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天手机在枕头底下震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果然，堂哥发来消息：二公走了，后半夜三点。

九十岁，也算高寿了。可挂了电话，我盯着天花板到天亮——这已经是半年里，村里走的第五位长辈。

我们村在湖北东部的山坳里，八十来户人家。说是村，其实更像个大家族，谁家添了娃，谁家的稻子熟了，不用特意说，全村都知道。我快四十了，爷爷那一辈的，剩下的屈指可数；就连父辈，六十来岁的，这几年也走了好几个。

二公是上周从镇上医院回来的。肺癌晚期，医生找堂哥谈了一次，话没说透，但意思很清楚：回家吧，让老人舒坦点。

农村人都懂这个意思。不是不孝，是真没辙。年轻人在外头打零工，一年攒不下几个钱，ICU一天的费用，可能是小半年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老人自己不想治了。二公拉着堂哥的手说："别瞎折腾，我想回老屋，睡火铺。"

火铺这东西，是村里的灵魂地标。泥巴糊的墙，中间嵌着个柴火灶，冬天烧着炭火，又能取暖又能做饭。谁家有事，全村人都围在火铺边商量；谁家添了丁，就在火铺摆酒；老人到了最后，也多半是躺在火铺的铺盖上走的。

二公回家那天，堂嫂把新做的棉絮晒得暖暖的，铺在火铺最中间。爸爸去看他时，他已经没什么力气说话，眼睛半睁着，看着屋顶的木梁——那木梁还是他年轻时亲手换的。

周围坐满了人。三婆颤巍巍地抹着眼泪，说当年二公帮她家挑过水；隔壁湾的表叔蹲在门口抽烟，说二公教他编过竹筐。没人大声哭，就是坐着，陆陆续续村里的人都会过来道别。

这就是农村的规矩。老人上了火铺，就像一场无声的通知：该来告别的，都来看看。不是催着谁做什么，就是陪着，让他知道，这辈子处过的人都在呢。

二公在火铺躺了五天。头两天还能喝口清米汤，后来就只喝得下水了。堂哥说，他最后清醒的时候，把几个儿女叫到跟前，说"棺材就用我之前备下的那口，别再花钱买新的"，又嘱咐"坟地选在老槐树下，能看着湾里"。

该说的都说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走的那天凌晨，月亮还挂在天上。堂哥照例先去请了地理先生。先生翻了黄历，说三天后是吉日。

这三天，村里就热闹起来了。男人们帮着搭灵棚、劈柴火，女人们在厨房忙活——丧事在我们这叫"白喜事"，得让来送葬的人吃口热饭。

我回去帮忙的时候，看见二公的棺材停在火铺正中，盖着红布。地理先生穿着长衫，围着棺材念念有词，声音忽高忽低。门口的鞭炮响了一阵又一阵，说是"驱邪"，其实更像在跟街坊四邻报信：二公要走最后一程了。

出殡那天，天刚蒙蒙亮。八个壮汉抬着棺材，前面有人举着引魂幡，后面跟着长长的队伍。三婆拄着拐杖，走几步就抹把泪；几个年轻后辈扛着花圈，上面写着"驾鹤西去"。

锣鼓声敲得震天响，鞭炮一路炸个不停。从湾里到山上的墓地，二里地走了快一个小时。不是路难走，是送葬的人太多，走走停停，好像想把这最后一段路，拉得再长一点。

到了坟地，地理先生喊了声"落棺"，棺材稳稳地放进墓坑。黄土一铲一铲盖上去，慢慢堆成个小土坡。有人在坟前插了根柳树枝，说"让根扎在这里"。

下山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祠堂里摆了几十桌酒席，大家坐下来喝酒、聊天，说的都是二公生前的事。"他年轻时能挑两百斤谷""那年抗旱，是他带头挖的渠"。没人哭了，好像他只是去了远门，迟早还会回来似的。

散席后，我站在村口看了会儿。灵棚拆了，鞭炮屑扫干净了，只有火铺里的炭火，还在慢慢燃着——那是堂嫂特意留的，说"二公这辈子怕冷"。

回城的路上，我想起前几年在医院见过的场景。一个老爷子躺在ICU，浑身插满管子，儿女守在外面，天天跟医生说"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最后钱花光了，人还是走了，儿女们抱着头在走廊里哭，说"爸到最后都没说上一句话"。

不是说城市的做法不好。只是突然觉得，二公这样，或许也是一种福气。

在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屋子里，被最熟悉的人围着，把该了的心愿了了，该说的再见说了。走的时候安安静静，就像睡着了一样。

不像有些城里人，在医院的消毒水味里挣扎，在仪器的滴答声里恐惧，到最后，连个说心里话的机会都没有。

车过长江大桥的时候，我给堂哥发了条消息，问"坟头的土盖好了吗"。他回了张照片，柳树枝在风里轻轻晃。

想起二公生前总说："人这辈子，就像地里的麦子，熟透了，就该归仓了。"

是啊，该归仓的时候，安安静静地归仓，挺好的。

只是下次回老家，火铺边再也看不到那个抽着旱烟、眯着眼笑的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