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书法的深邃世界时，我们不难发现，这门古老的艺术既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又呼唤着新时代的创新与活力。然而，将这份传承与创新巧妙融合，绝非易事，它如同在历史的长河中航行，既要遵循古老的航道，又要勇于探索未知的领域。正是这份挑战，让一些已在书坛崭露头角的书法家，在追求个人艺术突破的过程中，踏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探索所谓“丑书”的边界，并高举“书法是纯艺术”的旗帜，宣称其创作的自由与无拘无束。

“纯艺术”这一概念，在此语境下，被赋予了超脱传统束缚、追求个性表达的深刻内涵。它不仅仅是对传统技法的一种颠覆，更是对书法艺术本质的一次深刻反思。一些书法家，如被誉为“乱书大师”的王冬龄教授，便是这一思潮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相信，书法不应仅仅是对古人的模仿与重复，而应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勇敢地迈出创新的步伐，即使这种创新在某些人眼中显得“另类”甚至“丑陋”。

然而，当我们深入剖析这些“丑书”创作者的内心世界时，不难发现，他们口中的“大胆创新”，实则是对传统书法的一种深刻反思与重新诠释。他们认为，一味地遵循古人，虽能技艺精湛，却难免陷入模仿的窠臼，失去自我。王镛、沃兴华、曾翔等书法家，便是这一理念的坚定拥护者。他们坚信，只有敢于突破传统，才能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然而，对于这一“创新”之举，社会上的反应却褒贬不一。大多数人对于这类看似“胡写乱画”、毫无章法的“丑书”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不仅背离了书法的传统美学，更是对祖先文化的亵渎，误人子弟。这种声音，无疑给“丑书”创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挑战。但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孙晓云女士担任中书协主席，一场针对“丑书”现象的深刻反思与整治行动悄然拉开序幕。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以其鲜明的立场和深邃的洞察，对当前书坛中所谓的“丑书”风气提出了严厉批评。她强调，真正的书法创新应当建立在对传统精髓的继承之上，通过创新性的发展和转化来实现。孙晓云的言论为书法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涤荡了行业内的浮夸与混乱，重新点燃了公众对书法艺术纯粹性与未来发展的希望。

面对孙晓云主席的批评与整治行动，一些“丑书”创作者选择了沉默或妥协，但也有像王冬龄教授这样的“胆大者”挺身而出，为自己的艺术理念辩护。他坚称自己的“乱书”是真艺术，是对传统书法的深刻反思与超越。这种敢于挑战权威、坚持自我的精神固然值得敬佩，但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艺术创作与审美标准的深入思考。

在第八届书协第二次理事会上，孙晓云主席的讲话为书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她强调，中国书法需要坚守传统，同时不断创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发展。她呼吁广大书法家们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符合实践需求的优秀作品。

那些曾经偏离正轨的“丑书”创作者也将在反思与调整中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而书法的真正价值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展现，更是民族文化自信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热爱书法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守护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这场关于书法传统与创新的激烈碰撞，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学习书法是否一定要从楷书学起？

楷书成熟在初唐，它集合了篆，隶，魏碑的结构原则，用笔原则，是初唐以前各种书体的综合。

因此，初学楷书从唐楷入手最好，特别是初得四大家的楷书。当然，学习晋楷也未尝不可，只是没有唐楷的法度严谨。学习一段时间后，可阅读各种初唐以前的碑帖，领会初唐以前的用笔方法，便能事半功倍。

具体说学习谁的，这要看自已性情了，打猴拳的和打太极拳的，看起来可不是一个风格。总之，不管学谁的，一定不要学死，写死，不然对以后在书法道路上的发展，形成难以移除的蔽病。此一节定要记牢！

楷书是书法里面的主要书体，在中国书法史和文字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楷书源自篆隶，带出行草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基础不为过。

作为一种书体，楷书的发展也非常完整，出现于魏晋时期，光大与隋唐，之后虽无太大的建树，但是一直作为历代语文启蒙教育的必修课，凡事受过教育的人都练习过楷书，当然古代用毛笔，现代用硬笔，从这个意义上说楷书是基础。不过这个基础更多的是文字规范书写的基础。

就楷书本身而言也是丰富多彩的，仅魏碑拓本就有几百种，晋人小楷、唐楷也很多，这些楷书的笔法结构都各有特点，从艺术角度说，区别很大，并不是有直接传承关系。

随着楷书同时出现的行草书，应该是晋代楷书的快写形式，主要代表人物是东晋南朝时期的文化人，如王导、谢安、王羲之等氏族子弟，而隋唐楷书与行草书没有直接关系，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书法艺术门类，很多人混淆了这个关系。下面请看唐楷和行书的比较

可以看到唐楷和晋代行草书在笔法和结构上完全不同，唐楷年代晚于行草，当然没有传承关系，更谈不上打基础。如果要打基础建议练练智永千字文里的楷书，智永是王羲之九代孙，他是属于传承有序的名家，他的楷书更接近楷书原本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