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办土匪，镇压反革命
三、在牡丹江(1946.12～1948.8)
我到东北局组织部后，在组织部谈话时，他们说，你是 东北局调回到东北社会部分配工作的，随即介绍我到东社部 去。
到东社部后，汪金祥找我谈，要我到牡丹江去。他说， 那里有一个东北局直属地委，原来有一个保安处，也没有什 么干部。已去了一个市公安局长，苏一凡在那里。社会部也 派了一个干部叫罗之光，在那里帮助工作。你去之后，他还 可以帮助一个时期。并说市公安局还是和你们在一起好，因 缺干部也不好分开。就这样到了牡丹江。
牡丹江是伪满日寇屯兵的重镇。“八 ·一五”日本投降 时破坏严重，苏联红军在附近作过战，国民党地下组织在此 活动甚烈，大搞建军①。我部队到北满时，人也不多，当时在 此地收编了不少部队，据说十几个团。三月间苏联红军撤退 后，我军随即进驻牡丹江市，赶走了国民党的接收人员。五 月间(长春失守的时候),牡丹江发生了反革命暴动，被我收编的那些部队都叛变了。除宁安外，其他几个县城都被敌 人暴动占领。
①“建军”,即建立地下军。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 活动的专用名词。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地区一方面发展党团特务组织，一方 面建立反革命地下武装。而以地下军的活动尤烈，破坏性也最大。
地下军的名目五花八 门，计有37种之多。徒众20多万，散布于东北全境。我们采取军事清剿和侦查破案相结 合的行动方针，对这个一伙伙由日伪残余、历史土匪和社会渣滓所拼凑的罪恶武装集团， 进行了沉重打击，使其迅速土崩瓦解。
牡丹江市就剩下一个司令部和保安处，敌人未 打进去，我们的援兵来到才打退了敌人，保住了牡丹江，其 他各县也随之收复。我军随即清剿这些土匪。当时我军是从 牡丹江打起， 一直打到佳木斯。
牡丹江保安处犯过错误，可能就是在敌人暴动问题上有什么问题。
我是后去的，没有人 说过。当时处长陈文治还在，已不工作了，我也不便问，地 委书记李大章也没有告诉我，因此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那个 时候，在保安处指挥工作的，就是苏一凡和一个副局长叫李 唯的人。我们自己只有四五个人，其他都是在当地吸收的， 人员很复杂。
牡丹江市各区、街道都没有组织，各县主要是 (土改)工作团在活动，县委和县政府只能是一个名义。县 公安局不健全，有些县就没有。总之，大家都在为土改服务。
在当时的情况下，工作是围绕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 (有一个军事法庭，我兼了一时期庭长)进行。在城市中是 如何管理好秩序的问题(当时治安也有问题，牡丹江还有妓 院)。我着重做了几件事：
1. 调查国民党在牡丹江地区的地下活动。对于解放后仍 进行活动的反动党团系统和建军活动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研 究，大体上理出了一些眉目。对于各级反动组织和人物，都 做了调查和核实，编了一本小册子。根据这个调查，各县和 牡丹江市都进行了工作，有的逮捕法办，有的坦白后宽大 处理。
2. 系统地建立了我们的公安机关，配备了干部。开办了 一期训练班。
3. 由于东北局社会部多次通报牡丹江地区有国民党特务 派遣的电台，潜伏在牡丹江活动，此事使我十分紧张。我尽 了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个任务，始终没完成。 一直到我离 开牡丹江，对我还有压力。
长春解放后，这个问题才搞清楚。 原来敌人只是打算那样办，有的敌特单位已派出了人和电台， 但是并未进牡丹江，只在敌人占领区的边缘活动，而且在长 春解放后这些特务都已被捉住了。
1947年下半年，牡丹江和东安地委合并，成立牡丹江省。 我任省公安处长，省委委员，兼省委社会部长。省委书记是何 伟(我在大别山和皖中时曾一起工作)。
这个时候，因牡丹江 市委也急于要抓市的工作，因此，正式成立了市公安局，独立办 公，把干部也分出去了。前一时期，在一起工作，市里的事由苏 一凡办，一般的我也不问，以后因省里事多起来了，苏感到不方 便，也想分开，也就分了。原来的机关干部基本上都拨给市公 安局了。
省里又派来了一位副处长白步洲，并带来了几个干部 (做侦察工作),这些人都是从延安保安处来的，老公安干部。 白来后，主管侦察业务和审讯工作。在此期间，破获了一个由 长春派来的特务案(没有电台)。
我在牡丹江的一年多中，出发外县数次。除东安地委管 的两三个县没有去过外，其他都去过。主要是了解情况，检 查工作，没有什么特殊任务。
要提的一件事是， 一九四七年 东安地委结束时，省委书记何伟奉东北局指示参加东安地委 工作总结会，要我去东安了解东安的公安工作。这样，到东 安去了将近一个月，在解决地委的问题中，公安处的问题得 到了解决。
严佑民、林轩1948年在牡丹江
城市公安派出所，决不能被街道贫民协会代替
我在牡丹江的第二件事是，在建立街道公安派出所时， 市委书记专门找我共同听取街道工作团的汇报。我听了他们 的汇报，主要是要在街道组织贫民协会(当时农村土改时有 贫雇农会),使之成为街道上的权力机关，这样，派出所要不 要的问题就提出来了。
市委书记发言，表示很支持，并列举 “立三路线”在城市中只是依靠工人，是错误的等。我对此 未表态，我怀疑这种提法，因为贫民这个阶层是十分复杂的。 会后，我将我的意见告诉市公安局长，我说还得研究。
调任东北铁路公安局长
1948年夏，东北局决定撤销牡丹江省， 一部分合并到合 江省，一部分合并到松江省。
还作出了关于锄奸与护路统一 的决定，调我去东北铁路公安局任局长，王光文为副局长， 李言为副局长，将护路军改编为铁道兵团；并在东北各省抽 调一部分公安队，成立铁路公安总队，要我任总队长兼政委。 这件事，事先我全不知情。
我于八月间到达哈尔滨后(和省 委的同志一起去的),汪金祥找我谈话，他说，东北局有一个 决定，要把锄奸和武装护路统一起来。原来在东铁有一位李 言同志，任东铁公安处长，这个同志很好，和同志的关系也 好，党性强，本来要他搞，参加东铁党委，但是铁路党委不 同意，因李言没有搞过武装，所以调你搞武装，兼总队长就 是这个意思。这样，你就可以参加他们铁路党委(据说铁路 已同意)。至于公安工作业务上的问题，都由李言去搞，他又 能写报告，也懂得业务。这就把问题说明白了。
我告诉他， 我可能搞不了。他说行，部队简单，搞着看。就这样，我到 了东北铁路公安局。
四、在东北铁路公安局(1948.8～1952.12)
东北铁路公安局，原名东铁公安处(1949年改为公安 局),成立于1947年。1946年冬，就成立了一个铁路保卫 科，当时东社部派去于亚伦任科长。1947年成立公安处，派 了李言(原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任公安处长。
东铁公安处在牡丹江和齐齐哈尔各设一分处，哈尔滨公安分处由李言兼 任(当时没有成立机关)。吉林解放后，东北社会部输送去 了一些干部给李言，多系领导干部，由于下边无组织，就在 机关做临时工作。他们开办了一个训练班，训练基层干部。 1948年初，护路军拨给了他们四个连。我去的时候，包括这 四个连在内，全部铁路公安人员约有六百人。
当时东北的形势是，我已转入反攻，吉林、通化、安东 都已解放，长春已被我包围，国民党部队龟缩于沈阳、锦州 一带。形势大好。
我去东铁工作的任务，汪金祥已做了交待， 经过我了解之后，具体地说，
首先是把全部铁路的山洞、桥 梁和仓库用武装部队看守起来，对铁路沿线进行巡逻(也就 是护路军的任务);
其次是对铁路车站和列车运行的治安秩 序加以管理；
再次是防止敌人的破坏，积极地在员工中和铁 路沿线的居民中进行保卫铁路的教育，发现敌人，进行侦察 破案。
我在农村里工作了几年，对公安工作并未入门，到东 北进了城市，许多新事物，还未弄通，现在到铁路搞公安工 作更感到有困难。
当时我的想法是，没有经验，自己学习， 在工作中积极探索，好在离上级很近，有铁路党委的领导， 又有东社部，有困难，就主动找上门，有了这些依靠，困难 总会解决的。
但是毕竟由于我经验不够，对形势估计不足 (例如想不到军事胜利得那么快),因此总是赶不上形势。对 于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得慢，做了不少工作，也出了 一些毛病。
为便于回忆起见，分年叙述如下：
组建护路部队，健全铁路公安机关
1948年8月后我到东北铁路公安局做了如下几件事：
1. 同王光文、李言等研究后，接收护路军在北满看守桥 梁、山洞的部队约十几个连；接收通化军分区司令部(陈波 为司令员)和部队约近两千人，其中有朝鲜族的部队五个连； 并以通化分区司令部为基础，建立铁路公安总队部。由王光 文主管部队和机关的生活、服装、供给、财务等工作；李言 管业务。
2. 成立哈尔滨铁路公安处，将齐齐哈尔的铁路公安分处 改为公安处，在吉林成立铁路公安处，牡丹江归哈尔滨铁路 公安处管。在这三个铁路公安处中成立了三个公安大队 (团),大队长兼任公安处副处长。这就使得公安业务同武装 部队统一起来。供给、待遇完全统一。各公安处下分设公安 段，并成立若干铁路公安派出(驻在)所，以分管沿线车站 的治安保卫工作。
3. 决定由张夷任哈尔滨铁路公安处长，张原来是海拉尔 地方的公安局长。决定由季中权任吉铁公安处长。原牡丹江 省公安处秘书科长金耐，到吉林铁路公安处任副处长，长春 解放后，任长春铁路公安分处处长。
4. 十月间，我去吉林了解过一次情况，主要看看部队和 机关在一起的状况，以及接收后的部队的情绪，还有些什么 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的。
发现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部队人员不 足。兵力少，任务重，分散执勤，有的任务分配不过来，领导中有许多困难，而且只能担负任务，没有训练的机会。
二 是机关和部队虽然统一了，但实际上是两套班子，在一个楼 上住，如不注意，会发生不团结的问题。
三是季中权在那里 搞了一个案子，正在亲自侦察，说是敌人撤退时潜伏下来的， 季当时全力以赴，我同意了季的主张。我也无经验，处长亲 自动手就很好。此案以后的发展，并不是潜伏下来的敌人。 而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思想也很反动，
5. 我去过一次齐齐哈尔，也是了解情况，特别是机关部 队合并后的情况。当时的处长是杜瑞甫，副处长兼大队长是 李金生。这里情况和吉林不同的是，公安处成立早，有干部， 也形成了一套工作秩序。部队合并后，变化不大，因部队的 机关还未完全搞起来。但在连队里和吉林一样，人少，任务 重，搞不过来，甚感苦恼。
6.1948年11月沈阳解放，要组织接收队伍。我们铁路 公安机关在东北铁路党委统一领导下，派王光文、李言带了 不少干部和两个连，到沈阳参加接收。
沈阳解放后，全东北 就解放了，整个铁路统一了，需要相当多的干部和部队。我 们乘东北各地都在支援沈阳，大批干部往沈阳输送的机会， 要李言在沈阳向东北社会部当时在沈阳主持工作的陈龙交涉， 要来一批干部，把沈阳铁路公安处建立了起来。锦州也成立 了铁路公安处，调原来在牡丹江任公安分处长的姜文阁，以 郑家屯保卫科为基础，到锦州接收，所需的干部，请他们向 热河省要求帮助解决。
新建铁路公安问题多
1949年的几件事：
1.1949年1月我去沈阳，了解接收的情况。当时沈阳敌 人的铁路警察部队，归国民党交警第二总局管辖。下属有中 长警察局(总局兼),绥大警务处，沈阳警务处。由于东北 战局的发展，他们的警察已编入国民党的部队，机关剩的人 不多，主要头目都随部队走了(以后都被俘),剩下的工作 人员，还上班来交接。我去之后，经东北社会部批准，把其 中的几个少将(处长)和真正的“军统”骨干全逮捕了， 送进沈阳监狱，依法处理。
2. 在东北铁路系统开展反动党团登记的工作，为以后 的镇压反革命和人事审查做了准备。
3. 决定把东北铁路公安局机关搬到沈阳，和东北铁路总 局在一起。把哈尔滨铁路公安处长张夷，调回东铁公安局。着 还未正式分配工作的耿中孚去任处长。耿是从华北来的干部， 在哈尔滨市做过分局长，后任保安团长，护路军参谋处长。
4. 全东北解放，铁路运输迅速恢复，山洞、桥梁的看守 任务大增。我们只有五千多人的队伍，此刻已无法应付，因 此继续由各地铁路公安处向地方各县请求支援。按东北局的 决定，实现了一县出一个班的需求指标，并将在热河和安东 地区的人员统一起来。在锦州和沈阳成立了两个大队。我向 东北军区又要了一批干部，基本上完成了护路、看守的任务。
5. 部队和机关大大扩充，但问题不少。分散执勤，多以 班为单位，又不能抽出来整训。大部分是新兵，成分也有点 问题，特别是新扩大的部队。
铁路公安机关的队伍中，新建 的各铁路公安派出所是从部队一个班、一个班抽调的，需要 加强工作。虽然实现了部队和机关统一领导，但仍是两个系 统。
例如一个派出所，就有两个领导(连和公安段)。我们 的公安总队，上边无人管，一切装备、政治工作等全都要我 们自己担负，写出的工作报告也没有人看，因无专门管的上 级。
当时总队部副总队长陈波是位战争伤残同志，身体不好。 有一位参谋长，年纪很轻，身体看起来很好，但是有一种病， 叫做睡觉病(我至今不懂),一天要睡十八个钟头，说话、 吃饭都睡着。
有个政治机关，也不健全。王光文本来是护路 军的副司令，这个人年岁大，在满清时就当过兵，一直是老 东北军，“抗战”时随吕正操到八路军，当时是警卫连长， 他也不愿搞这个部队，向我提出要去沈阳铁路局工作，我同 路局党委研究，王光文就到沈阳路局任副局长。
混乱状况不 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加以整顿。我们把公安总队撤销了，调 陈波任副局长，成立一个警备处，成立一个统一的政治部， 朱改任政治部主任，一个供给处。各公安处把大队改为警备科，成立统一的政治处。派出所可独立起来，看守山洞桥梁 的连队建制不变。
我们把方案报告了当时的东铁党委和东北 社会部(因我们再无上级，曾到东北军区去过几次，他们不 管),经批准后，就此执行。
为了加强领导，适应人员分散的 情况，出版了《人民铁警报》(内部),主要反映战士的政治 学习生活情况和进行宣传教育。在部队正式开始了“三查三 整”,以提高和加强政治思想觉悟。成立了公安学校，自己 训练班、排干部，由阎锐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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