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0日 总第936期


值日编辑：张谦和 郭好嘉

审核：叶维杰 王若桐 王泽媛

执行主编：陈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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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Firstpost

半岛电视台、《印度快报》7月18日报道，特斯拉正式进入印度市场，但因“缺少本地制造计划”“车源仅来自上海超级工厂”引发广泛争议。7月15日，特斯拉在孟买开设首个展厅并推出Model Y车型，售价约7万美元，普遍高于全球其他市场。2024年，为吸引特斯拉赴印，印政府特别推出一项被业内称为“特斯拉政策”的进口政策，允许特斯拉在未明确保证“在印建厂制造”的情况下进口汽车。印重工业部部长库马拉斯瓦米（H D Kumaraswamy）6月曾确认“特斯拉暂无在印生产计划”。分析指出，特斯拉在印运营仍面临巨大挑战。一是产品适应性方面。特斯拉在印售价为590万至680万卢比（Rs 59-68 lakhs），几乎是美国同类车型售价的两倍，且“完全自动驾驶”（FSD）功能需额外收费60万卢比。此外，印政府对特斯拉车辆数据的存储方式和流向尚无明确规定。二是车辆设计恐无法适应印实际情况。Model Y车型底盘离地间隙仅为167毫米，恐难以应付印坑洼严重的路况中。同时，该车型还配备印并不需要的加热后排座椅和无法应对印炎热气候的全景玻璃车顶。三是特斯拉计划在印设立的充电桩数量有限，恐无法满足相应需求。有观点认为，尽管印市场预计不会给特斯拉带来巨大销量，但基于特斯拉正面临中国市场销量下降的困局，因此该品牌仍希望在印市场找到新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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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报》7月20日报道，印巴军事冲突爆发后，印加速国产武器装备的出口推广，旨在国际军工领域抢占更多份额。莫迪、印防长拉杰纳特在印巴冲突后曾公开赞扬国产武器在对巴军事行动中的优异表现，表示希望借助军事出口推动“印度制造”，同时强调“2029年实现国防出口翻倍达5000亿卢比（Rs 500 bn，约合58亿美元）”的军售目标。本轮印军售热潮聚焦由印国有军工企业、初创公司开发的导弹和无人机，如布拉莫斯导弹以及由初创企业Raphe mPhibr生产的mR10、mR10-IC垂直起降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在印巴冲突中表现优异，一定程度增加国际买家的采购 意愿 。分析指出，2014年莫迪执政后积极推动私营企业参与防务产业，旨在摆脱对外国军火的依赖，并已取得显著进展。例如，塔塔集团、马恒达、拉森图博（Larsen & Toubro）、阿达尼集团（Adani）已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企业。印曾完成多次重大国防出口。然而，尽管印军工企业普遍看好其海外市场前景，但仍面临重大现实挑战——印达成的重大军售协议多为政府间协议，印国产武器的国际认可度较低。例如，在2023年马来西亚轻型战斗机的采购竞标中，印光辉（Tejas）战机输给了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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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亚拉能源有限公司的炼油厂。图源：《印度教徒报》

《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7月18日、7月19日报道，欧盟加大对俄能源行业的制裁力度，波及印能源企业纳亚拉能源公司（Nayara Energy）。7月18日，欧盟宣布第18轮制裁，禁止进口由俄原油制成的精炼石油产品。据悉，纳亚拉在古吉拉特邦用有一家年产能达2000万吨（20 million）的炼油厂，在全印设有6750家加油站，而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持有该企49.13%股份。受最新制裁影响，纳亚拉向欧洲国家出口汽油、柴油等石油产品将严重受限。对此，印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Randhir Jaiswal）表示，印“不支持任何单边制裁措施”，强调印是负责任的行为体，将全力履行其法律义务。他还表示，保障能源安全、满足公民基本需求是印政府的重要职责，各国在能源贸易方面不应有双重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和英国计划进一步下调俄油出口价格上限，以压缩俄出口收入，而这或使印受益。此外，特朗普政府同样威胁称，若俄未能在50天内与乌克兰建立和平，购买俄出口产品的国家可能遭遇制裁或面临高额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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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集会现场。图源：《达卡论坛报》

《达卡论坛报》7月19日报道，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7月19日在达卡苏拉瓦底广场举行大规模全国集会，旨在为大选造势。会上，该党副主席塔希尔（Syed Abdullah Muhammad Taher）发表讲话，要求保障选举自由、公正、和平，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深层次改革现有政治体制，在全国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制。大选竞争对手方面，塔希尔称前执政党人民联盟（AL）已失去公众信任，无法构成威胁。本党主张方面，塔希尔称伊斯兰大会党坚决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主张建立一个“全新的孟加拉国”。选举制度方面，塔希尔批评现有选举制度腐败、暴力横行、金钱政治猖獗，部分参与协商的政党“表面支持改革，实则阻挠进程”。同时，他还呼吁实行比例代表制，旨在确保选举公平公正。塔希尔声称，伊斯兰大会党要的是“一场真正让人民成为赢家的选举”，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反对勒索、推动良政的候选人才应胜出。值得注意的是，4月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NP）与伊斯兰大会党高层曾在伦敦举行会晤，释放和解信号，引发印政界高度关切孟政党联合态势，担心伊斯兰大会党的“亲巴反印情绪”将通过选举联盟在孟政界进一步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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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图源：ANI

《印刷报》7月18日报道，印人党执政的北方邦持续爆发“政客-行政官员（即印公务员）”冲突，引发高度关注。据悉，北方邦的多位印人党议员、邦级部长多次公开表达对行政官员的不满，指责其无视指令、拒不沟通，甚至“公然无视首席部长办公室的命令”，导致基层发展项目停滞、民怨上升。例如，北方邦印人党高级领导人、班达地区（Banda）前议员阿南德·舒克拉（Anand Shukla）和现任邦议员普拉卡什·德维迪（Prakash Dwivedi）相继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其它公众场合批评地方行政官员，称这些官员不接电话、不听指令。又如，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地区多名印人党议员联合抗议市政专员（Municipal Commissioner）高拉夫·库马尔（Gaurav Kumar），称其因“职务疏忽”导致一名当地青年溺亡却后续拒绝与议员们沟通，导致议员面临公众愤怒。值得注意的是，北方邦内阁部长也在信件中批评当地行政官员无视政策、玩忽职守，以及向个别人提供不当利益。对此，印人党高级领导人表示，“印人党议员与行政官员产生冲突相当普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行政官员权力过大，而议员几乎没有发言权”。分析指出，政客与行政官员的冲突是印人党在地方执政的重大挑战，此类冲突恐严重阻碍项目进程、损害政府公众形象，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自上而下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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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the wire

The Wire网站7月19日发布题为《在“去殖民化”中滑向印度教国家》的评论认为，印后殖民左翼（Postcolonial Left）长期批判西方理性、现代性规范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客观上为印度教右翼（Hindu Right）构建“去殖民化”叙事提供理论武器，助长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本文摘录自印科学史学家米拉·南达（Meera Nanda）2025年出版的《后殖民理论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形成：不理性的代价》一书。

印后殖民左翼认为，印度的现代化进程由接受科学理性、世俗化等“殖民遗产”的精英主导，并强调世俗主义等价值观是欧洲思想的产物，并不适合印度。1975至1977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引发许多左翼知识分子重新反思印度的现代化轨迹，而这段时期也让此前因甘地遇刺事件被逐出公共领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印度教右翼认为，分离世俗治理与宗教信仰等关键的现代思想是非印度教的殖民入侵，主张印应寻求吠陀文明的复兴，同时抓住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技术与经济机遇。

后殖民左翼与印度教右翼在公开场合视彼此为死敌，但两者实际上都在暗中借用对方的理论概念。印度教右翼强调以“达摩”（Dharma）为核心的神性、自然、知识和社会概念的优越性和普遍性，实际上是借用赛义德（Edward Said）的后殖民理论框架，以“达摩”的角度将欧洲思想“地方化”，并将印度教特有的种姓制度、贱民制度、父权制粉饰为“殖民构造”。与此同时，后殖民左翼也将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等启蒙价值打上“殖民”“欧洲中心主义”的烙印，认为这些观念过于“物质化”，与印度的“精神性”不相容，不适用于印度。通过批判现代知识与生活方式对印度传统施加的“认知暴力”，后殖民左翼客观上为呼吁回归“伟大印度教文明”的右翼势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上，后殖民左翼与印度教右翼皆希望印拥抱本土文化、以源于印度传统的“另类普世价值”回应西方。两者以“人民传统”为名对现代性的攻击，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保守革命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印度的后殖民左翼与魏玛时期的保守知识分子一样，出于对快速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变迁与文化焦虑而反抗现代性。二者都将“西方”视为摧毁本国传统的元凶——德国指的是法国大革命，印度则是英属殖民遗产。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都扮演了“文化中介人”的角色，将所谓“人民传统”“民族精神”等古老文化重新包装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现代思想的替代方案，最终被极右翼所利用。

其次，如同魏玛的保守革命者，印左右翼的后殖民理论家都将启蒙传统视为外来强加的思想，否认科学的普适性。魏玛时期的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主张“不同文明应该有不同的科学”，这种观点后被纳粹利用来打造“雅利安科学”，服务于其工业发展、战争机器与种族屠杀。同样，印度的后殖民主义者将科学的普遍性贬低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宣称科学事实只是文化建构的结果，从而导致文化相对主义与本土主义在印大行其道。印度教右翼则利用这种反启蒙论调，在教育体系中推动过时的“印度传统知识体系”的制度化，宣扬“吠陀科学”。

第三，后殖民主义者对“被西方压迫的纯洁本土文化”的浪漫叙述，正制造出印度民族的受害者意识与例外论。这与魏玛时期“民族精神”（Volkgeist）的浪漫想象一样，最终成为被极右翼势力的思想工具。印度后殖民主义的这种叙事客观上助长了印度教至上主义，严重威胁到印度宗教少数群体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教沙文主义并非仅由后殖民左翼点燃，但后殖民左翼的激烈批判却削弱了原本可对印度教、印度教民族主义进行的原则性批评，从而美化并助长了以等级、服从、义务为组织原则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制度化，使得印度教民族主义进一步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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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何佳蔚

本期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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