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 蕊
马新在查阅资料。 受访者供图
初见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新时，她正伏案阅读，长发自然地垂在肩上。谈及历史研究，她显得干练、平和。
上世纪80年代初，马新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史研究结缘，此后她长期从事相关科研和教学工作，著有《两汉乡村社会史》等20余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数十载如一日，她的探索步伐未曾停歇。
1982年，从山东大学毕业的马新前往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陈连庆教授，由此踏上乡村社会史研究之旅。“陈老师为我确定的研究方向是汉代乡村社会史，并要求我补修外语。”马新回忆。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陈连庆特地让马新向一位国外学者求教，这位学者将国外学界有关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研究作了介绍，最后补充道：“中国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类似研究。”
“我联想到学界热议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明白了老师为我确定方向的用意——中国的学问，中国人要有充分的话语权。”马新说。
论文写作时，马新遇到了两道坎：“一是史料匮乏，中国古代史籍虽然丰富，但对乡村社会的记述却不多；二是可借鉴的成果少，当时国内学界缺少关于乡村社会的系统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多出自国外学者。”为了完成好这一课题，马新潜下心来搜集史料，同时充分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
研究生毕业后，马新回山东大学任教。那时，乡村社会研究属于冷僻学问，而她偏偏心向往之——“因为在农耕社会，乡村是基础所在。没有对乡村的深入研究，难以理解中国古代农耕文明。”马新说。
到山东大学后，马新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硕士论文修改后投到《文史哲》杂志。“本以为会‘石沉大海’，不料，文章很快刊发，并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马新说，这给了她莫大的鼓励。
但古代乡村社会史研究的道路并不容易。“尤其是研究汉代，那种感觉就像是走在荒野上，没有路，也少有同行者。有关资料既匮乏又分散，都要自己查找。田野调查也是必做的功课，迷路、误车、脚底起泡，都是常有的事。”马新说。
经过不懈坚持，1997年，马新所著的《两汉乡村社会史》出版，得到学界一致好评，此书前后整整花了13年才完成。
《两汉乡村社会史》完成时，古代乡村社会史研究已逐渐被关注，马新却有些彷徨——当她想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史全貌时，却发现有关研究多是局部与个案研究，缺少纵向性、综合性的研究。虽然写了书，但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解答。办法何在？
“历史进程是长时段过程，史学研究中‘树木’与‘森林’同样重要。”马新说，“‘树木’指个案与局部研究，‘森林’指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就汉代乡村社会研究而言，不了解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史的整体发展，便无法真正把握两汉乡村社会。”
站在学术的分岔路口，马新面临着两难抉择：一条是平坦大道，停在原地、继续深化局部研究；一条是坎坷小路，深入纵向的长时段研究，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成效暂时也未可知。
思忖再三，马新选择了后者。先从难处下手，她从原始聚落开始，先后研究了文明起源中的城乡分化、村落产生、早期村落发展问题，完成《中国远古社会史论》。2005年起，马新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对整个中国古代乡村社会进行系统考察。
历时15年，2020年底，马新推出著作《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村落发展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著作，对中国古代农耕文明进行了详尽释读。
2023年10月20日，马新接到朋友的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朋友兴奋地祝贺她：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评奖结果公布，《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位列其间。短暂喜悦后，马新又埋头扎进故纸堆中开展新的研究。
四十余载，马新的步伐愈加沉稳。她对整个中国古代乡村社会进行系统考察，成果迭出。又出版《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中国古代乡村宗族研究》两书，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城乡关系研究”。
在钻研学术之外，马新在三尺讲台前勤恳耕耘，培养出一大批乡村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人才。马新说：“带学生，就是带着学生一起前行。”
在她的研讨课上，学生们常感叹“一半欢喜一半愁”。“愁的是课前准备，喜的是课后收获。师生间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才能让知识在头脑里扎根更深。”马新说。
采访中，一名毕业多年的博士拿出一套珍藏的资料，足有一尺多厚，泛黄纸页间，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批改痕迹，从学术范式、方法到标点符号，细致入微。“当年，论文每完成一章，老师便以‘绣花功夫’帮忙修改，答辩时，积攒的批注稿文字量竟达终稿几倍之多。”这名已逾不惑之年的学生说，“回头看，才懂得老师薪火相传的良苦用心。”
《 人民日报 》( 2026年01月22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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