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看，能在通胀期工作、通缩期退休，堪称完美人生。年轻时，工资随通胀水涨船高，名下资产不断升值。退休后，物价持续走低，储蓄也更耐花。

可要是人生节奏与此相反，日子恐怕就不好过了。

2025 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高达 5.3%。这是什么概念？只要房地产市场没这么冷清，GDP 增速恐怕能冲到 8%。

这已不只是 “稳中向好”，甚至隐约透出经济过热的迹象。但普通老百姓却没感受到这份 “烈火烹油” 的热度，反而更多看到的是削减开支、企业裁员、大学生就业难。

为啥宏观经济数据和我们的体感差距这么大？我们越来越忙、越来越卷，却没感受到财富增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陷入了 “瞎忙”“穷忙” 的怪圈。

你以为的努力和充实，可能只是毫无意义的重复劳动，既创造不了价值，还浪费时间。这种低效的勤奋，其实是另一种懒惰。

眼下经济看似在增长，不少人却掉进了 “无利润的纸面繁荣” 陷阱：企业靠 “以价换量” 求生，个人靠 “内卷” 谋生，表面忙得热火朝天，实际创造的价值寥寥。

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为了活下去又不得不捐—— 每单生意少赚点、甚至不赚都行。大到汽车厂亏本卖 “0 公里二手车”，中到餐饮老板零利润走量，小到家长 “鸡娃” 卷性价比越来越低的学历，都是如此。

但这种挣扎反映在 GDP 上，却可能是一片欣欣向荣。因为 GDP 衡量的是 “生产” 而非 “收入”，只要上游还在不停生产、基建还在持续推进，GDP 就能被拉上去。尤其对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来说，GDP 和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脱节。

可这种脱节不会永远持续。老百姓消费力不足，总有一天会传导到上游，导致产能过剩 —— 如今库存积压已是明显信号。

这个阶段，企业的典型操作是对内压低员工薪酬（美其名曰 “降本增效”），对外压低出厂价（美其名曰 “以价换量”“薄利多销”）。两者结合，就是我们熟悉的 “内卷”。

但内卷并非新鲜事。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习惯了 996，加入 WTO 前甚至没有双休概念。中国企业也是在 “卷死对手” 的竞争中，才练就了全球最完善的工业制造能力。那为啥现在国家要高调 “反内卷”？原因很简单：再这么卷下去，真要出大事了。

2000 年到 2018 年，社会虽然也卷，但抱怨的人不多。因为当时市场空白多、遍地是机会，与其抱怨不如抓紧搞钱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是时代信条。

过去的逻辑是 “胜者为王”：哪怕亏本烧钱也要扩张，先占领市场，熬死对手后自己就能通吃。搜索领域的百度、出行领域的滴滴、短视频平台、外卖行业的美团、社交领域的腾讯，都是靠这个逻辑卷死对手，最终独享行业红利。

可现在这个逻辑行不通了：连 “胜者” 都没得吃了。通缩环境下，消费购买力会越来越弱。企业卷到最后会发现，自己投入 120% 的努力，抢下来的却是一个缩水 50% 的市场。

这种内卷毫无意义，就像沙漠里两个人为抢一个水龙头打架 —— 过去的逻辑是 “最后赢家能喝到水”，现在水龙头后面的水管裂了，出水量越来越小，等收拾完对手再去喝水时，水早就没了。

可咱们的企业不这么想：水龙头漏水？那我就打得更狠、出拳更快，早点干趴对手，趁水流干前多喝几口。

先说说这种选择的后果：当每个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对整体而言可能是最差的结果。这在博弈论里叫 “囚徒困境”，在经济学里叫 “合成谬误”。

通缩时期还拼命扩产能、抢利润微薄的市场，只会让经济加速陷入更严重的过剩与通缩循环：产品卖不上价，企业本该减产保价，你却偏要扩张，进一步加剧产品过剩、压低价格、蒸发利润。

企业没利润，员工日子自然不好过；员工拿不到合理薪资，社会预期就会变差，大家更不敢消费，上游过剩就愈发严重。

也正因企业这种 “拼命却无意义的内卷跑量”，GDP 数据才越来越不接地气，和我们的实际体验越来越背离。所以不是经济数据有水分，而是经济模式有水分。

GDP 和你过得好不好关系不大，但生活质量却和价格指标密切相关 ——企业只有涨价，你才可能涨工资。

遗憾的是，更能反映居民体验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目前都在显著下滑。

因此，为了防止通缩进一步蔓延、尽快解决企业产能过剩问题、打破 “以价换量”“胜者为王” 的畸形经济生态，高层才提出了 “反内卷”。

但问题来了：反内卷真能成功吗？仅靠行政手段针对企业反内卷，真能指望走出通缩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理解 “内卷” 的本质：它是一种低效竞争，通常出现在资源分配高度不均的环境中。

记住这句话：比如高中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抢名校资源，因为名校能带来超额回报，所以教育领域才会全民内卷。

而低回报领域则很少见这种情况 —— 从没听说过当普通志愿者要排队，因为这类领域没有内卷的土壤。

为啥 00 后能 “反向整顿职场”、对老板没那么服从，而 80 后做不到？因为 80 后进入职场时，社会正处于整体上升周期：和上级处好关系、工作努力，就能持续升职加薪；稳定的收入还能转化为房产等资产，在资产价格通胀中分到巨大时代红利。

因此，80 后注定是职场卷文化的维护者。而且由于惯性和 “上有老下有小” 的压力，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 80 后仍在拼命内卷 —— 一方面挤压了年轻人的上升通道，让企业无法给 00 后提供超额回报。

另一方面，00 后步入职场时，经济周期已彻底反转，红利消耗殆尽，可怜的工资再也够不着高企的房价门槛。

对 00 后而言，既然职场给不了超额回报，抵触内卷甚至躺平就顺理成章，这与 80 后构建的传统意识形态形成了尖锐对立。

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对年轻下属的很多批评，其实站不住脚 ——这都是时代的必然。

人是这样，机构更是如此。从没见过非营利机构拼命内卷的，都很佛系，因为没有回报空间；也没见过烟草公司、“两桶油” 拼命内卷，因为它们是特许经营，大部分需求迟早会落入自己腰包。

但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比如电商、外卖、游戏、移动支付，企业都在拼命内卷，想熬死对手成为行业独一份 —— 一旦成功，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垄断巨头，躺着赚钱：对外压榨消费者和供应商，对内压榨员工。

民营企业没得选，只能靠血腥内卷、用市场化方式争取这份 “特许经营” 资格，这可能是当下中国民营企业赚钱的唯一途径。

所以，要从源头打破内卷，必须重新分配资源。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根本性焦虑，内卷才会真正停止。

这本质上还是制度问题。有人可能觉得制度调整是天方夜谭，但十年前我们就经历过一次。

受 2009 年 “四万亿” 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的余波影响，2012 年起中国经历了一轮严重的产能过剩，尤其当时楼市遇冷，使得水泥、钢材等产能问题格外突出。

按理说，此时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 应该发挥作用 —— 价格下降会抑制进一步生产。但诡异的是，那几年钢材产量还在不断上涨，企业仿佛看不见亏损，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完全违背经济学常识。

这是因为当时宏观经济同步面临巨大放缓压力，地方政府为了拉动 GDP，不约而同地把有限资源投向最能拉动增长的上游工业产品（如水泥、钢材、电解铝等）。

因此，即便明知产能过剩，地方仍有强烈动力推动产能扩张 —— 因为过剩是国家的宏观问题，而经济成绩带来的升迁机会才是个人的微观考量。

有些地方甚至直接补贴亏损的工业企业，导致价格信号被掩盖，市场自我调整机制被彻底扭曲。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能理解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天然对立。

最终，国家不得不出手干预过剩产能，2016 年 “供给侧改革” 应运而生。所以 “反内卷” 并非新概念，只是上次不叫这个名字。

那上次的产能过剩问题解决了吗？答案是 “暂时解决了，但没从根本上解决”。

当年的改革通过各种手段，直接迫使中小企业减产甚至关停 —— 环保是常用手段之一，比如关停拆除封存设备、暂停新建钢铁和煤炭项目、推动并购重组以防止新增产能过剩。

最终，大批中小钢材、煤炭、玻璃制造企业被 “计划性淘汰”。

这种做法本意是用行政手段去除无效内卷，结果却导致资源进一步向大型国有企业集中：银行资金、政策支持、技术人才都向它们倾斜，地方财政与产业规划也一边倒地偏向它们。

这不是资源均衡配置，而是更不均衡。因此，内卷并未根除，只是从 “行业性内卷” 变成了 “职场内卷”——中小企业集体消失带来了失业问题。

既然如此，为啥说 2016 年的供给侧改革 “暂时成功” 了？因为当时国家释放了另一块资源，给 “瘸子” 配上了 “拐杖”：2015 年新版预算法正式将举债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同时大幅降低购房门槛、下调房贷利率。

有了资源的重新分配，才有了后来的棚改货币化、“涨价去库存” 等一系列操作。

有人说那年是楼市拯救了经济，其实是资源再分配救了经济。楼市只是表象，金融资源的下放与分享才补上了上一轮供给侧改革的最后一块拼图。

从微观看，是房地产消化了上游过剩产能和失业问题；从宏观看，是放权等制度资源的释放，人为创造了新的增量市场，硬生生把社会拉出了通缩螺旋。

因此，“反内卷” 这句话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反内卷之后怎么办？资源是否会重新调整分配，能否出现新的市场承接就业？这些才是我们应关注和思考的重点。

如果所有经济问题靠一句话就能解决，世界上就不会有发展中国家了。可以说，没有资源下放和重新分配、没有制度配套调整，10 年前的供给侧改革不可能成功。

但 2016 年只是 “暂时解决问题”，而非 “根除问题”，因为那次改革思路仍是 “自上而下、针对企业端的救火式一次性举措”，还是沿用 “掐脖子、翻白眼” 那套老办法，居民端内卷的核心并未改变，资源下放与分配也未形成长效机制。

因为那些有超额收益的领域并未完全放开，仍在延续水泥、钢铁、化工等重工业叙事。在上个世纪自动化未普及的时代，重工业确实能自上而下拉动就业，但在自动化冲击下，如今重工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已很薄弱，拉动它们对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微乎其微。

也就是说，举债权下放了，但民营企业和老百姓的负债能力并未同步提升。于是，所有人再次回到沙漠中争抢那个出水量不断变小的水龙头：企业依旧选择扩产压价，以为能在血战中守住份额，结果却让价格跌得更快、利润蒸发得更彻底。

所有人都在忙碌，看似努力向上，实则在用更大的动作制造更深的过剩。

中国经济仿佛有 “三年产业魔咒”：2001 年加入 WTO 后制造业高速扩张，三年后的 2004 年，钢铁、水泥产能就出现严重价格崩盘，发改委紧急印发《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削减过剩产能。

2009 年 “四万亿” 后，三年后的 2012 年，制造业闲置产能再次接近 30%，过剩卷土重来，直到 2016 年供给侧改革才暂缓。

又过三年，2019 年随着楼市见顶，过剩再次出现…… 类似的故事在整个制造业不断上演：2010 年政策催化光伏产业，2013 年光伏价格崩盘。

2021 年开启 “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 叙事，这两年 “0 公里二手车” 现象愈发突出。

为啥会这样？答案是：我们消除内卷的方式，其实是 “转移” 而非 “根除”，就像债务 —— 债务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化债” 的全称是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不是化解你的债务风险，也不是化解债务本身，而是化解地方债务背后的风险。

“他不背、我不背、你不背”，最后债务让谁背了？负债最多的人最担心没收入，自然越来越卷。

因此，要真正消除内卷，必须大力调整资源再分配，而且不能 “释放一块、握住另一块”，必须有释放资源的巨大决心。

现在的关键不是让沙漠中抢水龙头的人停手，而是要立即解决 “水流变小” 的问题，同时让一部分人进入 “修缮水龙头” 的新领域。

但这个领域里，原本效率不高的老修理工能否通过市场化方式甘心退出，充满巨大不确定性 ——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风险。

更让人担心的是：上游的水管早就被截流了一大部分，而截流的人在土地彻底沙化前早就跑了。用《三体》里的话说：“海水干了，变成小水洼，鱼只能聚集在小水洼里，但把海弄干的鱼却不在这里。” 在资源分配极度不平衡的环境里，就算马斯克来了，顶多也只能混个车间副主任。

通缩不仅是关税等外部压力造成的，更多是内部问题。我由衷希望这次的 “反内卷” 能落到实处，尽快带领中国经济走出无效竞争，不要用更大的内卷解决内卷问题 —— 就像我去年说的，不要用更多居民债务解决房地产留下的债务。

美国带头反全球化，不过是纸老虎。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最勤劳的人民，我始终相信：只要中国人不欺负中国人，世界上就没人能欺负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