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UNESCO发布《谁的教育愿景？课外辅导的多元视角、政策与实践》（Whose visions for what learning? Perspectiv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报告，系统分析了全球课外辅导的现状与影响，深入探讨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视角——特别是家长对子女学业成功的诉求，并指出加强监管和政策干预的必要性。
报告指出，课外辅导最初在亚洲尤为突出，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2023年全球辅导市场规模估计达159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以8.8%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至2880亿美元。这一数字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4（SDG4）每年970亿美元的教育资金缺口形成对比。虽然这些估算主要关注商业机构，但许多公立和私立学校教师也通过课外辅导获取额外收入，大学生及其他非正式提供者同样参与其中。因此，学校教育虽是学科教学的主要载体，但与之并行的课外辅导体系已形成规模庞大且影响深远的“影子教育”系统。
尽管规模可观，课外辅导仍未得到充分重视。虽然中国、埃及等国家已实施针对性政策，但更多政府持放任态度。数据缺失是政策关注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1.课外辅导的性质与规模
课外辅导形式多样：最昂贵的是个性化或小班辅导，大班授课则成本较低。技术进步催生了网络辅导和AI辅导等新形式。然而，尽管家长和公众了解不同辅导形式并需做出选择决策，全球课外辅导数据仍严重不足。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向205个国家和地区征集数据时，143个（69.8%）未提供任何量化数据，其余62个（30.2%）的数据也多已过时。全球近七成国家政府未能提供课外辅导相关统计数据。
尽管数据匮乏，部分国家的抽样调查仍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例如：
——智利：2019年八年级学生中，23%接受数学辅导，9%接受科学辅导；
——埃及：2014年十二年级学生中，72%参与一对一辅导，18%参加小组辅导（部分学生可能同时参与两种形式）
——希腊：2017/18学年抽样显示，70%高三学生参加补习机构，60%接受个人辅导（其中39.7%两者兼有），仅9.8%未参与任何辅导；
——印度：2022年农村地区调查显示，一年级学生课外辅导参与率达26.9%，八年级升至31.8%。西孟加拉邦比例最高，分别达63.1%和76.2%（城市数据预计更高）
——韩国：2023年小学生辅导参与率64.6%，初中生66.3%，高中生56.1%；
——毛里求斯：2013年六年级学生参与率达81.4%；
——卡塔尔：2018年调查显示，八年级38%、九年级40%、十一年级35%、十二年级56%的学生参与辅导；
——塞内加尔：2019年六年级学生参与率为22%；
这些案例覆盖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全球范围内课外辅导参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2.课外辅导的需求动因
越来越多家庭认为“学校教育不足”。对教育质量的担忧是主要驱动力，即便在优质学校，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也促使家庭通过额外教育投资谋求阶层跃升。
供给端同样刺激需求：商业机构通过营销制造焦虑；部分教师（包括提供辅导服务者）会推荐课外辅导。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教育体系市场化特征日益明显。
课外辅导扩张某种程度上是“全民教育”（EFA）运动的意外后果。该运动由UEESCO于1990年发起，2000年强化，2015年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EFA显著提升了低收入国家入学率，初级教育普及后，中等教育需求激增。许多原本未考虑让孩子接受高中教育的家庭开始追求高等教育，但同时也发现需要课外辅导保持竞争力。中上阶层家庭则为维持优势加大教育投入。
EFA运动还影响教育质量。教育规模扩张加剧预算压力，单位成本更高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使情况恶化。为控制开支，部分国家降低教师薪资，导致职业吸引力下降。对收入不足的教师而言，课外辅导成为重要增收渠道。
最严重的情况是教师为本班学生提供有偿辅导。部分教师可能故意在常规课堂保留内容，变相强制学生购买辅导服务。
3.课外辅导的质量与影响
理想状态下，课外辅导能因材施教：帮助后进生跟上进度，助力优等生突破瓶颈。这既减轻教师差异化教学压力，也有助于课堂整体效率。
但低质量辅导普遍存在，尤其当提供者缺乏专业培训时。商业机构更关注客户留存而非培养自主学习能力。部分辅导内容与学校课程冲突，导致学生课堂倦怠。某些情况下，学生因重视付费辅导而轻视学校教育，甚至逃课参加补习。
更深远的影响是加剧社会不平等。低收入家庭无法负担高收入家庭同质同量的辅导资源。当课外辅导成为基础教育阶段的普遍选择，贫困家庭子女起跑线劣势更加固化。即便勉强支付辅导费用的低收入家庭，其投入规模也难以匹敌富裕家庭。
4.课外辅导的政策启示
现有证据已足以支持监管框架建设，重点应关注：
一是商业机构监管：由商务部等部门规范经营场所、合同条款、广告宣传等基础要素，进而管控教学内容、班级规模、营业时间等教育属性
二是教师行为规范：禁止在职教师（特别是公立学校）为本校学生提供有偿辅导。部分管辖区全面禁止公立教师参与课外辅导。
国际经验可为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当前亟需建立更完善的数据收集系统，为后续决策提供依据。在课外辅导尚未普及的国家，政府应当未雨绸缪，及时引导这一现象的发展。
课外辅导的扩张也引发了关于教育权利的讨论。关注社会不平等、学生课业负担以及对公立教育体系威胁的政府可能会考虑禁止课外辅导。然而家长可能主张，只要他们愿意，就有权为子女购买辅导服务。韩国就曾将这一问题诉诸法庭——1980年政府试图禁止课外辅导，结果导致辅导转入地下市场，价格更高且更缺乏监管。经过阶段性发展，韩国课外辅导最终重见天日，2000年宪法法院裁定家长确实拥有让子女接受课外辅导的权利。此后韩国当局通过提升公立教育质量和补充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试图降低课外辅导的需求。但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课外辅导仍是普遍现象。
韩国的经验（其他地区亦有类似情况）表明课外辅导不会消失。相反，在目前高入学率的国家它仍将保持强势，在其他国家则会持续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就连以优质平等教育体系著称的北欧国家也出现了课外辅导。有鉴于此，各利益相关方应当将这一议题置于明处深入探讨，为教育和社会发展寻找合适的推进路径。
资料来源：
Mark Bray and UNESCO. Whose visions for what learning? Perspectiv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94619
[本文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本文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国际前沿”课题组成员整理，课题组负责人张永军，编辑刘强，内容仅供参考。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下载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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