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在病中。浩然已经卧床不起，常常处于昏迷状态。看着浩然，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认识浩然使我认识了一条真理：“作家一刻也不要脱离生活，一刻也不要脱离人民，只要你不脱离生活，你的创作就不会枯竭；只要你不离开人民，不管你犯了什么错误，你都不会失去母亲。”

浩然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

从天上摔到了地上

“文革”期间，江青一伙为篡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权，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把所有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文艺家都打成“黑帮作家”、“黑线人物”，对他们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不仅致使一些像赵树理、老舍那样的大作家含冤离世，就连我这个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也在劫难逃，被打成修正主义的小爬虫。由此，被抄家、被批斗、被毒打、被定成“敌我矛盾”……所以，对于“文化大革命”我是深有感受身受其害的，对于“四人帮”我是怀有深仇大恨永志不忘的。

但是，对于所谓江青的“大红人”———浩然，我却一直恨不起来。说老实话，在当时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都很喜爱他，不为别的，只为他写的小说。他的书一版再版，发行上千万册，他的读者和听众包括工、农、商、学、兵、男、女、老、少、外（国人）数以亿计。读他的小说、听他的书并没有领导组织划考勤，那是老百姓真真切切自发自愿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是中国农民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不仅读得明白，而且感到亲切自然；他所刻画的人物是农民们身边的人物，读着不仅感到熟悉，而且觉得生动鲜活；他所讲述的故事勾魂摄魄，曲折动人，不仅能满足人们对美的赏悦和追求的欲望，而且健康、正派，激励人们进步向上，不会污染社会风气、引发青少年犯罪。一句话，他的作品为最广大的老百姓喜闻乐见。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浩然也在文坛上一下子消失了。我虽然也在“文革”中被害得家破人亡，对浩然却没有声讨之心，反有惋惜之意，认为是“四人帮”毁了他，毁了一个中国老百姓十分喜爱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那一年他刚44岁。在组织上，他被隔离审查，令其交代问题；在思想上，他的某些作品和创作理论开始在报刊上受到无情批判；在事业上，他被迫停止写作；在政治上，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他被取消了代表资格。这等于说，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给了他除名的处分。这对他来说，真个好像从高高的天上，一下子掉在了地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他还能再站起来吗？几乎是没有可能。

爬起来，东山又起

十多年后，海外有一家右翼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文革幽灵江青佞臣———样板作家浩然复出掌权》，文章报道说：“作为极左势力御用文人的浩然……再度出现在北京文坛。中共中央宣传部特准成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浩然被遴定为副会长。”在这之后，浩然又被选为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他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文学刊物上刊出，在广播电台播出，在影视屏幕银幕上出现。对于浩然的再度崛起，不仅境外的媒体感到惊诧，就连境内的许多不了解他的人也感到意外。为什么那么多“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都销声匿迹了，惟独浩然不但结结实实地站起来了，而且又风风光光地再创辉煌了呢？我想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写在这里。

1978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修改我的一部长篇小说时，正赶上浩然在北京文联举行的大会上作检查。出席和旁听这次会的人都看到了———浩然的检查博得一片热烈的掌声。他交代了自己在担任北京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时的工作和错误事实，他交代了江青派他去西沙群岛深入生活创作《西沙儿女》的前后经过，当众宣读了他写给江青的五封信的全文；他检查了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和思想认识的过程……群众认为他的检查是认真的，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交代和说明是清楚的，从此他得到了解脱。这期间我曾和同在出版社改稿的几位作家讨论过这件事。浩然能够这么快被解脱，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投机的政客。他既没有政治上的野心，也没有参与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心地善良，为人正派，虽然“根红苗壮”，受到江青的赏识，但是他从不整人，没给任何人打过小报告，靠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这一点，他赢得了个好人缘。

解脱以后的浩然开始考虑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那一年他已经46岁，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属于他的“兵强马壮”的艺术青春期不是很长了。他后来在寄给我的一篇文稿中这样写道：“光阴好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把钱乱花了，可以设法再挣，或者求人贷款；浪费了岁月是绝对不能重新得到的。何况我们这一代人白白耽误的光阴本来就已经不少了，这种时间的紧迫感，促使我希冀‘东山再起’。”他自信他是一个正派的好人，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他都是一个对社会有用处的人。用什么向别人、向大多数不了解他的人证实这种自信呢？他坚定地写道：“只有作品，只有继续握着笔写作品才靠得住。作品是作家灵魂的影像。作品能够最准确地显示作家品行的真面貌。作品可以使作家获得他应该获得的一切，其中包括公正的评价和待遇。在哪儿栽倒的，再从哪儿爬起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从弯路走上直路。”于是，浩然把不服气变成了不泄气。后来，随着他付诸实践的进程，又把不泄气升华为自爱、自信、自强的志气。他给自己立了个座右铭：“甘于寂寞，甘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他给自己规定了四项任务：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他回到自己的老“生活基地”———写第一篇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和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取材的那些村庄。跟当地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一起反省过去，思索未来；他带着女儿春水到北京郊区的通县安家落户，又跑过许多陌生的地方，结识许多新朋友，以便重新认识生活。他安心阅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名著，包括那部买了几十年但一直没翻过的莎士比亚全集。他在阅读中学习，在学习中重新认识文学。他把自己的全部著作逐本逐篇逐段逐字地审读、检查，为的是重新认识自己。他说：“重新认识并非只为否定，也不是只有否定，而是站在随着时代发展而提高了的水平线上看历史、看生活、看文学、看自己。该否定的观念就勇敢地否定，该肯定的观念就大胆地肯定。”当然，这个过程并不轻松，相反，它常常是十分痛苦的。比如，他有一个思想疙瘩很长时间解不开：他14岁当了儿童团长，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包括在“文革”期间，他处处事事都是听党的话，照党的规矩办事，怎么会错了呢？后来他觉悟道：“连党都犯了错误，我就那么高明没犯错误吗？”当历史铸就了“反右”扩大化、“三面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全国性错误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不在其中呢？

对于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否定自己是非常困难的。但不论怎样艰难痛苦，浩然总算闯过一道道关卡，重新振作起来创造新的辉煌了。

197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山水情》，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花开花落》；

1980年他发表中篇小说《浮云》及《老人和树》。

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陆陆续续发表了《能人楚世杰》、《姑娘大了要出嫁》、《赵百万的人生片断》、《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等四部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计有250万字。发表在天津《新港》文学月刊头条位置的短篇小说《机灵鬼》获得一等奖。为此，他被邀请到天津来参加笔会。百花文艺出版社还要为他出版“文革”后发表的新作《浩然选集》三卷。

正是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浩然，并且与他有了第一次难忘的交往。

难忘的几次交往

在这次笔会上，有来自各地的知名作家和众多的文学期刊编辑。大家都争先发言，气氛很活跃，只有浩然静静地坐着，不显山，不露水。而主持会议的人一定要请他说几句，他推脱不开，就讲了《作品与人品》这个题目。而这个题目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等他说完，我凑到他旁边说：“浩然同志，我是天津日报的编辑，主编农村版的副刊。天津市最近要召开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我为青年作者们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作文与作人》。听了您的发言，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想到一块去了。”他立刻很感兴趣地说：“太好了！你已经发表了吗？能不能找一份来让我看看？”我说：“稿子写完了，原想在创作会开会那天发表，但现在我改主意了，我想把这篇稿子交给你做参考，请把您刚才的发言整理成文章，以您的名义发在我们的报纸上，我想它会对文学青年们产生更大的影响。”他当即很爽快地答应下来，接过我的稿子说：“你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我一定认真完成。”

果然，第二天晚上，他就打电话要我去拿稿子。在位于睦南道的天津第二招待所二楼最里面的一间客房里，他热情地把我迎进门去，很真诚地说：“这份作业，我虽然认真作了，但不一定能达到你要求。拜托你放手改吧。”我看那文稿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就只能谢谢了。他说：“你为农民编稿，我为农民写稿，我打心眼儿里乐意完成这份作业。所以我把别的约稿暂时放下了。”说话间，住在对面房间的哈尔滨《小说界》的一位编辑，和住在隔壁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一起走了进来，半开玩笑地说：“浩然同志，您这可不公平啊！”“浩然同志，您为什么这样优待他？我为等您的稿子在这里住一个多星期了。”浩然温和地让他们坐在床上说：“这是感情问题，我这一生立志要为农民写，写农民，这位王道生同志编的是农村版副刊，我不由自主地就想把他交给的任务先完成。”说老实话，我坐在那里只有感动。因为我知道，天津日报农村版是一张只面向天津郊县的小报，辐射面很有限，稿酬也很低，浩然的这篇千字文，最多也只得10元钱，他这么认真为这张小报写这篇稿子，用一句俗话说：究竟图个什么呢？

因为有了这一次的相识，便有了以后的几次接触，相互间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为出书的事，又到天津来过几次，只要我知道，就到他的住处去看看他。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只说血压高，每天需吃药。他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多写作品。1987年，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魂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一次见面时送他一本，由此引起了我们一次难忘的谈话。他说，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记者也好，靠什么立身于社会？不靠权，也不靠势，就靠作品。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文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江青召见我，我进去时，看见迟群、谢静宜还有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坐在一边，江青的身边空着一把椅子。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对我说：‘浩然同志，你的作品挺成熟的么，想不到你还这么年轻！现在有一个更重的革命工作需要你做。’她让我当文化部副部长。我听了浑身都冒汗了，我说：‘首长，我从16岁入党到现在，连个党小组长都没当过，我不是当官的材料。只会写作品，我自信自己能写出好作品。首长要是关心我，爱护我，请给我时间，创造条件，让我去深入生活，去写作，发挥我的专长。’她说：‘想不到你还挺谦虚，我考虑考虑吧！’出来以后我还是不放心，又去找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请他去找江青帮我说说。吴德答应了，但他也没把握。谢天谢地！我幸亏没当这个部长，如果当了，我就成了‘四人帮’一伙篡权的成员之一，还能再拿起笔来写作吗？还能有今天的我吗？”我听了这件事，心里好生感慨：有多少人能拒绝这种诱惑呢？浩然说：“好在我这人没有当官的欲望，我只想写小说，写起小说我不吃不喝不睡心里也觉得快乐。当然，因为我不愿意当官，要求写作，江青就派我去广州军区深入生活写小说，这就有了去西沙写《西沙儿女》的那档子事。”

“可是，外面的人并不了解这内里的原因，至今许多人还传言你是作为‘钦差大臣’去‘代朕视察’的。”我插话说。

浩然一脸无奈的苦笑，告诉我：“你能相信吗？那天夜里我正在家睡着觉呢，来了几个军人把我叫起来，说有紧急任务马上走，飞机都准备好了。我问去哪儿？人家回答不知道，说等到了就知道了。我就这样糊里糊涂上了他们的吉普车，上了他们的飞机，等飞机落地，才看出到了广州。他们让我穿上一身新军装。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和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接待我，说浩然同志，中央首长派你来我们这里深入生活，写一部反映西沙儿女的小说，指示我们照顾好你的生活，为你创造好工作条件，你有什么要求和意见请提出来，我们会尽力满足。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我的任务是写小说。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向吴德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因为尽管我是受江青派遣，走时匆忙，来不及请示北京市委。但我是北京市的党员，回来后我应该及时向当地党委汇报。这在后来审查我的时候，市委认为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在组织上没犯错误，我没有向党组织隐瞒任何情况，不存在与‘四人帮’搞阴谋活动的问题。”那次浩然谈了不少我不曾听说的事。我建议他把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写出来，那不仅是他个人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一段“文革”史。他说他早有这个计划，在他的自传体小说系列中，“文革”十年将是他重点要写好的一部。

就在这以后不久，他的长篇小说新作《苍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浩然再一次轰动全国，几十家报刊载文介绍，北京市作家协会举行座谈会，一些影视单位筹划着改编、摄制，准备搬上银幕和屏幕。《苍生》火得不亚于当年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被普遍称为浩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代表作。浩然的文学创作一下子达到一个新的高峰。1987年8月，他给我写来一篇文稿，我认出是他的亲笔手迹，文章写道：“农村变化、发展着的生活对我强有力地召唤着。我的亲戚大部分是农民。我每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住在县以下的镇子和村庄里，时时接触正在搞改革的农民和基层干部。这两类人总向我吐露心怀，谈论得失，无保留地表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情绪。这样，就逼迫着我不能不思考所不熟悉的事物，不能不探索还不理解的问题。每一番思考和探索的结果，都不可抑制地在我胸膛里燃烧起艺术冲动的火苗。我常常忍不住地暗自思忖：我从土改后的农村写到‘文化大革命’后的农村，如今跳过改革着的农村生活不写，而一头扎到自传里去，合适吗？”他又写道：“自己的誓言是，一辈子写农民，一辈子当农民忠诚的代言人。如今发现了农民所关心的问题，农民需要我说话，我就应该仗义执言。最后我终于下决心：‘颂苍生，吐真情。’把刚刚草拟完的自传体小说稿子包封起来，走进正在改革着的冀东农村。最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周年前夕，写出了这部‘苍生’。它是我在人生道路上受了挫折而没沉沦，‘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初步地实践了‘四个重新认识’的结果。”不久，《苍生》被搬上屏幕，送到城乡亿万人民的眼前；长篇小说《苍生》荣获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苍生》获得北京市建国四十年文学创作一等奖。浩然的名字，又随着《苍生》飞进成千上万的家庭，他又成为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作家。

1989年夏天，我有半个月的时间，同浩然一起到山西省运城县农村采访，亲眼目睹了沿途群众热烈欢迎浩然的情景，所到之处，得到消息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自发地走出家门，站在门口、站在山岗、站在田野、站在路旁向他挥手，向他问候。那一时刻，我感到自己暗淡无光；那一时刻，我也十分感奋：要当作家，就当浩然这样的作家。人民需要作家，作家更需要人民。有了人民的拥戴，作家才有自己的辉煌。

1990年6月，河北省三河县文联成立，我也应邀出席成立大会，亲眼看见了那未曾见过的壮观场面。小小的三河县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光北京就开来200多辆轿车，把小城街道摆得满满的。几百位著名作家、艺术家云集三河。如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代理文化部长的著名诗人贺敬之，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著名作家马峰，北京市文联、北京市作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著名作家杨沫、刘绍棠、管桦、孟伟哉、翟向东，著名艺术家于是之、赵丽蓉，著名诗人乔羽，解放军作家魏巍等全到场了，都是浩然请来的。这表明浩然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文艺界的广泛谅解和热情支持，同时也可看出浩然的人格魅力，

浩然的户籍在北京，工作单位是北京市作家协会，三河县只是他深入生活的基地。所以，三河县领导一开始只是希望浩然担任三河文联的名誉主席。但浩然说：“给农民办事，我不来虚的，要干实的。”这样，他当了真干事的主席。他请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文艺界领导，请来了众多的著名作家、艺术家、诗人来和一个小县城的农民文艺爱好者见面，他创办《苍生》杂志，亲任主编，呕心沥血培养农民作者，他对农民群众的这种满腔热忱和献身精神，在作家队伍中是不多见的。

而我一直盼望看到的他那本“文革十年”的自传体小说，却始终没有见到。他为什么没有写出来呢？

我对浩然的认识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浩然陆续给我写来几封信，我从中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其中一封一开头就写：“道生同志，不知你是在采访，还是在编稿，日子可过得好？我苦命，总在磨难中度日月。那部新作品开个头，屡被打断，锐气也就远不如在天津时的那样了。前些天我和老杨（浩然的妻子杨朴桥）又在通县住进医院……1991年5月15日。”三个月后，他又来一信：“道生同志，近来可好？我一个夏天没有写作品，陪着病老伴做忧国忧民的胡思乱想。近几天尤甚。我是共产党最忠诚的信徒之一。当今的中央领导面临的困难太多了……老弟在要害部门工作，又居大城市，想必比我眼界开阔得多。望能指点迷津，说一两句开心解疑的话也好……1991年8月29日。”过了三个月，浩然又来一信：“道生同志，我近两个月情绪特别坏，近似忧郁症，终日焦躁不安，整夜不能安睡……想得极多，而又多是愁事。家事、世事、内事、外事和国际大事，想来想去都能引我钻进死胡同……为眷恋的事业和家人虑，怎么难也得咬着牙活下去。不能写就放下笔，有我总比没我强上百倍，对老杨来说尤其如此……1991年11月3日。”我终于明白那本“文革十年”的书为什么还没有写出来的缘由了。但我希望他能早日从苦境中挣脱出来，去完成他想完成的作品。

但世事艰难，不久，他突然患了严重的脑栓塞，险些一命归西。虽经医生抢救又活了过来，但大脑已经不是从前的大脑了。

1998年初春，我和同仁李雅民前往三河县拜访他。几年不见，他明显地衰老了，一头银发，动作迟缓，说话也很吃力。他说不久前又发生了一次脑栓塞。

2002年5月，我与苏连硕先生再次去三河县看望他，给他带去了描述他一生婚恋经历的报告文学《夕阳如血》。他拿着那两版《今晚报》爱不释手，看了又看，但他已行动不便，打电话找来了秘书招待我们吃饭。那一年，他刚过了七十岁寿辰。

两个月后，当我再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刚住院回来，又一次的脑栓塞几乎使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拿着一张《天津老年时报》，看着一版上的醒目大标题《浩然的晚年生活》，竟失态痛哭，哭得涕泪俱下……

从那以后，我没有勇气再去看他，只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去年，在一次电话中，从他的孩子那里知道他已住进北京同仁医院，最近听说他已经没有意识，没有感觉，只有呼吸，心脏还在跳动……

我知道，不知道哪天，年少英俊的浩然，才华横溢的浩然，风云一时的浩然，痛苦挣扎的浩然，再创辉煌的浩然，一生为农民写、写农民的浩然，就要走完他人生的全部旅途离我们而去了。最近，在几家报纸上看了几篇写他的文章，引发我对他的回忆和思考。

浩然作为一位从新中国农民中成长起来跃上中国文坛的高产作家，他是中国农民的骄傲，是新中国的骄傲。一个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姐姐长大的苦孩子，一个只上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的农村少年，在新中国的阳光照耀下，在共产党的雨露哺育下，朝气蓬勃地参加革命工作，孜孜不倦地刻苦埋头学习，自学成才，成为国内外都公认的新中国文坛上少有的杰出作家，发表了近千万字的作品，出版了五十多本著作，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他的作品不仅在中国影响广泛，就是在国外也享有声誉。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和短篇小说集《杨柳风》在日本翻译出版，长篇小说《山水情》在日本刊物上连载；他的《中国农村小说选》等四本书在法国出版，在美国、在德国、在日本都有专门研究浩然的专家学者；他的经历被载入英国的《世界名人录》和《世界作家名人录》。可以说，浩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争得了荣誉，为新中国争得了光荣。

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他被江青一伙利用，奉命写过“遵命文学”，讲过错误的创作理论。在绝大多数的作家、艺术家都惨遭“四人帮”一伙的政治迫害的时候，他春风得意、风云一时，成为人们所说的“中国文坛上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中的那个作家。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已经定格为历史。这其中有他个人的原因：政治上幼稚，被表面的红色和革命口号所迷惑，思想上认为自己根红苗壮，最听党的话，同时又受名利虚荣的驱使，性格上软弱怕事；另一方面，客观上又受到当时历史的局限和社会环境的大势所趋。就像浩然的成功是时代的产物一样，浩然的挫折也同样是时代的产物。在当时，“四人帮”一伙要夺取文艺界的领导权，就必须把当时掌权的和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领导人、作家、艺术家以种种罪名都打下去。出身不好的要清除，社会关系不好的要清除，个人历史有问题的要清除，是当权派的要打倒，写过“不好”作品的要批臭……而这种种罪名，浩然一样也不沾边。在另一方面，“四人帮”出于推行极左路线的需要，也要寻找、树立自己的样板，这就选中了出身贫苦、历史清楚、没有不好的社会关系，既没写过不好作品又不掌握领导权的浩然。“中国只剩一个作家”的现实，不是浩然靠送礼行贿、拍马钻营爬上去的，是极左梳子下面漏下的，是恶流浊浪推上去的。在他红极一时的情况下，不为高官权势所动，自觉抵御了江青的政治诱惑，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所以，他不仅与姚文元这类“四人帮”的死党有本质的区别，就是与“梁效”、“罗思鼎”之类的御用文人也大不相同。他不是“四人帮”的传声筒和吹鼓手，他只是在他们极左思潮影响下进行个人艺术创作的作家。浩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人民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上的错误。他的悲剧在于，就在他正犯着错误的时候，他还在认为他是正确的，他是在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他在模范地贯彻党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针。我们在分析浩然所犯错误的时候，一定不能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环境，一定不能抛开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浩然的错误，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当时文艺方针的偏差。正因为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党中央在中国第三次文代会上修正了党的文艺方针，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为工农兵服务”，改成了“为人民服务”。

有些人用今天的政策方针和思想认识去批判浩然过去写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浩然不服气。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毕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段历史时期的农村生活。于是就说他“死不认账”、“顽固地坚持错误”。我认为这是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也是学术上的争鸣，谁都有权利批评，谁都有权利反批评，不必要谁服从谁。也只有在今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得以体现。

至于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其它问题，北京市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已经对浩然进行了严格的组织审查，就像老舍之死这样重大的问题，是决不会不搞清楚的。1978年9月，在北京市文联召开的理事会扩大会议上，浩然已经作了较全面、深刻、清楚的检查，群众是满意的。浩然不仅得到了解脱，而且在以后不久，他重新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后来，他又当选为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北京文学》主编。所有这一切，证明浩然真正取得了党的信任，人民的信任。

现在，浩然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没有意识，只有一口气。在这样的时刻，夸他真诚、善良、纯洁、高尚也好；对他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冷嘲热讽也好，他都不会有任何反应。我想，他也不必再作任何反应，只管好好地安睡。事有事在，人有人在，让别人去评说吧。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民不会忘记他，历史不会忘记他，他的作品将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