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让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让资本说了算、让资本家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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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一说市场经济，就会引发某个群体不可描述的颅内高潮，好比婆罗多见了蜥蜴。

因为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就是万灵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政府在管控市场，都是因为国企在扰乱市场。

因此，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全面私有化、只要彻底放开市场管控、只要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说了算，中国经济就会腾飞，老百姓就会过上好日子。

这么反逻辑的理论，普通人不懂也就罢了，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居然也为之鼓吹，这绝对不是蠢，而纯粹只是坏。

因为在校尉看来，完全让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让资本说了算、让资本家说了算，就是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变成丛林社会的弱肉强食。

壹：市场经济与人性

市场经济好不好？

老祖宗的中庸理论也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罢，都在阐述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市场经济同样如此。

世间唯一的绝对，就是从来没有绝对。

因此，完全抛开政府管控、绝对自由的市场，就跟完全置于政府管控之下、绝对不自由的市场一样，都是非常极端的存在，都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最基本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甚至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人性。

人性分两部分。

一是源自动物生存本能的兽性，可以称为人的自然属性；二是在人类社会道德、法律约束下形成的、能够压制动物本能的人性，可以称为人的社会属性。

兽性就是生存本能，因而都是自私的、残忍的，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

所谓人性本恶、人性本私，就是针对人的自然属性说的。

相反，人类后天培养的社会属性，则多是积极的、向上的、向善的，这才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也是真正的人性。

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就是针对人的社会属性说的。

正因为人性具有两面性，不管哪种形态的社会体制，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一方面要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即压制人类源于兽性的生存竞争本能，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人与人的竞争，也即激发人的生存竞争本能。

老人家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这个意思——野蛮其体魄，是为了提高人的竞争实力、促进人的竞争意识，文明其精神，就是要把这种竞争约束在道德范畴之内。

市场经济也是人类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要在激发生存竞争本能与压制生存竞争本能之间取得平衡。

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完全交给市场调节，完全由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要撤掉对生存竞争本能的制度约束，完全释放人性之恶，把市场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

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都把300年前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奉为祖师爷，堪称西方圣人。

因为亚当·斯密说过一句名言：什么都不要管，把一切交给市场。

只是，这是亚当·斯密的本意吗？

校尉一直说，过去的时事，就是今天的历史。因此，要读懂历史，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时事。

亚当·斯密出生于1723年，其经济思想则集中体现在1776年完成的《国富论》中，也是美国独立的年份。

这个时候，虽然欧洲列强已经开启全球殖民将近三百年，但工业革命刚刚启动；虽然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挫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将近两百年，但始终面临法国的挑战，全球霸主地位并不稳固。

也就是说，在国际地缘政治层面，依然处于列强争霸时代；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链、市场经济、现代金融、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理论，依然是一片空白。

这一点，也体现在《国富论》的行文中。由于缺乏通用的学术用语，亚当·斯密不得不引用最浅显的日常生活事例，来说明现在看起来很理所当然、当时却能把人搞晕的市场现象。

比如亚当·斯密提出，货币本身并无价值，生产才是衡量国民财富的标准。这里的生产，其实就是生产力；这里的国民财富，其实就是后来的国民生产总值。

正因缺乏市场经济的理论支撑，当时的欧洲列强，其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依然停留在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的重商主义。

而所谓的重商主义，其实就是殖民掠夺的零和博弈思维模式、其实就是小院高墙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也是亚当·斯密重点批判的对象。

重商主义认为，金银等可以充当货币的贵金属本身就是价值，因此，从全球殖民一直到工业革命诞生之初的三百年中，欧洲列强所有的国家行为，都以掠夺金银为最高追求。

这也可以完美地解释，为什么英国能够反超西班牙。

因为西班牙从美洲掠夺到了天量的贵金属之后，没有用来发展国内的生产力，而是用来购买瓷器、丝绸等奢侈品。因此，无敌舰队迎来一次惨败，西班牙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工业生产能力不能确保战场一定胜利，但却能保证失败后还可以卷土重来。

相比此前殖民者对金银的追求，亚当·斯密认为，蕴含在商品之中的生产活动或者说劳动力才是价值所在——商品的贵贱，是由生产它所需付出的劳动强度、劳动复杂程度决定的。

这种认知，刚好可以印证校尉对于美元霸权的看法——美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能够换来商品，因此，在中美所代表的全球最大工业国与全球最大消费国、金融国的博弈中，掌握商品的中国，其实才是真正的甲方。

美元之所以可以维持强势，只是美国霸权的惯性作用。当惯性消失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中国才是真正的甲方。

参见《驳洋屁论：中美脱钩，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甲方》

可见，亚当·斯密提出“把一切交给市场”的时代背景，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统治阶层，依然在用殖民掠夺时代零和博弈的思路，来应对工业革命之后已经初步成型的全球化市场环境，列强一边拼命扩张殖民地，一边通过关税壁垒、将本土与殖民地打造成一个个封闭的小生态圈。

这种状况，对于追赶者来说，属于短期利大于弊、长期弊大于利。

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关税壁垒，追赶者可以保护竞争力不足的本土产业；但就长远而言，分割的全球市场，既不利于做大全球经济的蛋糕，也会将本国与全球市场割裂开来，削弱自身的竞争力——闭关锁国，肯定没有出路。

不过对率先启动工业革命的英国来说，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推动全球化都是最有利的。

咱们老祖宗说，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美国人说，达则门户开放、退则门罗主义，英国人说，达则交给市场、退则关税壁垒，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强大了，就要向外扩张影响力，因此要大力推行全球化，弱小时，就要关起门来猥琐发育，给自己留一口饭吃。

这就是亚当·斯密提出“把一切交给市场”的历史环境。

他的本意，是让英国放弃高关税、放弃以掠夺金银为第一目标的重商主义，通过搞活国内、国际市场，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英国的工业优势。

只是在那个年代，源自小农经济、殖民经济的历史惯性过于强大，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亚当·斯密才说“把一切交给市场”，但这并非简单地摈除政府作用。

相反，对于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从经费支出的角度，提出了三条明确的职能。

一是国防费。

政府承担国防开支，组建一支职业化的常备军，“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

因为在那个年代，欧洲各国依然广泛采取君主制。而欧洲的君主制，其实就是贵族共和制的延续，军权长期分散在各级领主手中。

对于军权的集中，不管是老牌贵族、还是新生的资本家，都有着本能的抵触。国王对此也不积极，因为他需要承担更多的军费。

正因如此，早期资本家在殖民地的拓展，很多都是自行组建雇佣兵。

比如开启股份制的尼德兰（也即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通过自行招募雇佣兵来实现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

它甚至还可以发行货币、与他国签订协议，其实就是一个弱化版的国家。

位于印尼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遗址

补充一句，虽然都叫东印度公司，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位于印尼，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位于印度。把美洲、印尼都当成印度，可见当时欧洲列强对于世界的认知，依然处于非常蒙昧的状态。

因此，在欧洲各国深受封建领主制度影响、中央权力有限的时代背景下，亚当·斯密提出由中央政府承担国防开支，其实就是要求强化中央军权，乃是典型的大政府思路。

二是司法经费。

政府承担司法经费，“尽可能保护社会上的每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者压迫”。

亚当·斯密之所以提出这条，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司法人员的薪酬，大多来源于办案的手续费——“英国各法院的主要费用，最初似乎也是取给于法院手续费。”。

这就必然带来三大弊端，一是“各法院都尽可能兜揽诉讼事件，哪怕本来不是归自己管辖的案件，也乐于受理”；二是层层设卡、人为制造繁琐的司法程序，以收取更多的手续费；三是大面积的司法腐败。

三是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

亚当·斯密明确指出，公共工程与公共机关“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

也就是说，被自由经济学派奉为祖师爷的亚当·斯密，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设施、民生机构应该交给市场，而是应该由国家统一负责。

由此可见，某些人大力推行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铁路私有化、电力私有化、电信私有化、公共服务私有化，连亚当·斯密都不认可。

综上，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也绝对不能等同于后来的自由经济学派。这就好比，孔子的思想，也已经被后来的儒生扭曲一样。

亚当·斯密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是为了破除当时的行政壁垒。好比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曾提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虽然《国富论》中，确实没有明说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亚当·斯密对政府提出的三大职能要求，尤其是第三条，正是为了在活跃市场、发展经济与政府调控、保障民生之间达成平衡。

读前人的书，重要的不是对部分文字的理解，而是对全文思想精髓的体悟。

强调两点：

一是亚当·斯密一直反对“小政府主义”，试图为政府争取更多的职能。

二是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但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促进经济发展、制约资本无序扩张，而非把“看不见的手”交给资本控制。

正如《国富论》所言：这些只支持国内生产者而排斥国外生产者的人，尽管只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受一只“看不到的手”引导，往往会达到一些并非出自他们本意但对社会有益的结果。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资本家只是市场的参与者，而非市场的控制者。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不该由政府全面控制，但更不能由资本控制。

这就好比经济领域的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绝对容不得含糊、动摇。

叁：为什么不能把一切交给市场

人类历史好比开车，没有哪种政策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而是需要根据道路情况进行调整，该加速就加速、该减速就减速、该左转就左转、该右转就右转。

把某种极端化的政策当成万灵药，就好比开车一直踩着油门、同时把方向盘往一边打死，翻车乃是必然。

发展自由市场与加强政府管控，就是一对互相制约、互相平衡的政策工具。

当人类社会从小农时代封闭的内循环经济体系、走向工业时代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的时候，沿袭自封建时代、殖民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太过僵化，因此要大力发展自由市场，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直接干预，将政府职能聚焦到提高国防安全、提供公平交易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推动全民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民生领域。

这也是《国富论》的主要观点。

当自由市场发展太过，国家政策被资本绑架、经济发展成果被资本侵吞的时候，加强政府管控、约束资本无序扩张，尤其是制止资本向公共服务领域、民生领域的渗透，就变成了必然的选择。

尽管在《国富论》中，因为无法预测自由市场泛滥、资本肆虐引发的后果，对于如何发挥政府监管作用、如何通过政府行为来约束资本，亚当·斯密并未提出预见性的建议，但对于资本的劣根性，亚当·斯密已有清醒的认识。

比如亚当·斯密指出，资本的利润，来自于对工人劳动价值的扣除，而非资本家的劳动所得；特许公司与政客勾结，通过垄断获取高额利润、破坏市场竞争；资本家联手操控市场、损害公众利益。

亚当·斯密推崇自由市场的原因，就是试图通过激发人类的自然属性——也即本文开头提及的人类继承自动物的生存本能，来实现利他的目标——也即人类的社会属性。

“我们决不能指望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中获得我们的午餐。我们只能借由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来获得我们的午餐。”

不管是亚当·斯密用日常生活常识列举的例子，还是校尉归纳的有点拗口晦涩的理论，都指向同一条人类社会运行的根本逻辑：要想实现利他，首先要激发利己。

但我们更要谨记，如果利己主义脱离了必要的限制与约束，便会演化为全人类的灾难。

给你自由，可以，但不能给你自由过了火！

在人类历史上，皇权更替、军阀混战，归根结底，就是国家失能、制度失灵，失去了对野心家的压制，使得整个国家因为个别人的野心而遭受磨难。

同理，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资本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必然会勾结政府官员、绑架国家政策，由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对象，变成看不见的手的控制者。如果政府不主动干预、提前干预，自由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大家熟悉的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以此为主因引发的二战，就是自由市场过了火，而此后的罗斯福新政，就是对自由市场及其背后资本的管控。

将自由市场与政府管控对立起来，本身就是十分荒谬的。

任何自由都有边界。

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不能侵害他人利益；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同样不能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

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约束自己，因而要有法律；我们也不能指望资本与资本家会自我约束，因而必须要有政府管控。

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摆脱的经济危机，还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带来的恶果，都已经充分证明：把一切交给市场、完全让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让资本说了算、让资本家说了算，就是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给最为贪婪、愚蠢、短视的资本！

国足白斩鸡，就是最典型的让市场说了算。它们带来的恶果，就是中国职业足球的彻底毁灭。

可以想象，如果在整个中国，也搞让市场说了算，又会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

肆：国企

国内自由经济学派的攻击重点，一是政府对市场的调节行为，二是国企的存在。

客观评价，国企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利用政策性的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比如一边以亏损为由获取财政补贴、一边给员工尤其是领导层发放高额薪酬；比如一边享受体制红利一边享受市场回报；比如屡禁不止的贪腐现象……

但国企有两大制度性优势，是私人资本永远无法做到的。

一是国企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为全社会提供最基础的民生服务。

中国的普惠制民生服务，比如性价比极高、几乎没有地区差异的电力、高速交通、城市公交、能源、通信、邮政等，都是通过国企实施的。

这些民生服务，很难交给市场去调节，否则我们就会跟美国一样，铁路长年失修、地铁没有无线覆盖、公共交通价格高昂、电力价格飞涨，甚至消防都要自己花钱。

这些民生服务，普通人再有钱，也没法通过市场购买，只能以政府指导、国企实施的方式，惠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二是国企必须承担国家义务，必须为国防军工、基础理论研究、国家税收、海外利益拓展等提供支撑。

国防军工，我们有中核工业、航天科技、航天科工、航空工业、船舶集团、兵器工业、兵器装备、中国电科、中国电子……

基础理论研究，我们有中科院下属的一系列研究所，以及科技类央企之下的无数科研机构。

国家税收，我们有中国烟草、国家电网、工商银行……

海外利益拓展，我们有中国建筑、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中冶集团、中国化学、中国中铁……

校尉始终认为，在中美博弈所代表的制度竞争中，国企尤其是大型骨干央企，是我们特有的制度优势、拳头武器。

虽然这个武器谈不上完美，但这个武器威力无穷。

在国内，这个武器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通信网络、电力网络、邮政网络，敷设到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为全面脱贫、抢险救灾、边境安全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比如2025年1月7日的西藏定日县地震救灾。

地震发生于上午9时许，不过十几分钟，无人机抵达震区，第一时间传回灾区图像，此后，中国军队2小时抵达海拔四千多米的震区、8小时搭建帐篷安置灾民、11小时开始为灾民提供热饭热菜。

当天晚上18时，也即地震发生9小时后，三个受灾乡镇的通信恢复；次日，县城与受灾乡镇的电力恢复。

这是在人烟稀少、海拔超过四千米的绝域高原，如果没有连通雪域高原的公路网，没有广泛分布的通信、电力应急抢修队伍，就不可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在国外，这个武器极大地加强了非洲、东南亚、中亚、拉美等国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为中国产业链提供了最好的互补——作为第一工业国的中国，就跟最先发起工业革命的英国一样，迫切需要打破市场壁垒，在全球寻找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地与消费市场。

区别在于，欧洲殖民列强可以通过武力强行占领殖民地、强行打开落后国家的大门，今天的中国，不管是主观的文明特性，还是客观的外部环境，都不允许我们动用武力。

就跟郑和下西洋一样，今天的我们，用一带一路倡议，重新诠释了“通四海之好”的历史宣言。

区别在于，当年的郑和舰队，变成了浩浩荡荡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大军。而这支大军的骨干与先锋，正是大型国企。

区别在于，由于缺乏对等的贸易伙伴，下西洋的壮举难以为续，今天的我们，却正在努力培养西方国家之外的合格贸易伙伴。

在中国人设想了几千年的大同世界中，在中国人最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中国好，就一定要带动世界好，世界好，中国才能更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结语：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西方伪史论的争议甚嚣尘上。

上周末直播时，校尉也说过，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西方历史，但我们可以合理地质疑西方历史，因为西方的早期历史缺乏权威的信史记录。

这种质疑，校尉认为，不应该包括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因为这是明确记载了的史实。

实际上，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是他的《国富论》，正好反衬了国内公知、买办的虚伪与双标。

他们一边全力维护西方历史，一边歪曲亚当·斯密的思想精髓。声称西方历史不容质疑的是他们，将《国富论》断章取义为绝对自由市场的也是他们。

就此而言，我们更有必要怀疑西方的历史——刚刚发生的二战历史都可以篡改，亚当·斯密这样的西方圣人都能歪曲，那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