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夏，再给我五分钟，我要回到60军！”张祖谅低声却斩钉截铁。屋里只他和随行参谋，两人对视，空气像被拉紧的弓弦。
败仗是前年打的。1951年4月底，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时，第180师在汉江北岸被美军与土耳其旅楔断退路，7000多人伤亡失踪。电报一到北京，军委作战厅里先是沉默，随后铺天盖地的质疑声涌来：要不要撤番号？要不要调整建制？
外界的喧嚣和60军的沉痛，对张祖谅是双重刺激。那支部队原本是他在解放战争末期一手带大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和第十三纵。运城、临汾、太原、西南进军，哪一仗不硬？偏偏跨过鸭绿江后折戟，他窝火，也心疼。
当初没跟部队一起入朝，是因为胃病加上川西剿匪任务。60军换了韦杰带队，他表面服从，内心却一直惦记。得知失利，他第一时间把意见写成三条：保留番号、系统补训、由他本人担任军长。王近山看完，只回一句：“我同意。”两天后，申请送到总参。
6月，西南军区参观团赴朝。张祖谅借机走遍第60军阵地，详细核对180师残存名册，连战士缺几件大衣都记在小本上。夜色里，他问守阵地的老连长：“弟兄们怕不怕？”老连长憋了半天，只吐出一句“丢人”。就是这俩字，让他下了最后决心。
回国报告时，毛主席单独把他叫到书房，分析金门登陆与180师受挫的共同漏洞——情报不准、预案不足、后续接应慢。主席提到“番号不能丢，人心更不能散”，随后摆手：“去吧，翻个身。”走出中南海，他揣着手写的16字要诀：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上下信赖，团结一致。
1952年10月，他正式抵达东线鱼隐山一带。60军已接防半月，阵地坑洼，弹药、药品都短缺，他先没谈复仇，而是盯后勤。炮兵团缺高爆弹，他把机关仓库三个月的储量统统推到前沿。指挥所距前沿五公里，他干脆搬到二线颠簸的山腰石洞，方便连里班里随时汇报。
战士们最怕别人提那场败仗。他却偏偏在每次营以上会议上复盘180师被包围的全过程，哪怕同一个细节反复讲三遍。有人担心挫士气，他摆手：“只有把伤口戳透，才能生新肉。”
随后的小规模反击，60军像磨刀一样连打26次，胜了25次。规模不大，但敌情、地形、协同、后送全流程走完一遍又一遍，士气复苏肉眼可见。张祖谅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别急，真刀真枪的机会就快到。”
1953年6月初，停战谈判拖泥带水，志愿军决定打一场示范性夏季反击战，重点教训韩五师。20兵团首长提出深夜强攻，他则建议大纵深潜伏。2000多人潜伏，这在志愿军还是第一次。外军顾问摇头，许世友却拍桌子：“胆子够大，我看行。”
10日零时，潜伏队伍悄悄下山过沟，凌晨五时抵敌前沿仅两三百米。为了不暴露，官兵干脆把刺刀插进泥里当拐杖，连咳嗽都用袖口捂着。17小时后，定向爆破响起，三发曳光弹划过黑暗，攻坚连呐喊着扑上去。不到四小时，902.7、973、883.7三高地相继插上红旗，韩军第27团被歼千余。后续部队一举将战线向南推数公里。
180师冲在最前，成功拿下949.2高地。捷报飞到兵团部，许世友笑骂：“张军长胆子大，心也细。”张祖谅当场回电：“全赖兄弟们肯拼命，此役只是起点。”
胜利并未冲淡教训。他让参谋处把攻克各高地的秒表读数、弹药消耗、卫勤转运路线全部归档，又在军党委会上不点名地批评几位营长擅自拔点。有人问，打都打赢了，何必斤斤计较？他一句话压住场子：“赢，也得赢得明白、赢得持续。”
同年7月，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署。60军伤员刚撤下一批，他就命令各师修整工事，理由简单——没人知道停战会不会失效。老战士说他“心大又心细”，其实他心里明白，自己这趟回来，不只是雪耻，更是护住60军几十年的底子。
朝鲜山风带着硝烟味，吹在他灰白的鬓角。此刻，他想起远在成都的家属学校、保育院，想起那些在信里写“放心去打”的军属。人到中年，最难得的不是一腔热血，而是负得起的责任。他低头扣紧军装纽扣，自言自语：“60军，咱们扳回来了，可不能再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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