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希腊“读点活书” | 刘峰：寻找阿尔蒂斯：奥林匹亚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刘峰(1963年)|奥林匹亚遗址|奥林匹克运动会|希腊|考古学家|阿尔蒂斯|雅典

来希腊“读点活书”

1933年9月底，罗念生从美国乘船到达比雷埃夫斯码头，开启了他在希腊一年的游学生活。日后在回忆起1933-1934那一年的经历时，他提示同胞“应该有人去念一点活的书回来”。自19世纪后半叶始，古希腊的历史在考古学家的发掘下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克诺索斯、德尔菲、奥林匹亚等不再只是一个个地理的名词，而是历史发生的现场。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的结合，让历史重新具有了生命。

本栏目将围绕考古遗址发掘、文献记载传统带领读者走进历史现场，读点活书。此外，还兼及希腊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为当前的中希文明互鉴助力。

主持人：张绪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学术发展部主任

专栏文章均为《中希时报》独家约稿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希时报

寻找阿尔蒂斯：奥林匹亚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刘峰

文艺复兴之后，西欧各国对古希腊文化的兴趣日益增长，在启蒙运动时达到顶峰。古希腊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语言、科学、艺术、哲学和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可以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基石。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希腊文明是最具吸引力的文化中心，是创作的灵感源泉。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人们在被土耳其占领的奥斯曼帝国内追寻古老而辉煌的希腊，学者们不断收集承载着古代精神的文学作品，志在拯救受早期基督教狂热和战争破坏的希腊文明。古典精神复兴的另一面则是古董商们对各种艺术品、钱币以及古手稿的收集。当时的欧洲君主和富商不断向希腊派遣古董收集者，要求英国和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向他们提供古董，大肆盗掘现有遗址的现象时有发生。从17世纪到19世纪，学者们不再满足于止步书斋，仅仅凭借书本勾勒古希腊文明，而是自发或随着“寻宝者”的队伍，来到希腊大地，由此产生了一批“旅行家”，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游记。

在这一背景下，18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学者们开始在古希腊颂诗、斯特拉波和保萨尼阿斯的指引下，寻找一个个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遗址，其中就包括泛希腊赛会的摇篮—奥林匹亚，旧称“阿尔蒂斯”。可惜古代的作家只能提供奥林匹亚的大致范围，这个在传世文献中频频出现的地方，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随着学者们对奥林匹亚的寻找与发掘，西方古典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规范化。德国作为奥林匹亚考古的主要参与者，继承了温克尔曼和施里曼的精神，以施里曼在雅典的旧居为基础，建立了德国驻雅典考古研究所，这是继法国之后的第二个海外驻雅典考古研究机构，也是德国考古研究所（DAI）建立的第二个海外研究机构（第一个位于罗马）。

旅行家与奥林匹亚的重新发现

奥林匹亚是古代伊利斯人（Elis）祭祀众神之父宙斯的宗教中心。在阿尔菲奥斯河（Alfeios River）及其支流克拉迪斯河（Kladeos River）的灌溉下，这里郁郁葱葱，被品达称为希腊最美丽的地方。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此地举行，在宗教中心和体育中心的双重影响下，奥林匹亚日渐辉煌。尽管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曾下令关闭诸多希腊圣所，但是奥林匹亚仍凭借其旧时的影响力维持了数个世纪的繁荣。直到公元9世纪，持续的自然灾害令此地被遗弃，在河流沉积和土壤侵蚀的作用下，奥林匹亚长埋于地下，声名不再。

1723年6月14日，法国本笃会修道士唐伯纳德·德蒙福孔（Don Bernard de Montfaucon）给时任科孚岛大主教的奎里尼（Angelo Maria Querini）写信，敦促其尽快主动寻找并挖掘奥林匹亚。但是后者只在科孚岛呆了三年，便任职罗马天主教会红衣主教，并没有将这一建议放在心上。

1764年8月，英国旅行家、考古学家理查德·钱德勒（Richard Chandler）与建筑学家尼古拉斯·雷维特（Nicholas Revett）、画家威廉·帕尔斯（William Pars）前往希腊，进行考古考察，并于1766年8月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克洛尼奥斯山下（Mount Kronios）。在其所写《希腊游记》（Travels in Greece）中，理查德将这里认定为一个遗址，把地面所能看到的多利亚石柱与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联系起来，称自己发现了奥林匹亚。德国古典考古学的奠基人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晚年时对找寻并发掘古代奥林匹亚充满期待，他坚信能在古老神庙庇护下的竞技场中，找到代表着希腊体育精神的古典雕塑、马车以及众多艺术奇观。1768年，温克尔曼的寻找奥林匹亚发掘计划得到了当时土耳其苏丹的批准，可惜天不假年，温克尔曼的猝然离世令这一计划被搁置。

理查德·钱德勒的游记一经出版，古代奥林匹亚遗址被发现的消息在欧洲不胫而走，然而，但很多学者认为，仅凭几块多立克样式的石柱并不能证明这里就是宙斯神庙。想要证明该处遗址确实是古代奥林匹亚，需要更多的证据。此后，无数旅行者和考古学家纷纷来到这里，其中包括法国驻希腊领事、考古学家兼收藏家弗维尔（Louis Francois Sébastien Fauvel），英国考古学家威廉·马丁·立克（William Martin Leake），英国考古学家威廉·盖尔爵士（Sir William Gell）等等，他们或是通过地名学，将此地中世纪的旧称“回声村”（Antilalos）与保萨尼阿斯的描述相比较，或是通过小型发掘，将出土物与周遭地形保萨尼阿斯的记载相对应。总之，这处遗址的面容越来越接近保萨尼阿斯对古代奥林匹亚的描述。希腊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出兵，旨在驱逐奥此地的奥斯曼-埃及军队，1829年，法兰西学会授权的“摩里亚科学考察”（Expedition Scientifique de Morée）伴随军事活动同时进行，在此处进行了为期六周，并不规范的小型发掘。最终，这处遗址被认定为古代奥林匹亚，大批出土物被运至法国，现今仍然藏于卢浮宫中。

奥林匹亚遗址一角

德国驻雅典考古研究所与奥林匹亚的首次系统化发掘

对奥林匹亚的重新发现在当时的欧洲轰动一时，很多国家都对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发掘跃跃欲试。1852年，恩斯特·库尔提乌斯 (Ernst Curtius) 在柏林发表了关于奥林匹亚的演讲，立即得到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支持，发掘奥林匹亚成为国家支持的考古项目。然而，由于希腊内部复杂的政治局势，这项工作二十年后才正式开始。德意志帝国于1872年通过议会决议，决定以德国考古研究所的名义在雅典成立一个考古研究机构，与之前在罗马建立的考古研究所相辉映。1874年，德国驻雅典考古研究所从施里曼后人手中购买了其在雅典的旧居，希德双方为研究所的成立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当天，德国与希腊正式签订协议，将奥林匹亚的发掘提上日程。

自此，德意志帝国在奥林匹亚开展了系统的、现代化的、科学且兼顾国际合作安全的发掘工作，为之后各国在希腊开展考古活动定下了合作范本。不同于法国的“莫利亚科学考察”，希德之间的协议保障了希腊对预期发掘出土物的所有权，德国则被赋予了复制和印模的权利。与此同时，双方决定在奥林匹亚建造一座博物馆，用以保存并展示出土物。博物馆在希腊银行家安德烈亚斯·西格罗斯 (Andreas Syggros)的资助下，由德国建筑学家威廉·多普菲尔德 (Wilhelm Dorpfeld)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Friedrich Adler)监督建造而成。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标志着上个世纪掠夺式的发掘已经成为过去。以往，位于雅典的国立考古博物馆被视为所有希腊考古出土物的唯一合法保存地，奥林匹亚考古博物馆是希腊第一座位于雅典以外的博物馆。

1875年，德国考古队到达奥林匹亚，库尔提乌斯写道：“除了宙斯神庙的一角之外，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想起古代历史。”这次发掘历时五年，奥林匹亚最主要的建筑终于在被淤泥掩盖了近十个世纪之后重见天日。德国考古学家挖掘了圣所的核心区域，包括宙斯神庙、赫拉神庙、母神神庙、议事厅、腓力圆形神庙、回声廊、角力学校和数个宝库，其中最为重要的出土物是宙斯神庙中的宙斯神像、帕奥纽斯的双翼胜利女神像和普拉克西特列斯的赫尔墨斯神像。保萨尼阿斯曾详细记录古代奥林匹亚的地形和建筑，这大大方便了建筑物的识别工作。五年间，奥林匹亚出土物共计14000件，皆存放于新建成的博物馆中。

由于奥林匹亚的考古发掘所获众多，以往年底公布考古工作报告的方式恐怕并不能及时向国内传递最新的考古发掘动态，所以考古学家们决定将出土物名录及相关研究以简报的形式按月在《考古学报》（Archäologische Zeitung）上公布。与此同时，由于德国跟希腊政府签订协议，出土物的所有权归于希腊，德国享有印模权，所以重要出土物一般在希腊本土复刻，再转移回德国，这也是柏林各大博物馆所藏希腊知名展品多为复制品的原因。每到年底，库尔提乌斯等考古学家又会将相关研究整理成册，以年鉴的形式出版了五卷本的《奥林匹亚的考古发掘》（Die Ausgrabungen zu Olympia）。每一卷都包含当年的发掘报告或重要发掘日志，图像说明，发掘预案以及大型建筑规划图，卷尾还包含发掘现场的照片，力求让读者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发掘现场。数年后，库尔提乌斯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主编的五卷本《奥林匹亚：德意志帝国组织的考古发掘成果》（Olympia: die Ergebnisse der von dem Deutschen Reich veranstalteten Ausgrabung）姗姗来迟，这不是年鉴的延伸，而是当时最新研究动向的集成。其中，每卷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文本卷，下册为对应图集，从地形、建筑、雕塑群、青铜器及碎片式发现与铭文五个方面对奥林匹亚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至今仍是奥林匹亚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物。

奥林匹亚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受到德国考古发掘的影响，醉心于古代历史研究的法国顾拜旦男爵决心将古代的奥林匹亚运动重新发扬光大，在多番努力尝试下，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在雅典举行，此后每四年举行一次。此次盛会再度燃起了奥林匹亚的考古发掘热情，威廉·德普菲尔德（Wilhelm Dörpfeld）领导的工作组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在奥林匹亚断断续续地进行发掘，却收效甚微。直到1936年，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国家元首在开幕式上公开表态，要支持在奥林匹亚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埃米尔·坤泽（Emil Kunze）和汉斯·施莱夫（Hans Schleif）领导了后续的系统发掘，重点挖掘了体育场以南的区域，柱廊以及浴室区域。相关的考古工作报告后续研究以多卷本的《奥林匹亚研究》（Olympische Forschungen）为名发表。遗憾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德国和希腊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发掘不得不结束，编纂奥林匹亚研究百科全书的计划也因此被搁置，至今仍未完成。战后，德国在奥林匹亚的发掘得以恢复，在主体发掘工作大致完成后，文物修复保护等相关工作逐渐被逐渐提上日程。进入21世纪后，在德国研究基金会 (DFG)的资金支持下，德国考古研究所 (DAI)积极展开多方面合作，继续深化，展开了数个为期3到5年的考古研究项目，为奥林匹亚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德国考古研究所成立了科技IT部门，利用新的技术展开更为科学的研究。实际上，19世纪中后期德国在奥林匹亚的发掘工作也利用了当时的最新技术。建筑学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 (Friedrich Adler)在现场绘制的图画很多都用到了投影描绘器（Camera Lucida），精确了建筑物的比例。观察5卷本的考古年鉴，我们可以知道摄影技术也在奥林匹亚的发掘中得到了应用，能静态还原当时的考古发掘活动。现场几位考古学家的录音能动态还原发掘过程，辅以文字描述，后代学者才能更好地还原出土物的环境语境。

目前仍在进行的奥林匹亚考古数字化项目仍然由德国考古研究所主导，其主要目的是还原考古经过，将考古工作报告电子化，将使用库伦特体（Kurrent）书写考古工作日志转化并电子化，还要将当时无法出版的录音一一空间化还原，具体成果体现在iDAI.field中。

回看奥林匹亚的百年考古史，文化活动的展开往往受益于政治力量的推动，但是总能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结出属于学术的果实。外交甜蜜期的希腊和德国合作共进，期间诞生的学术作品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战争造成的敌对时期，文化活动也不得不停滞，至今仍是遗憾。在面临多重危机的时代，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古代奥林匹亚精神的支撑下，为人类提供了共同的理想，为全球社会的文明注入了一丝来自古代社会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