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敌友，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一，日侵华，美国先道德谴责后逐渐升级制裁，最后导致日本偷袭珍珠港。

二战前（主要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期间），美国对日本入侵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从有限谴责、道德劝诫和不承认主义，到逐步施加经济压力，最终走向全面对抗的演变过程。

（与美国应对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至今的历程惊人相似）

罗斯福政府既有对日本侵略行为的道义反对和对中国一定程度的同情，又受制于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不愿过早卷入海外军事冲突，同时与日本存在重要的经济联系和利益。

具体可划分为几个阶段：

1，九一八事变与建立“满洲国”（1931-1932）：

美国最初反应谨慎。

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提出了著名的“史汀生主义”（1932年1月）。

其核心内容是：美国不承认任何由武力造成的、有损美国在华条约权利或违背《非战公约》的领土或行政变更。

这体现了美国的道义立场，表明不承认日本侵略成果（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但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或军事行动。

原因：

孤立主义盛行： 大萧条使美国民众主要关注国内经济复苏，强烈反对卷入海外纷争。

低估日本威胁： 当时普遍认为日本的经济无法支撑长期大规模战争，其扩张可能有限。

经济利益考量： 美日贸易（尤其是日本进口美国的石油、废钢铁等战略物资）对美国经济有相当分量（1929年美国发生了大萧条）。

避免刺激日本： 担心强硬行动会激化矛盾，可能导致美日直接冲突，这是美国的民意，罗斯福政府也无法逆民意而行。

（美国有着强大的孤立主义传统，特朗普能够两次上台执政都跟孤立主义有关。）

2，卢沟桥事变与全面侵华（1937-1939）：

道义支持中国与“隔离演说”的失败

道义谴责与有限支持：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政府的道义谴责明显加强。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10月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将侵略者比喻为“瘟疫”，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对侵略者进行“隔离”（即联合实施经济制裁）。

这被视为美国政策可能转向强硬的信号。

反应冷淡与政策回缩： 然而，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舆论对此反应极其负面，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引向战争的行为。

罗斯福迅速收回了这一倡议，政策重心回到避免直接卷入。

“道义禁运”与贷款援助： 在此背景下，美国采取了一些非强制性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的措施：

“道义禁运”： 1938年7月，美国政府向飞机制造商和出口商发出“道义劝告”，要求他们不要向日本出售用于轰炸平民的飞机和部件。这没有法律约束力，效果有限。

对华贷款： 1938年底和1940年，美国分别向中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锡贷款）的贷款，帮助中国购买物资，体现了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但规模不足以改变战局。

“中立法”的应用与局限： 美国当时有《中立法》，理论上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但日本狡猾地避免对中国正式宣战，使得《中立法》在东亚的应用变得复杂。

美国没有对中日实施严格的武器禁运，实际上日本仍能从美国大量购买石油、废钢铁、铜、机床等关键战略物资（这些物资对日本的战争机器至关重要）。

这构成了美国政策的最大矛盾点：一边谴责侵略，一边为侵略者提供战争物资。

3，转折点（1940-1941）：走向经济制裁与对抗

国际形势变化： 1940年，纳粹德国在欧洲的胜利（特别是法国沦陷）和日本加入德意轴心国（三国同盟条约），使美国深刻意识到全球法西斯扩张的威胁。日本趁机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南进意图明显，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菲律宾）和东南亚的资源。

国内舆论转变： 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如南京大屠杀被广泛报道）和日益嚣张的扩张行为，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看法，孤立主义虽仍强大，但支持对日强硬的力量在增长。

逐步升级的经济制裁：

冻结日本在美资产： 使日本无法用美元购买美国商品。

事实上的石油禁运： 通过严格的出口许可制度，实质上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约80%的石油依赖美国进口）。

1940年7月： 罗斯福签署《出口管制法》，开始限制对日本出口航空燃料、高级废钢铁等关键战略物资。

1940年9月： 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后，美国宣布全面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和钢铁。

1941年7月： 日本进一步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美国反应空前强烈：

对华援助升级： 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包括允许美国退役飞行员组建成“飞虎队”援华作战（1941年），并开始规划更大规模的援助计划（租借法案后来也适用于中国）。

最终摊牌（1941年）

石油禁运对资源匮乏的日本是致命打击，迫使其做出选择：要么从中国撤军妥协，要么孤注一掷夺取东南亚资源（主要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

1941年4月开始的美日谈判中，美国的核心要求是日本必须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完全撤军。日本拒绝放弃在中国的侵略成果。

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最终选择了战争，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卷入二战。

总的来说，美国的态度：

道义谴责与战略模糊并存： 始终在道义上谴责日本侵略，支持中国主权完整（不承认主义），但迟迟不愿承担军事干预的风险。

孤立主义的枷锁： 国内强大的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思潮是制约罗斯福政府采取更强硬措施的最主要因素。

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的矛盾： 与日本的经济联系（出口利益）在初期阻碍了制裁行动，但随着日本威胁美国核心战略利益（太平洋霸权、东南亚资源），经济利益最终让位于战略安全。

从绥靖到遏制： 政策经历了从消极的不承认主义、象征性的道义禁运，到逐步升级的经济制裁（特别是石油禁运）的过程，最终因日本拒绝让步而走向全面对抗。

对中国的同情与有限支持： 美国公众和政府对中国抗战抱有同情，也提供了一些贷款和援助，但在珍珠港事件前，这种支持不足以改变中日战争的总体态势，且长期为日本提供战略物资严重削弱了其道义立场。

二，二战前苏联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比美国更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

二战前及战争期间苏联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及其持续贸易关系，主要受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地缘政治博弈和战争形势驱动，是一个复杂且充满现实政治考量的战略问题。

其核心逻辑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避免两线作战（核心战略目标）：

西线威胁（德国）： 自1930年代起，纳粹德国被视为苏联最主要的、生死攸关的威胁。斯大林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时间加强国防，并避免在西方（对德）和东方（对日）同时开战。

东线威胁（日本）： 日本在中国东北（伪满洲国）驻扎着强大的关东军，对苏联远东地区构成直接军事威胁。历史上（如1904-05日俄战争、1918-22干涉苏俄）和1930年代末（张鼓峰、诺门罕事件）的冲突证明这种威胁是现实的。

中立条约（1941）： 为避免日本在其与德国作战时背后捅刀，苏联在德国入侵前夕（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互不侵犯，并在对方卷入战争时保持中立。这是苏联东方战略的基石，为其在苏德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稳住了远东后方。

维持远东边界稳定：

通过维持与日本的官方关系和贸易，苏联旨在传递一个信号：只要日本遵守中立条约，苏联无意在远东主动挑起冲突。这有助于抑制关东军可能的冒险行动，保障苏联漫长的远东边界安全，使其能将绝大部分兵力投入到对抗德国的西线。

2，对华援助与制衡日本（有限度且有时效性）：

初期援助（1937-1941）： 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是国际上对中国抗战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这符合其战略利益：一个抵抗日本的中国能极大牵制日本陆军主力，防止其北上进攻苏联。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

军事援助： 贷款、飞机、坦克、大炮、弹药等。

人员支持： 派遣志愿航空队直接参战。

外交支持： 在国联等场合谴责日本侵略。

援助减少与停止（1941年后）：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身生存面临巨大危机，所有资源优先保障西线。对华援助规模急剧缩减，并最终基本停止（1942年左右）。此时，维持与日本的表面“正常”关系以保障远东安全变得比继续大规模援华制日更为迫切。

3，苏联对日贸易的动机与实质：

获取战略资源（有限）：七七事变后，苏联继续向日本供应其远东库页岛北半部（萨哈林岛）所产的石油。即使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这条“北方输血线”依然畅通，直至1945年4月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并准备对日作战时才彻底中断。

日本从苏联进口了其急需的石油、煤炭、锰矿石、木材等资源（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方资源线受盟军威胁增大）。 这些石油对极度缺油的日本海军和工业至关重要。

换取关键物资（早期）： 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从日本进口一些其所需的工业设备、技术、有色金属（如铜）等。

维持外交渠道与情报： 贸易关系是维持官方接触的纽带，有助于传递政治信号、收集情报和管控分歧。

履行条约义务的表象： 维持一定的贸易是展示遵守《中立条约》的姿态，避免给日本撕毁条约的口实。

并非全力支持日本： 苏联与日本的贸易并非出于支持日本侵华，而是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交易。

国际环境与盟国压力：

苏联的盟友（美英）对其与日本保持贸易关系（尤其是出口石油等战略物资）一直持批评态度，认为这间接援助了日本侵略战争。

苏联对此的辩解通常是强调维持远东和平对全球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重要性（避免苏联两线崩溃），以及贸易规模有限且是相互的。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1943）等场合向盟国承诺最终会对日作战，但需要时机。

4，1945年的转变：

雅尔塔协定（1945年2月）： 在德国败局已定、欧洲战场即将结束的背景下，美英为换取苏联尽快对日参战，在雅尔塔会议上满足了苏联在远东的利益要求（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丧失的权益，如租借旅顺港、中长铁路权益、库页岛南部等）。

废止中立条约（1945年4月）： 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不再续约（按规定需提前一年通知，苏联在1945年4月5日通知日本）。

对日宣战（1945年8月8日）：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8月6日），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次日发动“八月风暴”行动，迅速击溃关东军。此时，对日贸易早已名存实亡。

总结：

苏联在二战期间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是实用主义和双重性的：

前期（1937-1941）： 积极援华制日，旨在利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陆军，保护其远东侧翼。

中期（1941-1943）： 苏德战争爆发后，首要目标是生存。对华援助大幅减少，维持与日本表面的外交和有限贸易关系成为其东方政策的核心，唯一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两线作战，稳住远东。此时的贸易（包括向日本出口资源）是服务于这个最高安全目标的必要代价（尽管有损道义形象）。

后期（1944-1945）： 随着德国败象显露，苏联开始为对日作战布局。贸易基本停止，最终在有利时机（满足自身利益要求且日本败局已定时）背弃《中立条约》，对日宣战以攫取远东利益并履行对盟国的承诺。

因此，苏联持续与日本贸易到1945年，根本原因在于《苏日中立条约》是其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生命线。维持最低限度的贸易关系是维系这条脆弱生命线、保障其集中力量对抗纳粹德国的关键手段，是冷酷现实政治和国家生存利益压倒意识形态和道义考虑的体现。一旦欧洲战场胜局已定，且盟国满足了其在远东的条件，苏联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与日本的关系，转而进攻以获取最大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