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寅恪

意译/梅明（纪录片《陈垣》导演）

清朝经学号称极盛，但史学却不能望宋朝之项背。有论清朝文字狱着实极盛，刑罚惨烈，且株连亲友，学者们因此不得不避祸，不敢致力于史学研究。

然而，清朝皇室最忌讳的，只是关于东北以及明末清初那几十年间的历史记载罢了。研究其他历代数千年的史事，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何以清近三百年，史学如此萎靡不振？其间必定另有原因，不全是当时文字之祸的祸患。

清代的经学和史学，都属于考据之学，研究这两门学问的人被共称为“朴学”高士。

二者的区别在于：史学的材料大多比较完整齐全，对它的解释也受到史实本身的约束限制，妄言不多；经学则不然，它的材料往往残缺不全而且稀少，对它的解释没有标准答案。

如果是严谨踏实的人研究经学，就只能依据字句做孤立的解释，不能融会贯通以形成一套有系统的论述；如果是好大喜功、虚浮不实的人研究经学，则不甘心只做片段的论述，反而利用一两条细微可疑的单一证据，去附会其广泛而难以证实的宏大结论。

这种论点提出后，虽无人心悦诚服，但也不容易找出明确的反证来正本清源。这就好比画鬼怪，只要形态大致画出来，就算成型了，反正也无从考证。

清代经学盛行时，研究它的人可以不读唐代以后的书，专攻先秦诸子经典（同时也是科举考试内容），以求速成见效，早日获取功名利禄。于是，整个时代的才学者都舍弃了史学，纷纷涌向经学。严谨踏实之士，就停留在解释字句的层面，不能深入探讨问题；好大喜功之人，则流于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经不起深究和诘问。

即使有研究史学的人，也多是在退休赋闲之后，才开始用剩余的精力去涉猎，几乎是把史学当作文人儒者年老多病时消愁解闷、打发时间的工具。当时史学卑贱如此，真是令人心痛不已！

这就是清代经学过度发展，所以相对导致史学不振的原因。

近二十年来（1915-1935年间），国内学者对内痛楚于民族文化的衰亡颓废，对外震惊于世界新思潮的冲击荡涤，他们所写的史学著作，渐渐能够摆脱清代经学家的旧习气，开始符合现代史学的真谛。其中，广东江门籍陈垣先生的著作，尤其被中外学者佩服，广为流传。这是因为陈垣先生的深邃思考和广博学识，是我国学者自钱大昕以来未曾有过的。

陈垣先生1923年所著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经多次修改补充后，于今年重新刻版印刷发行，邀请我作序。我不敢妄谈上古（夏商周两汉）的经典，却喜欢讨论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民族文化的历史，所以畅然接受兄命，同时借机浅谈清代史学不振的原因，以求教于陈垣先生和当今的学者。

陈垣先生这部书材料丰富翔实，条理清晰分明，深入剖析与融汇综合两种方法都运用得极为精到，其格局规模几乎比肩于宋贤宏著。这些读者自然能够体会到，就无须我多言了。晋代挚虞曾评论杜预的《春秋释例》，说它本是《左传》的注疏准绳，但其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又岂止局限于《左传》本身呢？

如今我国研究学问的人争相谈论古代历史，考察他们的论点，其中有些类似于清朝末期那些虚浮不实的经学家的做法。陈垣先生这部书所揭示的道理，必定可以为大家提供标准，匡正研究的方向。由此看来，这部书的重新刊印和广泛流传，对于营造我国良好的学术风气关系重大，它的意义难道仅仅局限在元代西域人华化这一件事本身吗？

1935年2月 陈寅恪谨序

译者手记（梅明）：

“史学二陈”的故事很传奇，也很难懂。我之所以选择意译，就是希望翻译自由度大一些，尽量能让中小学生都能看懂，以便于传播励耘精神和二陈的学术思想。

陈垣先生的价值有待发掘，不是每天在北师大溜达16000步就能领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作为1923年发表的著作，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1966年，英译本在洛杉矶出版，褒贬不一，影响深远。

陈垣先生是民族危难时期炼成的中华文化最强健的种子之一。仅就史学而论，当时最有陈寅恪能与之齐肩。寅恪先生1935年写的这篇序，最能帮我们读懂陈垣先生。

有幸学习和研读先师的文章。虽然水平有限，我的使命，不是争文、史、哲之短长，而是抛砖引玉，期待群贤毕至，接力播撒这些强健的种子。

这些强健的基因多了，无论顺逆，中华文明都会基业长青。

附：陈寅恪先生原文

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论者辄谓爱新觉罗氏以外族人主中国，屡起文字之狱，株连惨酷，学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于史，是固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即有所忌讳，亦非甚违碍者，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之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以为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

夫义理词章之学及八股之文与史学本不同物，而治其业者又别为一路之入，可不取与共论。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

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阅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话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

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

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

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

今复取前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刻木印行，命寅恪序之。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辞，欲藉是略言清代史学所以不振之由，以质正于先生及当世之学者。

至于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则读者自能知之，更无待于寅恪之赘言者也。挚仲洽谓杜元凯《春秋释例》本为位传准，而所发明，何但《左传》。

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

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二月陈寅恪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