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同时聚焦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撤销 2019 年对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有害认定，并大幅削减气候监测预算。
这一被科学界斥为 “政治凌驾于科学” 的举动，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关键转折点。
特朗普政府以 “重振制造业” 为名，重启 “drill baby drill” 口号，将传统化石能源利益置于气候责任之上。
其核心手段包括：第一，通过最高法院干预科学认定，将二氧化碳从 “有害污染物” 名单剔除，为化石燃料扩张扫清法律障碍；
第二，大幅削减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预算，关闭夏威夷莫纳罗亚天文台等关键监测站点，导致全球碳数据链面临断裂风险。
这种 “数据断供”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为严重 ——非洲国家因财政匮乏无力自建监测网络，太平洋岛国在核污水危机中更难获得气候预警支持。
科学界对此发出强烈警告。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指出，撤销温室气体认定将使全球升温预测模型误差扩大 30%，而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数据中断可能导致台风路径预测准确率下降 40%。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美国曾主导的全球气候数据共享体系正在瓦解。2024 年，依赖美国数据的非洲气候研究论文数量锐减 65%，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削弱。
这种 “数据霸权” 的崩塌，使全球气候治理陷入 “盲人摸象” 的困境。
在这场全球博弈中，中国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独特范式。
丁仲礼院士在 2010 年的著名访谈中早已指出：“碳排放权本质是发展权”。中国通过 “全国统筹 + 地方试点” 模式，将减排目标分解到省、市、企业，形成 “责任闭环”。
截至 2025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达 52%，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球 65%，单位 GDP 能耗较 2012 年下降 26%。
这些成就背后，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系统性落地 —— 从塞罕坝林场的生态修复到长三角绿色电力交易市场的建立，中国用行动证明：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可以并行不悖。
丁仲礼院士在 2025 年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中国的治理优势在于政策连续性” 相较于美国的 “四年政策周期”，中国的 “五年规划” 体系确保了减排目标的长期执行。
这种制度韧性在应对跨国环境问题时尤为关键 ——2025 年春季，中国与蒙古国合作实施的 “绿色长城” 项目，通过种植 300 万公顷防风林，将沙尘暴南下频率降低 50%，惠及两国 2 亿人口。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出现权力真空。
欧盟虽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但其 “绿色保护主义” 倾向引发发展中国家不满。
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南南合作机制填补空白：截至 2025 年，中国已向 42 个国家提供 1770 亿元气候资金，支持非洲 “光带计划” 为 5 万户家庭提供太阳能照明，在东南亚建立 12 个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中心。
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更推动了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的实践。
挑战依然严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每年气候适应资金缺口高达 3660 亿美元，而发达国家承诺的 1000 亿美元年援助尚未到位。
西方媒体的议题设置权仍主导舆论—— 当中国沙漠治理成果被国际卫星监测证实时，某些机构却炒作 “中国光伏产能过剩”，试图将绿色技术政治化。
对此，中国通过 “蚂蚁森林” 等数字化平台，将公众参与转化为国际传播软实力，2025 年该项目吸引全球 3 亿用户参与，在 海外抖音等平台形成 “绿色生活” 话题热潮。
气候变化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美国的政策倒退虽短期冲击全球治理，但中国的实践证明：通过技术创新、制度韧性与南南合作，人类仍有机会扭转危局。
正如丁仲礼院士所言：“我们不能等待别国行动，必须先做好自己的事。”
当夏威夷的二氧化碳监测站因预算削减而停止运转时，中国青海的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仍在持续记录数据；
当西方媒体炒作 “气候威胁论” 时，中国工程师正在非洲建设的太阳能电站已点亮千万盏明灯。
这些行动共同指向一个真理：只有摒弃政治私利，构建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才能守护共同的蓝色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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