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仅是多位皇帝的集体传记，还剖析了世袭帝制这种政体。帝国和帝制自古代起便已存在，而最后一批真正的帝国在20世纪消失了。在本书中，我回顾了几千年来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帝国的历史。有一股重要的张力，紧紧围绕本书的核心。理解如此庞大的主题，需要熟习理念、比较和归纳。但本书研究的更多是统治帝国的人，而非帝国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可以将皇帝归纳，分为不同的群体和类型。比如，个别王朝有其特定的传统。但是说到底，君主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个性同样至关重要。对于客观力量与个人能动性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古老的争论有所贡献，这也不失为看待本书的其中一种方式。1

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用餐时，偶尔会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员询问我的研究。我试图说明，他们的研究和我的研究是相似的。他们经常会研究实验材料在极端温度下的表现，我也会考察人类在相似的实验条件下的反应。皇帝常常承受常人无法容忍的重压。其结果很可能令人惊讶。能举一个快乐的例子，就足够了。疫情期间，我在日本山间的一座住宅闭门写作本书时，非常依赖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国际新闻。有几个月，新闻简报在正式播报前会插播令人钦佩的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的片段。她在片段中说，她是有史以来第二位在任职期间分娩的国家领导人。她想要为年轻女性树立榜样，这个意图很好，但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她忽略了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莎（1740—1780年在位）。23岁继承王位时，她没有任何统治经验，也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她的父亲，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曾认为这个位置不适合女性。因此，他任命特蕾莎的丈夫，也就是洛林公爵弗兰茨·斯特凡进入重要的帝国会议，而不是她。玛丽亚·特蕾莎深爱弗兰茨·斯特凡，但在1740年父亲去世后，她很快明确表示，她才是领导者。普鲁士、法兰西、巴伐利亚和萨克森这四支军队入侵了她的帝国，因为由女性继承王位的主张很容易引起争议。勇气和强大的领导才能拯救了玛丽亚·特蕾莎和她岌岌可危的帝国。她统治了40年，在政府和执政管理中扮演着领导角色，留下了一个比以前更强大、更繁荣，而且更开明的帝国。在这些年里，她生下了16个孩子。过着这样的生活，扮演着一个如此非凡的角色，究竟是怎样的经历呢？成功地扮演这个角色，需要哪些品质？这些都是本书的重要主题。

我们对皇帝的大部分了解，都与他们如何完成工作有关。即使是今天，高层领导人的个性也常常为职务及其强加给他们的行为掩盖。皇帝的性格则更有可能涵盖于皇权之下，他们自小就为继承皇权而努力，并执掌皇权直至逝世。即便是在现代，君主制的光环与合法性也需要神秘元素的加持。在过去，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君主通常既是最高政治领袖，又是半神圣化的人物。没有一个君主能安心向臣民透露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虽然确实存在一些例外，但一般来说，越是往前追溯历史，我们就越难找到君主在王权面具之后的真实人性证据。不过，我确实有足够的证据来全面而真实地呈现一部分君主。和常人一样，他们的个性是由遗传基因、家庭教养和文化氛围，以及社会和时代综合决定的。我的任务就是将这些个性放置在他们面临的具体挑战、限制和机遇等背景之下。2

在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研究帝制的各个方面。即便如此，因为巨大的体量和复杂程度，本书的写作依旧是一个挑战。在第1章，我试图引导读者去穿越一个广阔而复杂的领域。幸运的是，这个领域确实有许多共同的特征。皇帝经常会面临相似的挑战。他们经常使用相似的手段和策略来实现目标。他们的行动都受到强大的，有时甚至是特有的约束。其中，最明显的是来自外部的约束，包括前现代的通信手段、外国势力和国内的既得利益群体。也有内在的约束，即皇帝自身的价值观和心智视野。在这一章，我将介绍贯穿此书的一些关键主题：人类的生命周期、家族政治的动态、妇女的角色、继承制和继承人的培养。领导地位也是本书的一个关键主题。对于皇帝来说，领导地位通常有多种形式。根据等级和组合方式的不同，皇帝可以是神圣的象征、武士国王、政治领袖、政府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家族首领，以及诸多关乎政权存亡的“软实力”要素的管理者。跨越一个个君主、王朝传统和时代，探寻皇帝角色的这些要素间的不同之处及不断变化的平衡，是本书的主要任务之一。

皇帝有四个必备要素。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是一个男人。第二，他是一个领导者。第三，他是一个世袭君主。第四，他统治着一个帝国。在本书中，尤其是当我概述皇帝的生平时，这四大要素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过，暂时分别介绍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皇帝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扮演的角色牵涉什么。

皇帝最重要，也最乏味的共同点在于，他是一个人。因此，他有着人类对吃喝、睡眠和性的基本需求。人是群居动物，大多数皇帝也需要陪伴，甚至需要友谊。他们通常还能够欣赏美和感受爱。人类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独有的特征。儿童是脆弱的，年轻人试图坚持自己的权利，再年长一些的人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智慧，老年人则失去了肉体和精神的耐力。作为人类，皇帝无法长生不老，不得不面对必将到来的死亡，但他们也思考人类和动植物出生和繁衍的奥秘。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和其他人一样，皇帝也喜欢仰望星空，想要获悉生命的意义和天与地的关系。

当然，人的天性，尤其是人的思想，在这本书涵盖的数千年里并非一成不变。史前的大多数君主都是半神圣化的人物，他们在人世与遍布自然世界的灵魂，已故祖先所在的世界和指导凡尘事务的上天之间起到调和作用。这些君主提供了与诸如太阳、火和丰产等神秘力量的联系。以现代用语来形容，他们都是萨满。目前，地球上唯一仍在统治着的皇帝是日本的德仁天皇。就地位和古代传统而言，现今与他最相近的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写作本书时尚未去世）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就像所有更古老的欧洲王朝一样，英国和西班牙的君主都是战团首领的后代，他们被最伟大的救世宗教之一—基督教—半驯化了。德仁天皇的血统则可以追溯到一个更古老、信奉万物有灵的神圣君主制世界。3

大约在公元前500—公元700年的几个世纪里，世界上涌现出多个伟大的宗教和伦理体系，它们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世界上的主要文化区域：佛教、印度教、儒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有的大帝国都或早或晚地采用了上述的某种宗教。就中国而言，儒教和佛教结合，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这些宗教向统治者阐释了生命的意义，提供了目标、伦理体系和宇宙观，使他们在内心求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宁。但是，这些宗教不得不与更古老的、充满魔法和占星术的世界共存。16世纪前，即便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学家，也得承认，星星可能是神的旨意和规划的一部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破坏了这一信念，并创造了一种根本性的思维转变。在性格和政策方面，罗马帝国皇帝“叛教者”尤里安一世（361—363年在位）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聪明而有思想的人，但有时也会感到近乎歇斯底里的焦躁和兴奋。与大多数世袭君主不同，他们是带着激进的国内改革计划登上皇位的。尤里安试图恢复异教信仰，约瑟夫则以启蒙运动的三大原则—功利主义、统一性和进步—为基础，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然而，两位皇帝的国内计划都被冒险的外交政策和由此导致的战争破坏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尤里安和约瑟夫是做比较研究的好对象。但是，尤里安所在的是一个信奉古典异教神祇和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而约瑟夫拥有的则是从启蒙运动中汲取的世俗、功利主义、理性的世界观，两者之间存在着鸿沟。4

皇帝身上正常的人类属性可能会产生戏剧性的结果。在他的疆域内，他是万物之主，因而死亡对于他来说，可能比普通人更无法忍受。一些君主为了获得永生而吞下致命的灵丹妙药。诸多伟大的宗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伊斯兰教，为有关死亡和不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即便如此，皇帝仍大兴土木，建造宏伟的宫殿、陵墓和纪念碑的一个原因是，想要留下永恒的印记。皇帝通常受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泰斗的教育，此外，皇帝还拥有巨大的财力，经常资助同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音乐家。

对于一位君主来说，做一个庇护人要比做一个朋友容易得多。友谊通常需要某种程度的平等，伴随着一定的玩笑、反驳和批评。一个缺乏安全感或善妒的统治者，可能特别容易一边渴望友谊，一边憎恨那些做出某种亲密行为的人，更不用说平等了。一些导师提醒他们，一旦登上王位，他们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朋友了。不过，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思想家声称，古典时代的四位贤帝（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努斯·庇乌斯和马可·奥勒留）不受奉承的影响，因为他们心胸开阔，接受了真正的友谊。罗马的贵族文化喜欢将皇帝看作“同侪之首”（primus inter pares）。而大多数帝国的传统都不那么主张“平等主义”。对于君主而言，友谊的寻求最终大概率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考虑到君主的“朋友”意味着潜在的权力和庇护，这种寻求也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更危险的可能是，君主对性和爱情的追求。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警告他的继承人，绝对不能让任何朋友成为自己的“宠儿”，并掌控信息渠道和任免权，因为它们是王权的基石。如果是一个女人占据了这个位置，情况将更加严重，因为女性天生的魅力使她对君主拥有独特而强大的控制力。5

这提醒我们，皇帝不仅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位领袖。很多商学院都传授了关于领导力的知识，今天，许多总统和首席执行官的回忆录和传记也讲到了领导力，这些也都与皇帝相关。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商学院之一—的教授，同时他也是一名执业临床精神分析学家，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作为教授和精神病专家，他的研究重点就是领导力。在其最新著作《首席执行官的低语》（The CEO Whisperer）中，他将自己为首席执行官提供建议和分析的角色比作文艺复兴时期君王宫廷中的弄臣：他可以对当权者说真话。权力是领导力的本质。权力的腐败和诱惑是政治思想中最古老的话题之一。凯茨·德·弗里斯回顾了自己对纳粹领导人的解读，以及他一生中为诸多首席执行官所做的分析和建议，然后写道：“我们内心的那匹狼不需要多少鼓动，轻易便可以被释放出来，并吞噬所有阻碍它的人，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皇帝的教育就是为了控制这匹狼，甚至把它变成一只牧羊犬。6

凯茨·德·弗里斯描述和分析过的一些首席执行官的性格与一些著名的君主相似。法王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在位期间正值法国和欧洲的关键时期。在其统治期间，法国君主重获权力，为现代法国奠定了许多基础，并成功领导欧洲抵抗了哈布斯堡王朝可能会施行的霸权。路易十三去世后的第五天，罗克鲁瓦战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以及路易十三之子的继位，绝不意味着法国取代哈布斯堡成为欧洲主导力量的进程的终结，就像温斯顿·丘吉尔提到1942年11月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大捷时所说的那样，这标志着“开始阶段的结束”。为路易在国内外的成功出谋划策的是他的首相，即红衣主教黎塞留。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在前半阶段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招致了强烈的反对。成功常常是险而又险地取得的，没有黎塞留，也不可能获得成功。他对权力的掌握依靠的只有国王的支持。这根植于君主和大臣对王权和法国荣耀的共同承诺。但这也要求大臣能熟练地应付国王脆弱又难以预测的性格。7

路易十三觉得生活困苦不堪、矛盾重重，统治则是一项折磨人的挑战。生理缺陷—舌头下垂，很容易流口水—令他的处境雪上加霜。他说话有点结巴，每天都被迫向外界袒露内心的紧张和信心的缺乏，这一点也令他难堪不已。他崇拜父亲亨利四世，可以想象，当亨利四世在1610年被暗杀时，他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更不用说突然间发现自己成了法国国王的情况了，这位年仅9岁的继承人想必内心十分惊惶。他的母亲玛丽·德·美第奇毫不掩饰自己对路易的弟弟，即奥尔良公爵加斯东的偏爱，并成了反对路易政策的精英团体的首领。路易是双性恋。他在一生中与许多男女廷臣有过热切的情感关系，但全部结局惨淡。国王非常看重自己的君主地位，他迫切地需要情感上的支持，却又对这种需求感到厌恶。

路易十三的统治有两个主要特点：毫不动摇地决意实现他为法国制定的目标，以及不畏险阻地捍卫君主的权力。根据凯茨·德·弗里斯的描述，一些首席执行官有着类似的个性，他们内心脆弱，近乎痴迷地捍卫自己的权力，有着根深蒂固的牛脾气。考虑到“这些顽固分子脆弱的心理平衡，你不仅要极其注意说话的内容，还要注意说话的时机。当提出不同意见的时机到来时，你的态度要非常恭敬”。在凯茨·德·弗里斯的口中，给这样的领导者提供建议，仿若“在练习情感柔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黎塞留成为国王的导师和父亲般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他利用了自己红衣主教的地位，以及国王对精神指导和安慰的需要。他以极强的心理洞察力研究路易的性格，开始了解后者的各种情绪，并且“非常小心谨慎地避免给人留下任何他侵犯了国王权威的印象”。对于路易来说，黎塞留不仅是大臣，还扮演着凯茨·德·弗里斯的角色。然而，就他的情况而言，风险要高得多—不是单单一家公司的命运，而是法国的未来和欧洲的势力均衡。8

凯茨·德·弗里斯在书中妙语连珠，他提醒道，在绝大多数等级化的组织中，“下级都更愿意向”上级“说他们想听到的话”。因此，成功的领导者必须创造并实施一种能遏制这种倾向的文化。所有有能力的皇帝都会认同这一点。贝拉克·奥巴马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对此表示认同。奥巴马在回忆录中评论说，在政治上，友谊变化无常，运气和机会是靠不住的，至高的权力意味着孤独，一个领导者身处逆境，需要在内心和外在都保持平和、冷静，还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想必大多数皇帝都会认同他的观点。有些皇帝做出了和托尼·布莱尔一样的选择，他们厌倦了国内琐碎的政治生活和遭受的挫折，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更宏大、更令人满意的国际关系舞台上。与国内政策面对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同，当时的军队和外交官通常在领导人的直接控制下行动，服从他的命令。当然，一个君主享有的地位和光环远高于当代的英美政治家或首席执行官，皇帝更是如此。这意味着他很少会遭到下属的公开反驳，但这也必然会增加下属向其隐瞒听起来令人不快的真相的可能。在帝国精英和宫廷政治中，当着君主的面阿谀奉承，背后则为了维护自己或委托人的利益违背君主的意愿，是最古老的伎俩。9

为了有效地统治，皇帝需要拥有当代成功领袖的许多特质。政治活动和管理是一件艰苦的事情：统治者需要耐力、身心的韧性和自信。他需要对问题和人进行良好的判断，这个能力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但也是教育和经验的结果。优秀的头脑对于设定优先事项、权衡相互矛盾的建议，以及根据需求调整目标来说至关重要。在面对保守意见和反对意见时，推行政策需要决心。同样重要的还有情商，领导者要靠它来选择并管理明智而忠诚的顾问和官员。而没有这样的追随者，任何政府的任何领导人都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更不用说统治幅员辽阔的帝国了。任命一个比自己更能干的下属，不仅需要自信，还需要谦逊。与当代的政治或商业领袖不同，皇帝的地位意味着，至少他不需要把这些人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或继任者。有一部论述领导力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书中强调了首席执行官“平衡亲切感与距离感”的必要性和困难程度。这对于皇帝来说更加困难，他们既神圣，又深陷于管理和政治。然而，最成功的皇帝都知道如何激励和管理人，以及如何保持他们的忠诚。大卫·朗西曼研究了最近一段时期的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他写道：“自知之明可能是最有价值的政治财富。”凯茨·德·弗里斯也同意这一观点，并引用了老子的名言加以佐证：“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皇帝也是如此。在掌权多年后，当代的一些领导人和首席执行官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成了傲慢和狂妄自大的受害者：“自大和优越感最终对他们自身也造成了损害。”皇帝有更多的理由屈服于这些诱惑。但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最容易导致毁灭的就是相信官方意识形态对他的宣扬，即他是仁慈、全能、全知、近乎神圣的存在。10

正如当代商学院关于领导力的研究对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皇帝有很多看法一样，路易十四的回忆录对所有想要成为领导者的人都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关于如何成为卓越的君主，如果你想知道睿智君主本人的看法，这些回忆录无疑是一座金矿。路易写下这些回忆录从来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指导自己的继承人学会统治。国王写道，大国之君需要给自己设立高远而雄心勃勃的目标，然后集中精力和资源，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国家的利益必须始终优先于国王个人的乐趣和爱好。治理国家需要树立坚定的目标和运用灵活的手段。政治环境不断变化，统治者必须对此加以适应。关于外交政策和战争—路易视它们为伟大君主的核心活动—在策略上，理性和谨慎必须占据上风，不过，法国及法王的地位和荣耀是至关重要的战略目标。必须在权衡所有可获得的证据后再做出决定。选择有能力的大臣是“君主的主要职能”。他必须鼓励顾问提出诚实的建议，奖励和提拔那些与他意见不一致、向他说逆耳忠言的人。君主必须毫不犹豫地任命强势、野心勃勃且才智过人的大臣。地位和手中任免、奖励的权柄，使君主可以控制他们。但要想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富有见识且消息灵通。这既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又需要保持多种信息渠道的畅通。最重要的是，君主必须了解自己，并“学会非常严格地审视自己”。路易的角色一方面是尊贵的，另一方面却深陷于人性和政治的现实泥沼。他警告自己的继承人，君主总是被寻求庇护的人包围着。说“是”当然是最容易的，这有助于获得舒适的生活和慷慨的名声，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金库可以满足大多数寻求帮助的人。君主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保卫国库，当然，手段要足够得体，不要冒犯那些骄傲的、总在申请队列中排在首位的贵族。11

当然，路易十四不仅仅是政治家或首席执行官。他身上兼具现代君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角色。他的统治充满自信，这种自信根植于两个事实：他是上帝指定的统治者，以及他的家族在法国的统治已经持续了700多年。并不是所有君主的统治都这样稳固。有史以来，关于王室领导者的最知名的著作可能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The Prince）。这部作品对任何一个领导者都有一定的价值。美国安然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曾在监狱长期服刑。他在自己事业的全盛时期“有时也被称为‘君主’（The Prince），这个称呼就来自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事实上，作为一种培训方式，新员工常被鼓励通读《君主论》”。在某些方面，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安然公司在其中蓬勃发展—与马基雅维利所在的16世纪的意大利很相似，后者是新兴城邦的专制君主和王朝的天下。它与罗马帝国皇帝所处的世界也有相似之处，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书中就列举了罗马帝国的许多皇帝。正如马基雅维利本人认识到的，统治意大利专制城邦和罗马帝国的手段，与统治一个长期存续的合法王朝的手段大不相同。例如，马基雅维利警示君主，永远不要任命首相来管理他的政府，也不要任命将军来指挥他的军队，他的王位可能因此被篡夺。然而，如果皇帝想让帝国和王朝延续下去，他们常常不得不做这两件事。本书研究的大多数王朝和皇帝都有足够强大的合法性，故而可以这样做。我们已经通过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例子，认识到了这样做的重要性。正如法国在欧洲的首要地位取决于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的关系一样，普鲁士的奥托·冯·俾斯麦与国王，即日后的皇帝威廉一世的关系，同样决定了普鲁士的地位。

成为一个成功的皇帝，意味着做好一项困难的工作。路易十四享受做君主，也擅长做君主。但很多皇帝并非如此。正如本章所述，他们被期望完美地扮演各种角色，其中一些需要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特质。皇帝必须是废寝忘食的政府首脑，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虔诚、道德的典范，最高军事指挥官，寻找庇护、进行社交的中心，而同时兼顾这些责任则十分棘手，必须要做出取舍。君主制国家声称拥有半神圣的权力，但其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落实自身的愿望和政策，主张与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所有的政治生命均以失败告终”，这句格言得到了许多更睿智、更善于内省的君主的认同。统治帝国要面临巨大的困难。一个年轻的君主很可能会通过恣情享乐来逃避现实。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迈的君主很容易陷入厌倦、沮丧和失意的情绪之中。现在，人们常用“过劳”（Burnout）一词形容那些过于勤奋的首席执行官。但与当代的首席执行官不同，君主通常无法退休，即便他愿意。在帝国历史上，国力衰弱乃至政权倾覆的剧目在漫长统治期的最后几年反复上演。

然而，失败和无力感绝不是问题的全貌。皇帝的权力可以是强大而有效的。意料之中地，这一点经常体现在军事事务和外交政策方面。在危急关头也是如此，当最高权力拥有者必须做出决断时，皇帝的能力或其他特质，可以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领导能力也可能对帝国的长期兴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几百年甚至两千年前的君主做出的一些决定，仍然影响着当今的世界。牛津大学政治学前皇家钦定教授塞缪尔·芬纳称，秦朝的开国皇帝（公元前221—前210年在位）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领袖，因为他创造的帝国模式使中国最终保持了统一国家的地位，从而对全球的地缘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君主为自己及其帝国选择的宗教，有时还能界定世界文化区域的边界。君士坦丁大帝改宗基督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没有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佛教很可能仍只是众多教派中的一个，局限于印度一隅，甚至很可能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了。而现在，它传播到了东南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对这片广阔地区的文化和信仰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来自16、17世纪的欧洲。16世纪，萨法维王朝的沙阿为自己和伊朗选择了什叶派信仰，这一决定可能至今仍是中东地区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皇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41

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