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今年的高考作文题选了他的一句诗，这个可以称作文豪的人就淹没在历史中了，其实，他是值得记住的，他就是穆旦。

很多人惊讶的是，这个作文题选了三个诗人的诗作为创作素材，另两位是大名鼎鼎的老舍和艾青。什么人可以和这两位大文豪并列呢？

可以稍微往前说一点。

1949年底，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一对中国人在这里成婚，可以算是金童玉女，新郎就是穆旦，新娘名叫周与良。

周与良曾回忆当初相当简朴的结婚仪式：

“我穿的是中国带去的旗袍，良铮穿的是一套棕色西装。一般正式场合都要穿藏青色，他不肯花钱买，就凑合穿着这套已有的西服。良铮订了一个结婚蛋糕。参加仪式的还有几位他的同事。我们住在大西洋岸边的一个小旅馆一周，然后返回芝城。”

穆旦是浙江海宁人，1918年出生于出生于天津。海宁这个地方很神奇，不但有很多民间津津乐道传说，比如说和乾隆皇帝的关系，还有许多名人掌故，有些人也是穆旦的亲戚，例如他的堂弟金庸。金庸就是把名字查良镛的最后一个字拆开当笔名，成了金庸。而穆旦，是把他的姓“查”字拆开后，把上面的木改为穆，下面就是旦。

网上有文章把金庸说成是穆旦的堂兄，错了，金庸比穆旦小6岁。我想，应该不是穆旦学堂弟拆名字为笔名，应该是反过来。

除了金庸，还有不少名人和穆旦有关系，有些自媒体说，徐志摩、蒋百里以及钱学森夫人蒋英都和穆旦有亲戚关系，我不敢确认，但是，用沾亲带故这四个字是说的过去的。

查家也是江南望族。旧居里挂着康熙给查家题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在清朝，最有名的是查慎行，文采名满天下，可惜生不逢时，因为在洪昇家看伶人演《长生殿》，因康熙帝厌恶此剧，加之这次宴饮是在孝懿仁皇后病逝尚未除服的“国恤”期间举行的，查慎行也遭受牵连，被以“国恤张乐大不敬”的罪名革去国学生籍，驱逐回籍。经此打击，查氏将原名嗣琏改为慎行， 意在提醒自己谨言慎行。

人不是改了个名字就可以慎行的，查家后代穆旦就没有接受这个教训。

从此时开始，查家颓势尽显。

但文脉不颓。

穆旦可以说成是神童，据说，他七岁就发表文章了，十一岁那年他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的学长之一就是周恩来。

现存有1934至1935年载《南开高中生》的诗八首。少年的穆旦已经开始思考人生和现实，比如这首诗：

朋友，宇宙间本没有什么神秘，

要记住最秘的还是你自己。

你偏要编派那是什么高超玄妙，

这样真要使你想得发痴！

世界不过是人类的大赌场，朋友

好好的立住你的脚跟吧，什么都别想，

那么你会看到一片欺狂和愚痴，一个平常的把戏，

但这却尽够耍弄你半辈子。

或许一生都跳不出这里。

你要说，这世界太奇怪，

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安排？

我只好沉默，和微笑，

等世界完全毁灭的一天，那才是一个结果，

暂时谁也不会想得开。

穆旦17岁考上清华大学。当时恰逢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南迁。在走向西南联大的路上，穆旦一边走路一边学英文，背完了一本英文字典，他的做法是背完一页就撕掉一页，等他走到了目的地，一本英文词典也撕完了，他的英语也过关了。

毕业后，23岁的他在西南联大任教。1942年，血气方刚的穆旦决心弃笔从戎，到前线去参加抗战，他成为了远征军中的一员。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五军任中校翻译官。对于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加入远征军，穆旦后来回忆说：“当时的动机主要有三个：一是想抗日，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尽一份力；二是在学校教英文感觉没有教出什么成绩，觉得自己不适宜教书；三是学校生活过于枯寂，无法激发创作诗歌的灵感，想去军队里面体验一下生活。”也有说他给参谋长罗又伦任翻译。不过我想，当时不会给这些长官们每人配一个翻译，也许就是司令部里有一个翻译，每个长官都可以用。

穆旦很少提及这段经历，关于远征军，在他留下的文字里，只有寥寥数行。有人说，也许是他不事张扬的性格使然，我却认为，这其实是因为被说成他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他唯恐避之不及。仅有的不多回忆，也是在他的检讨中提及的。

1942年10月，穆旦摄于印度加尔各答

上世纪50年代，穆旦在《历史思想自传》中写道：“至同年(1942年)5月，作战失败，退入野人山大森林中，又逢雨季，山洪暴发；在森林中步行四月余始抵印度，曾有一次七八日未食，又一次五日未食，死人很多。”

1942年的缅甸撤退，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致命性的痢疾，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还有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8日之久。他甚至有过五个月的和部队失联，辗转才到了印度。

从缅甸战场回来三年之后，穆旦写出了长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的白骨》。诗歌所写的乃是那样一张在死亡线上穿行的魅影，在战争中死去的个体生命也不过是一个终将被淹没、被历史所遗忘的渺小生物。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其实，相对于十几年以后他经受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磨难，这是一个前奏曲。

终于该说说新娘周与良了。

周与良是富二代，也可以说是官二代。他的父亲是周叔弢，周叔弢的祖父周馥曾任晚清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叔父周学熙 曾经两任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周叔弢本人头上一堆帽子，实业家、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政治家，他也当过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穆旦能够和周与良结为夫妻，也不容易。他的感情生活总是受挫。

而诗人的感情总是很丰富的。

1938年，年轻的穆旦遇见了让他一生难忘的女子——万卫芳。

万卫芳是位富家女，当时已经被家里包办了一桩婚约。未婚夫姓余，书香门第，家里有钱。万母得知女儿与“穷诗人”相恋后，勃然大怒，谎称病重，诓骗女儿回家。

分手时，两人在宿舍的过道里大吵一架。

穆旦说：“你回去的话，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了！”果然，万小姐回去就被家庭逼着与余家少爷结婚了。婚后，她随丈夫在美国生儿育女。

但这是一场悲剧婚姻，余家少爷因精神分裂早逝，万卫芳在孤苦无助中也得了精神分裂症，病发中她竟把自己的两个亲生子女杀死！

1943年，从远征军回到中国的穆旦又有了新的恋情，他在某航空公司任职期间，与女同事曾淑昭因共同的文学爱好相知相恋。

然而，然而，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笼罩在阴影之下。穆旦在《赠别》中写道：“你的美繁复，你的心变冷”“我徒然渴望拥有”，字里行间满是无奈与失落。

到了谈婚论嫁时，曾淑昭终究无法接受穆旦的清贫。最终，她嫁给了胡适的长子胡祖望。

1947年春天，又有一位名人之后走进了穆旦的生活，她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梁再冰当时18岁，她读过穆旦的作品，对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充满了敬意。而穆旦，也被梁再冰身上的文学气质所吸引，两人由此开始了频繁的通信。

这段恋情有点朦胧，也许是诗人的单相思，结果无疾而终。虽然梁再冰本人也并不否认诗人对她有好感，但她在一九五五年回忆说，她“只把他当作一个‘诗人’看待”。

当然，考虑到那个时候穆旦的身份，这也许是洗清关系的一种说法。

这个时候，感情丰富的诗人还同时交往着另外一位大家闺秀，她就是周与良。这回他成功了。当时，周与良正在燕京大学攻读生物系研究生，而穆旦已经小有名气，人生中第一本诗集为他赢得了文坛的瞩目。

多年后，周与良仍清晰记得初遇时的心动：

“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很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

少年穆旦

后来，周与良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穆旦没钱，在国内努力赚钱后，也进入了芝加哥大学。同时期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还有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等人。几个好友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面对中国的变化，巫宁坤和穆旦主张尽快回国。穆旦在芝加哥大学选修了俄语，因为他懂得苏联和新中国的关系，认为这是新中国所需要的，他的俄语成绩甚至好过英语。

其实，当时的穆旦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因为在芝加哥，穆旦又见到了当年在远征军时的参谋长罗又伦夫妇，穆旦夫妇陪他们游览芝加哥，吃饭，聊中外诗歌。准备离开时，罗又伦对穆旦夫妇说，欢迎你们随时来台湾。这一年是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恢复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罗又伦被任命为校长。

但是，穆旦不考虑这个选项。

诗人还是不懂政治，他以为，有一腔爱国热情就够了，不知道他的“伪军官”历史会给他带来什么恶果。

1953年，穆旦和周与良几经辗转，回到了国内。他们在芝加哥大学一起租房子的室友巫宁坤此前已经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不久，穆旦成为了南开外文系的副教授。周与良则任教于南开生物系，创立了微生物实验室。

巫宁坤是大学者，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著名的翻译家和英美文学研究学者。他的后来也不妙，“反右运动”中，巫宁坤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1961年6月病危“保外就医”。“文化大革命”期间，关“牛棚”。1970年全家流放农村“接受中下贫农再教育”。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返回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1991年退休后定居美国。

几个要好的同学中，李政道和杨振宁选择留在美国继续研究科学，1957年，他们在美国获得了诺贝尔奖。

1958年他的堂弟金庸在香港连载小说《射雕英雄传》，名声一时大躁。

穆旦呢？处境很不好。

最开始的受挫是他回国还不到一年时，在一次《红楼梦》研讨会上，穆旦发言，只说了一句话，就被召集人阻止，他表示不满，立刻离开了会场。在场的另一位教授说，这样做不对，要让大家把话说完。当场召集人却大发雷霆。这是穆旦夫人回忆的“外文系事件”。后来，这件事情被扩大化，校方将以巫宁坤为首，周基堃、穆旦等人积极参与的教师定性为反对领导的“小集团”。

1955年，穆旦填写的“社会关系”一栏里有巫宁坤：“巫宁坤，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和他在美国同学，返国后同在南大任教，来往颇多。群众。但因和他来往可能阻扰自己进步，决定此后不再来往。

他大概想不到，自己的一腔热情这么快就被一盆凉水浇灭了。

1955年2月，因曾参加远征军、曾留学美国等问题，穆旦成了“审查对象”。1956年，徐迟、臧克家等人不断约稿，穆旦发表了一些诗，结果被批评为“几乎是一个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诬蔑”、“从这种阴暗的情绪出发，他的诗必然会歪曲甚至会诬蔑现实生活攻击新的社会”。

不过，诗人多的是愤怒，是忧郁，是爱情，没有的是歌颂，而这正是当时社会需要的。例如穆旦1957年在《人民文学》第7期刊出的“诗七首”里有一首《我的叔父死了》

我的叔父死了，我不敢哭，

我害怕封建主义的复辟；

我的心想笑，但我不敢笑：

是不是这里有一杯毒剂？

这样的诗句，显然不符合潮流，还发表在1957年这样敏感的时间点。

穆旦不得已，只好埋头翻译，偷偷写诗。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译文，正是出自穆旦之手——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1958年12月，“反动伪军官”穆旦被判管制三年，对他的优待是可以住在家里。据说，因为是有他的老泰山，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弢的原因，他才有此优待。

穆旦被赶出外文系，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也就是打扫卫生。他在1959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自五日起，我自动打扫图书馆甬道及厕所，每早(七时半)提前去半小时。这劳动对自己身体反而好。前两日，冯老(当时的图书馆长)找我谈一次话，我曾要求增加工作时间，他说组织说不用。告我要紧的是精神愉快，做事才能积极主动。”

这样的处境，精神能够愉快吗？

令人唏嘘的是，打在他身上的“反革命”分子的印记，直到离世都没能平反。1979年，穆旦去世两年后，被摘掉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判决书：“查良铮的历史身份不应以反革命论处，故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文革”开始之后，穆旦一家境遇更糟。1968年6月，他们一家六口人被扫地出门，搬到一间仅有17平方米的房间。许多物品都堆放在楼道和厕所里。屋里有两张床和一个书桌。桌子又是切菜做饭的地方，又是饭桌和书桌。每天等大家吃完饭，穆旦把桌子上的杂物整理到一边，开始工作，直至深夜。

1965年秋，穆旦、周与良夫妇和四个子女的合影

1969年11月6日，南开大学将一批人及其子女一律下放到河北完县。穆旦被隔离在一个公社，周与良带四个孩子在另一个公社。两个公社相隔几十里。不久，中小学开学，四个孩子回天津。夫妻两人仍处完县两个村庄。

1970年1月，穆旦步行几十里去探望妻子。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他向妻子自责，不是因为他一家人不会这样。他只停留了半小时，便又往回走，因为还要走几十里地才能回到公社。周与良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当时他仅52岁。”

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候，老朋友也惦记着他。1972年10月27日，巴金致信穆旦，应该是回答萧珊女士之死的问题：

良铮先生：

谢谢您的来信。我几次拿起笔想写回信，可是脑子里仿佛一团乱麻，不知道从哪里写起，现在还是如此。想来想去，我只能写上面写的那两个字：谢谢。我想说的许多话都包括在它们里面了。其他的我打算等到我的问题解决以后再写。死者在病中还几次谈到您，还想找两本书寄给您（《李白与杜甫》），后来书没有买到，又想您也许用不着，也就没有再提了。您问起她安葬的地方，我只能告诉您她的骨灰寄存处，那是龙华火葬场（漕溪路二一〇号）二楼六室八排四一七号四格。您将来过上海，去那里，可以见到她的骨灰盒。我本来要把骨灰盒放在家里，孩子们怕会影响大家的情绪，就存放在火葬场，三年后可以接回家来。至于一般的公墓，早已没有了。

再一次谢谢您。祝好！

李尧棠

十月廿七日

穆旦也到了生命的尽头，最后时刻，他还是用自己的心血写下来几十首诗，1976年12月写的《冬》，凄婉欲绝：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不久后，穆旦因心脏病突发，死在手术台上，享年不到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