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11点10分，周总理笑着提醒：‘首都机场的风有点大。’李宗仁把礼帽压低，轻声答：‘总理，我得先向一个人赔不是——那笔账拖了快三十年。’”对话落地，舷梯上传来脚步声，银灰色机身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停机坪上所有目光都向同一个身影聚拢。

李宗仁走下最后一级台阶，先与周总理拥抱，又依次与各界代表握手。气氛热烈，却掺着几分微妙的尴尬。他晃眼望见人群后方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那人只是静静地站着，目光平静。李宗仁心里“咯噔”一下——何基沣，迟到的账本终于摊在面前。

周总理替两人留下几步空隙，没有任何铺垫。“何将军……”李宗仁抱拳，声音低得只有旁边警卫能听见，“宗仁欠你一声对不起。”何基沣微微点头：“生死事大，面子事小。李长官，先把礼节走完吧。”简单两句话，把众人难以开口的往事压进了私语里，迎接仪式得以顺畅继续。

酒过三巡才是追债的正戏，可故事得追溯到二十八年前。1937年7月的卢沟桥，何基沣还是二十九军一一〇旅旅长，拽着马刀跟日军死磕。北平、张家口、保定一路抵抗，报纸把他捧成民族英雄。那时的李宗仁在第五战区忙于布防，对这位同僚只有“能打”二字评价。

然而战场风云变脸极快。11月，大名府弹尽粮绝，何基沣拔枪自戕未遂，被抬下火线。蒋介石给了他一级青天白日勋章，却给不出反攻北平的弹药。养伤期间，他偷偷跑去延安，与毛主席、周恩来夜谈国事。对比之下，他越发觉得舆论里的“共产党能打”不是空穴来风。

1938年春，他被劝回国民党系统，身份从“延安座上客”变成“秘密党员”。他自认能两线周旋：明里对蒋效忠，暗里替八路撑腰。可惜机关算尽，也躲不过一张供词。一次给新四军转交武器的交通员被捕，线头拉到他的一七九师。李宗仁坐镇第五战区，一边派宪兵查营，一边暗暗盘算：“通共的旧部，要不要顺手清了？”

冯治安通风报信，何基沣迅速转移暴露的同志，还没喘口气，就被李宗仁送去重庆“请示委员长”。去还是逃？他犹豫过。把兵带去新四军，蒋介石会借题大造反共摩擦；若孤身闯关，未必能走出渝中半岛。最后他决定硬着头皮“接受调查”。这一去，一年多软禁，满城风雨。

重庆的空气里弥漫炸弹味，张自忠殉国的消息让舆论炸锅，抗日名将被关冷板凳说不过去。蒋介石索性顺水推舟，不仅放人，还给了七十七军军长的位子，外加一把“中正剑”。李宗仁听说后苦笑：“冤家变红人，真够戏剧。”嘴上说笑，心里却生出一丝忌惮。

之后两人接触寥寥。李宗仁偶尔去师部“视察”，想缓和关系。茶刚端起便被一句“李长官，国民党里还有没有好人？”堵了回来。气氛降到冰点，谁也不肯先松口。1948年淮海战役，何基沣率部起义，李宗仁在南京接着一摞败报。再后来，他以“代总统”身份飘洋过海，长住美国。

十六年海外漂泊，政治光环早磨得黯淡。李宗仁想回国，却担心旧账翻新。周总理亲自电邀，他才下定决心。飞机落地前，他已预设了种种尴尬场面，却没料到何基沣只是淡淡一句“面子事小”。那一瞬间，他忽然明白：当年在战区司令部，他的顾虑与盘算都小于一颗子弹的重量。

宴会散场时，李宗仁举杯走到何基沣身旁，声音带着一丝沙哑：“欠你的，不只是一声抱歉。若还有能补偿的地方，尽管开口。”何基沣摇头：“别提补偿。时间浪费不起，我们把力气留给明天的事。”灯光打在两人握手的手背，纹理清晰，岁月刻痕尽显。

不得不说，他们的握手并没有奇迹色彩。政治立场已分明，旧日恩怨也无法抹去。但在那个年代，肯为国家留下一份专注，已属难能。把个人账簿翻到最后，余下的不过是一句“都还在”。

次日的人民日报刊出简短消息：李宗仁先生抵京。版面克制，没有渲染“旧敌新友”的戏剧性。实际上，真正精彩的篇章早被写在硝烟与审讯之间。历史不会替任何人销账，只会在合适的时候亮出尾款单。至于还不还，怎么还，全看当事人愿不愿意把自尊放下三分。

这就是1965年那场“迟到的致歉”的全部背景。它不像战役那样惊心动魄，却展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胜负手——谁能在功成名退后，仍承认曾对别人亏欠。这笔账，李宗仁终归是还了，方式朴素，却足够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