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86年春天，北京中南海里的一次高层会议上，气氛一度有点微妙。

陈云坐在那儿，手里的材料已经翻了几遍。

他没说什么，只是摘下眼镜，轻轻笑了一下。

然后，他开口：“老子要开明，儿子要管严一点。”

这句话当时没人接话。

但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不是随口一说。

陈云是个极其讲分寸的人，能在那种场合说出这句话，说明这事儿不小。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起案子其实已经在上海轰动了一阵子。

只是那时候没公开。

直到这份从上海市委递上来的报告，才正式送到了中央领导案头。

案子说的是几个高干子弟，组织了一个带有强奸、猥亵、诈骗性质的团伙。

主犯是胡晓阳和陈小蒙。

一个是原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一个是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

案子发生在1981年到1984年之间。

三年时间，不断有年轻女性被诱骗至他们的住处，受害者多达数十人。

手段极其隐秘，但也极其恶劣。

说起来，胡晓阳那会儿已经是上海某报社的记者了。

按理说，前途不小。

可他经常往夜场跑，身边围着一群油头粉面的“朋友”，整天打着“能帮你调工作”“有关系能进单位”的旗号钓姑娘。

陈小蒙也差不多，背景硬，嘴巴甜，玩得也野。

两人一拍即合，干脆把家里的房子当成了“据点”，四处网罗“猎物”。

有人说他们是被朋友带坏的，可熟悉这两家的老人都知道——从小就没人管。

胡立教是个厉害人。

解放后，长期在上海工作，为人严谨，脾气不大，但讲原则。

可惜对儿子几乎是放养状态。

陈其五倒是性格外向些，但也常年忙于工作，家里事基本由母亲操持。

孩子怎么长大，做了什么，很多时候是出了事才知道。

1985年初，上海公安局内部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说有人利用“记者”身份拐骗女性，涉及强奸、敲诈等行为。

起初没人敢动。

不是没人信，是不敢信。

毕竟，这俩人的背景太敏感。

但随着几名受害者陆续现身，证据一点点拼起来，案情越来越清晰。

到了年底，上海市委下定决心，成立专案组，秘密立案调查。

调查期间，压力异常大。

有人打招呼，有人递话，有人含蓄地提醒“这几个孩子毕竟是老同志的儿子，处理还是能缓则缓”。

甚至有中层干部私下说：“不就是几个年轻人玩疯了？至于死刑吗？”

可市委书记当时拍了板：“不能护短。

护一个，就毁一片。”

1986年3月，案件定性为“以高干子弟为主犯的流氓强奸团伙案”，正式提交中央。

处理意见明确：依法判决，绝不从轻。

这才有了陈云那天会上的那句话。

其实，那会儿中央也在推进一件大事——整顿党风。1985年全国查处的大案要案中，涉及党员干部子女的比例明显上升。

中央高层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陈云本人在中纪委工作多年，对此非常警惕。

他当时说：“不能让群众觉得我们只会说不做。

谁的孩子都不能例外。”

案子很快进入司法程序。1986年夏天，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其他人也分别被判5年至15年不等的刑期。

消息没公布，但在上海内部传开了。

那段时间，很多机关单位开了内部通报会。

有些干部听完后沉默半天，有人甚至说：“从今往后，孩子的事，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抓捕那天，胡晓阳最初还在笑。

他以为只是“谈话”。

但看到身边的便衣全都亮出证件，他脸色一下白了。

他说：“我爸不会让我死的。”

可最后，没谁能保得住他。

陈小蒙在庭审时显得很平静。

他说：“我一直觉得公安不敢抓我，法院不会判我。

处理结果上报中央后，会议记录显示，有位领导在批示中写了六个字：“判得好，办得硬。”

这几个字，没有任何修饰。

案子之后，上海连续清理了十几起类似的“裙带案”。

高干子弟进单位、分房、报考、调动的流程变得严格了许多。

最明显的变化是——没有人敢再随口说：“我爸是某某。”因为这句话，可能会带来麻烦。

陈云后来没再提这件事。

他本来就不是话多的人。

但有一次在杭州干部培训班的讲话中，他轻轻提了一句：“干部的孩子，如果不立规矩，那就是害他。”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胡晓阳的儿子”。

中共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78—198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中共中央纪委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文献选编（1978—1987）》，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馆，《1980年代重大刑事案件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陈云年谱（1978—199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徐焰，《高干子弟与特权现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