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郑可简创制出被誉为“天下第一茶”的团饼茶“龙团胜雪”开始，这种工艺繁复的贡茶便不断精益求精，在宋徽宗时期达到极致，其价值甚至超越黄金，一饼难求。然而，这段属于龙团的辉煌历史，最终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一道诏令下宣告终结。朱元璋以“减轻茶户劳役”为由，下令：“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 这意味着官方正式废止了耗费巨大的团饼贡茶制度，转而推广散茶（芽茶）。

朱元璋做出这个决定有其背景。虽然他声称是为了减轻茶户负担，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与他出身草根、深知民间疾苦、崇尚节俭的个性有关。奢靡耗时、价值更多体现于工艺而非实用性的龙团，显然不符合他的理念。而且，这位开国皇帝本身似乎对精深的茶艺也缺乏兴趣。

宋代并非只有龙团这类团茶（也称“片茶”）。《宋史·食货志》明确记载当时有“片茶”和“散茶”两类。散茶是未经压制的茶叶，制作相对简易，主要产于淮南、归州等地，饮用时蒸青后用沸水冲泡即可。而龙团作为顶级片茶的代表，其制作工艺则极其复杂繁琐。根据宋人赵汝励《北苑别录》和宋徽宗《大观茶论》的记载，需经过蒸茶、榨茶（去茶汁）、研茶（磨膏）、造茶（入龙凤模压饼）、过黄（烘烤定型）、烘茶等六道核心工序，追求“涤芽惟洁，濯器惟净，蒸压惟其宜，研膏惟熟，焙火惟良”的极致。这种耗时费力的奢华工艺，在朱元璋的实用主义视角下，自然成了改革的首要目标。

朱元璋的废团诏令，成为中国饮茶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深远地影响了后世茶叶的制作和消费方式。明代的茶事发展大致可分为明初和明中晚期两个阶段。

明初（大致从洪武到成化年间），饮茶方式仍然延续着宋代的点茶法。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所著的《茶谱》详细记载了点茶的程序，如“注汤小许调匀”、“旋添入，环回击拂”（即调膏、注汤、击拂），以及所需的器具，如炉、磨、碾、罗、筅、瓯、瓶等，与宋代基本一致。关键的变化在于原料：朱权使用的茶粉是直接将散茶（叶茶）碾磨罗筛而成，不再依赖预先制成的团茶。点好的茶汤盛于大茶瓯，再分酌到小茶盏中品饮，有时还会加入花蕾以增添香气。

在茶器方面，宋代备受推崇的建盏虽不再是绝对主流，且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写成的古董鉴定书《格古要论》中就批评其“体极厚，俗甚”，显示出审美上的疲劳，但其历史地位犹存。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皇帝还将建盏作为国礼赐予日本足利义满将军（记载于《大明别幅并两国勘合》），说明它在明初宫廷茶事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朱权在《茶谱》中比较茶盏时，认为类似建盏的“淦窑”（吉州窑）产品注茶不清亮，更推崇景德镇瓷（“饶瓷”）“清白可爱”的效果。

明·吴经提梁壶 南京市中华门外大定坊马家山吴经墓出土

到了明中晚期，点茶法逐渐销声匿迹，被更为简便直接的“瀹饮法”（即散茶直接冲泡法）所取代。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发生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是制茶技术的进步，如炒青工艺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散茶的品质，使其能更好地展现茶叶的本真风味；二是文人审美观念的转变，他们开始倡导回归茶之“真香”与“真味”。生活于嘉靖、万历年间的文人田艺蘅（著有《煮泉小品》、《留青日札》）在《煮泉小品》中明确批判团片茶：“皆出于碾铠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即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盖天然者自胜耳。”他对建盏的评价则更为负面，在《留青日札》中直斥“建安乌泥窑品最下”，这代表了当时主流文人的审美取向。

明代 文伯仁《品茶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瀹饮法的普及也带动了茶器风尚的革新。轻薄雅致的景德镇瓷器成为绝对主流，尤其是白瓷（青白釉、甜白釉）和青花瓷最受欢迎。明人茶诗中常用“雪”、“玉”来形容这些茶盏的色泽质地，例如宣德窑的茶盏被誉为“质厚难冷，洁白如玉”。流传至今的实物如大英博物馆藏的嘉靖“坛盏”、台北故宫藏的嘉靖青花婴戏图套杯、上海博物馆藏的嘉靖青花松竹梅三羊图杯、四川平武出土的景泰青花岁寒三友纹托杯等都展现了这种风尚。同时，冲泡散茶所需的茶壶开始兴起，南京出土的明嘉靖吴经墓提梁壶就是早期紫砂壶的重要实例，标志着紫砂器的兴起。

明晚期 | 徐文锡 桂花砂四方宫灯壶

明代的饮茶变革同样深刻影响了日本茶道的发展。日本茶道后来主要分为两支：抹茶道源于宋代点茶法，由12世纪末的荣西禅师传入，并在16世纪后期由千利休集大成；而煎茶道则直接源于明代中晚期的瀹饮法（散茶壶泡法）。它由江户初期的隐元禅师传入日本，起初影响不大，直到18世纪末，经人称“卖碳翁”的柴山元昭等人努力，融汇了抹茶道的形式美学并注入了精神内涵，才真正确立其地位。到天保年间（19世纪上半叶），煎茶道形成了师承流派。与形式严谨的抹茶道相比，煎茶道不拘泥于固定茶室，使用茶壶泡茶，形式更简洁自由，更注重饮茶时的自然心境与个性表达（奉行“茶有真香，无容矫揉”），追求“简洁方便”与“尊重美”的统一。这种精神内核与明代中晚期文人追求茶之“真味”的理念高度契合。

朱元璋废除团茶贡制的诏令，不仅是出于减轻民负的考虑，更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深远的饮茶革命。它终结了宋代极致奢华的团饼茶时代，推动制茶工艺向提升散茶品质的方向发展，最终促成了简便自然的瀹饮法成为主流。这重塑了茶器审美，使人们从推崇厚重的建盏转向青睐轻薄的白瓷与青花，并深刻影响了日本煎茶道的形成。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从追求繁复工艺的象征性价值，回归到重视茶叶本身的风味与饮用体验，标志着中国饮茶文化进入了一个更普及、更注重天然本真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