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冬天，湖北江陵县的风刮得尤其寒冷，吹得人脸都生疼。一辆军绿色的车在土路上颠簸，车后座上，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眉头紧锁，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江陵县熊河镇，侯礼祥”。

“快到了吗？”杨得志问司机。他刚到武汉任职没多久，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30多年没见的老战友。当年在长征路上，侯礼祥就是他手下最勇猛的营长，强渡大渡河时，侯礼祥更是第一个跳上木船，顶着枪林弹雨往前冲。

可自打1939年侯礼祥负伤回乡，两人就断了联系，只偶尔从老战友嘴里听到些模糊的消息。

1929年，侯礼祥在江西碰上红军扩编，招兵的时候，负责登记的文书听旁人都叫他“礼祥”，随手就在登记册上写了“李祥”。那时候兵荒马乱，谁也没把这当回事，侯礼祥自己也觉得，叫啥都行，能有口饭吃、能打反动派就行。

在部队里，侯礼祥是出了名的不怕死。1934年长征，强渡大渡河时，他是先锋营的班长，抱着木板就往对岸冲，子弹嗖嗖从耳边飞过，他愣是没躲一下，还拉着后面的战友往前冲。

杨得志当时是团长，在岸边看得清楚，战后更是拍着他的肩膀说：“侯礼祥，你小子命真是比石头还硬！”

湘江战役更险。1934年11月，红军被国民党军围在湘江边，侯礼祥背着受伤的杨得志往外冲，后背中了一枪，血顺着衣服往下淌，他咬着牙说：“团长，你别睡，咱还得看胜利那天呢！”最后硬是把杨得志拖到了安全地带，自己却昏迷了好几天。

1939年，侯礼祥在一次战斗中被炮弹碎片炸伤了腿，走路一瘸一拐的，没法再上战场。组织上找他谈话，说湖北敌占区需要人潜伏，让他回江陵，化名“侯文彬”，假装成国民党的联保主任，给红军送情报。

临走前，领导把他的红军证明、立功奖状都装在一个木盒子里，嘱咐他：“这是你的根，藏好了。”侯礼祥把木盒子埋在老宅的地窖里，随后就回了江陵。

白天，他穿着长衫，跟国民党的人虚与委蛇，晚上就借着月光写情报，让地下党同志偷偷取走。有好几次，差点被发现，他都凭着机灵躲过去了。村里人背后骂他“汉奸”，他听见了也不辩解，心里想：等革命胜利了，你们就知道我是干啥的。

可没等胜利，意外先来了。1943年，村里来了伙土匪，把他家翻了个底朝天，地窖里的木盒子也被偷走了。侯礼祥急得满嘴起泡，那盒子有他攒的几块银元，这就算了，他的证明可都藏在那个盒子里。从那以后，他心里总是惦记着：没了证明，以后咋跟组织认亲？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江陵，侯礼祥半夜里睡不着，蹲在门口哭了半天。他想，这下好了，能堂堂正正说自己是红军了。可当他找到县里，说自己叫“侯礼祥”，是红军营长，工作人员翻遍了档案，都说没这人。

“你是不是记错了？”工作人员问。侯礼祥才想起当年名字被写成“李祥”，赶紧说：“可能登记成‘李祥’了。”工作人员又查，还真有个“李祥”，籍贯、参军时间都对得上，可备注里写着“1939年失踪，疑叛变”。

“你看，”工作人员指着档案，“这人是叛徒，你可不能乱认。”侯礼祥急得直拍大腿：“我不是叛徒，我是去做地下工作了！”

可他说不出具体联系人，当年的地下党要么牺牲了，要么失联了，谁能为他作证？

更糟的是，有人翻出他当年当“联保主任”的事，说他“帮国民党做事”。1957年，“反右”的时候，他被定成“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改，一去就是十年。

在劳改队里的时候，他听说杨得志当了大官，托人写了封信，说自己是“侯礼祥”，是他的老部下。可送信的人不认识字，把信交到县里，干部一看，字歪歪扭扭，还敢提杨得志，直接扔了，说“这是骗子”。

1971年，侯礼祥劳改期满回家，腿更瘸了，身子也垮了。他听说杨得志在济南军区当司令，心里又燃起一点希望。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家里啥都没有，他带了些干粮，拄着根木棍就往济南走。

从江陵到济南，几千里路。他没钱坐车，只能步行，饿了讨口饭，渴了喝河水。侯礼祥拖着伤腿，走一步挪一步，鞋磨破了，就用布裹着脚，脚上的血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走了好几个月，终于到了济南军区门口。

站岗的哨兵见他破衣烂衫，以为是要饭的，把他往外赶。“我找杨得志司令，我是他战友侯礼祥！”他喊着。哨兵瞪他：“司令是你想见就见的？快走！”

侯礼祥就坐在门口不走，从早上坐到天黑。有个老兵路过，见他不像骗子，问了几句，听他说得出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细节，心里动了动，就进去通报了一声。

杨得志正在开会，听说有个叫“侯礼祥”的老兵找他，心里“咯噔”一下，这名字他记一辈子。赶紧散会，跑到门口，一看见侯礼祥，眼泪就下来了。眼前的人，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穿着破烂的衣服，跟当年那个虎虎生风的小伙子判若两人。

“礼祥……”杨得志拉住他的手。侯礼祥看着他，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就说了一句：“首长，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两人在办公室里聊了一下午。侯礼祥把这些年的事一说，杨得志听得直叹气，骂自己“没照顾好老战友”。他写了封证明信，说“侯礼祥（曾用名李祥）系我部老红军，1939年奉命从事地下工作，忠诚可靠，望地方政府妥善安置”，还给他塞了些钱，让他回家。

侯礼祥揣着信往回走，心里踏实多了。可走到半路，钱和信都被偷了。他一下子瘫在地上，觉得天塌了，这是他最后的希望啊。

回到家，侯礼祥彻底蔫了，病也加重了，躺在床上，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村里人见了，有的可怜他，有的躲着他，说“这特务，活该”。

1973年，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一到任就打听侯礼祥的消息。有人说“江陵有个叫李祥的老头，据说以前是红军，现在病得快不行了”。杨得志心里一紧，赶紧让人查，越查越觉得就是侯礼祥，立马坐车赶了过去。

看到侯礼祥的样子，杨得志又气又心疼。他当即召集县里的干部，拍着桌子说：“侯礼祥是我亲眼看着打仗的英雄，当年强渡大渡河，他第一个冲上去；湘江战役，他背着我突围，差点牺牲。你们说他是特务，有证据吗？”

干部们支支吾吾，说“档案里是那么写的”。杨得志说：“档案错了！我来证明！”他马上给杨勇打电话，杨勇也是当年的老战友，认识侯礼祥。杨勇一听，当即说：“我作证，侯礼祥是好同志！”

两个开国上将作证，县里不敢怠慢，可还是有人质疑：“地下工作的事，得有更权威的证明。”杨得志想起当年安排侯礼祥潜伏的是叶剑英，又给叶剑英写了封信。叶剑英一看信，立马回了，说：“侯礼祥1939年确系我部安排潜伏，任务完成出色，忠诚不二”。

有了叶剑英的证明，谁也不敢再怀疑了。1975年，江陵县重新审查，认定侯礼祥是老红军，地下工作经历属实，给他平反了。

平反那天，侯礼祥拄着拐杖去了县里。干部给他鞠了一躬，说：“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还给他发了补贴，每月40块，虽然不算多，可那时候也够他生活了，看病也能报销。

侯礼祥拿着补贴，先买了两斤肉，给老伴炖了锅汤，老伴跟着他受了一辈子苦，从没吃过几顿好的。他还去村头的小卖部，买了张毛主席像，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从那以后，侯礼祥的日子慢慢好起来。1991年，侯礼祥去世，享年79岁。去世前，他拉着儿子的手说：“别忘了杨司令，别忘了党，是他们给了我清白。”

杨得志后来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叹了口气，说：“礼祥是个好兵，一辈子没享过福，却为革命吃了一辈子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