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的世界里，高俅是个让读者恨得牙痒痒的角色。

他设计陷害林冲，将这位八十万禁军教头逼上梁山；他征讨梁山时阴险狡诈，是书中 “四大奸贼” 之一，简直是阴险毒辣、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可我们跳出《水浒传》之外，我们却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高俅。他不仅没被列入北宋末年 “六大奸臣” 名单，在靖康之耻后还得以善终。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曾是苏东坡的秘书，发迹后对苏家后人照顾得十分周到，在士林中的口碑并不算差。

同一个人，为何在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中形象反差如此之大？他和苏东坡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这还要从高俅的人生轨迹说起。

正史《宋史》中未为高俅单独立传，史书中关于他的记录多为片段化，通过南宋王明清《挥麈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笔记史料及部分文人记载，我们知道高俅早年曾在苏东坡身边担任 “笔札小史”。

说白了就是负责文书工作的秘书，高俅凭借一手不错的书法，深得苏学士的赏识。要知道苏东坡可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能入他的眼，可见高俅是有能力的。

后来苏东坡要外放任职，担心高俅的前途，特意写了封推荐信，把他推荐给了曾布。

曾布是当时位高权重的宰执大臣，虽然最终曾布没有录用高俅，但这份推荐信足以看出苏东坡对高俅的看重。

没被曾布录用后，高俅又被转荐给了驸马王诜。王诜作为身份尊贵的皇亲国戚，经常能接触到公子王孙。高俅脑子活络，“会来事”，为他日后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真正让高俅命运发生转折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端王赵佶（后来的宋徽宗）是个“蹴鞠狂魔”，每天都要找高手切磋。某天王诜让高俅给端王送两件玉器，正赶上赵佶在踢球。

高俅年轻时在汴梁街头踢过野球，最擅长的“燕归巢”（颠球过顶后精准落回脚下）和“风摆荷”（用脚弓将球挑起，划出半圆弧线）。他站在场边看了会儿，技痒难耐。

赵佶一看场边高俅那跃跃欲试的模样，于是也来了兴致，让他上场露一手。高俅高超的球技，顿时让赵佶眼前一亮，两人就因蹴鞠结缘，便向王诜讨要了高逑，让他成为了自己的跟班，踢球的伙伴。

后来哲宗早逝又无子，各方经过一方较量之后，皇位落到了赵佶的头上，也就是宋徽宗。

高俅作为赵佶的球友兼玩伴，也沾了光，徽宗把他安排军中从底层开始干起，一路升迁，最终官至太尉，成了武官之首，妥妥的 “新贵”。

有人说高俅发迹全靠运气，可细想一下，他能从一个秘书一路走到太尉的位置，靠的可不仅仅是运气。

他能被苏轼看中，说明有文化，这在当时的武官中可不常见；他蹴鞠技艺高超，刚好迎合了宋徽宗的爱好，说明有专长；再加上他机灵会来事，懂得把握机会，这些才是他成功的关键。

如果故事只到这里，高俅不过是北宋版“逆袭爽文”的主角。但真正让他区别于秦桧、蔡京的，是他发迹后对苏轼后人的“报恩”。这份情义，在北宋末年的党争漩涡里，显得尤为珍贵。

苏轼的一生，是大起大落的一生。晚年更是被流放惠州、儋州，等他遇赦北归时，已是65岁的老人，身边只剩幼子苏过相伴，不久后病逝于常州。更惨的是，他的儿子苏迨、苏迈因受牵连，仕途受阻；孙子辈更是家贫如洗。昔日东坡门庭若市，如今却是门可罗雀，世态炎凉莫过于此。

而此时的高俅已经权倾朝野，可他并没有忘记当年苏东坡的知遇之恩。不仅常在徽宗耳边替苏轼美言，而且在苏轼死后，只要苏家子弟进入京城，高俅都会 “给养恤甚勤”。给他们安排职位，提供经济资助，还会亲自接待，照顾得无微不至。

要知道，苏家属于 “旧党元祐党人”，而高俅作为新贵，和新党关系密切。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照顾旧党人士的后代，无疑是顶着巨大的压力。

他完全可以像其他新贵那样，对苏家避之不及，甚至落井下石。但他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照顾苏家后人。这在 “世态炎凉” 的官场中显得尤为难得。

说高俅是 “奸臣”，他确实有不少过错。作为武官之首，他治军无方，导致军备松弛，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后来发生靖康之耻，高俅难辞其咎。

而且他依附蔡京，参与了花石纲等劳民伤财的事情，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些 “奸臣” 行径是抹不掉的，历史公论也难以推翻。

金兵南下他率军抵抗时却在途中称病，带着金银财宝跑回京城。这种“贪生怕死又误国”的行径，确实配得上“奸臣”的骂名。

高逑干过坏事错事是事实，但他不忘旧恩、知恩图报也是事实，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用 “好” 或 “坏” 来概括，要跳出脸谱化的思维，看到他们复杂多面的人性，这样才能更接近真相，也能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