”上和文化界的朋友谈笑风生，甚至还办过木刻画展览会。当然，内山老板也利用他的外国人身份，帮助过鲁迅和许多进步作家。内山书店所在的四川北路，属于公共租界，国民党的警察和书报检察官进不来。内山利用这个便利，在店里公开出售被国民党政权查禁的进步书籍。

记不记得开头，我们提过的中学课文《一面》？鲁迅给阿累的那两本书，《毁灭》和《铁流》，并不是内山老板主营的日文书籍，而是翻译成中文的苏俄小说。它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是被禁的，只有租界里的内山书店敢公开卖。鲁迅自己写的许多书，就在内山书店独家出售。从当时留下的账单看，1936年鲁迅去世后，内山老板还在代售他的18种著作。通过这种方式，内山也为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多争取了一份版税，缓解了她的经济压力。受过内山帮助的还不止鲁迅一个人。1928年郭沫若被国民党政府追捕，被迫流亡日本，临行前就住在内山老板家里。之后的9年里，内山成了郭沫若的经纪人，负责为他联系出版社和代销新书。两人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当然，时代的逆流也影响到了内山和鲁迅。1932年，日本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出兵进攻上海。鲁迅在拉摩斯公寓的家靠近交战前线，流弹已经掉进了房间，非常危险。内山听到这个消息，赶紧让鲁迅和他的弟弟周建人，带着两家17口人搬到书店的阁楼上避难，收留了他们49天。随后，内山还让书店的中国籍职员，在大陆新村帮鲁迅租了一间更安全的公寓。公寓门上贴着内山自己的名片，租界的巡捕要是想找鲁迅的麻烦，得先过内山这一关。而这些义举，其实给内山本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时上海租界的日本侨民，有不少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听说内山家里总有中国人进进出出，怀疑内山在给中国军队传递情报，把他叫过去威胁恐吓了好几回。中国这边，也有一些无聊文人质疑内山是日本间谍，甚至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和他的关系。鲁迅为此还在《伪自由书》里做了驳斥。

对这些风言风语，内山从未正面回应过。其实，他不仅关心鲁迅的人身安全，还在书店掩护鲁迅和中共地下党代表见面。方志敏烈士的狱中遗稿，也是通过内山和鲁迅，才交到党组织手里的。当然，鲁迅对内山老板也非常信任。他不仅给内山夫妇写过诗，还鼓励内山把自己在中国20多年的所见所闻，写成随笔，再结集成书。于是，高小四年级肄业的内山，就在1935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随笔集《活中国的姿态》。鲁迅专门给这本书做了序，还用亲热的口吻“嗔怪”说：“老板，你太偏向写中国的优点了，那是不行的，会助长中国人自负的根性，还会让革命后退。”

这段超越国界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1936年10月，鲁迅病重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份手迹，就是请内山完造帮他找医生。在鲁迅的治丧委员会里，内山是唯一的日本人。遗体下葬时，内山完造受邀发表演讲，他说：“鲁迅先生的伟大存在是世界性的，他给予日本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当我想到，在一望无垠的荒野中孑然独行，并且留下鲜明足迹的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让先生的足迹被荆棘所掩盖。”这既是缅怀，也是他最由衷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