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释永信的争议，早已维持十多年，如今暴雷，算不上奇怪，也算不上大快人心，所有显赫的宗教里，这样的人过去不缺，未来估计也不会少。

关于释永信的经营有道，十多年来有过很多报道。关于他的私生活和私生子，关于他侵占资产的数额，还需要更多细节披露。

作为佛弟子，我很平静，因为他的恶行与我的信仰无关。在世间法的层面，他所有违法行为，自有法律裁决，在佛门戒律的层面，他所造的恶业，自有业果法则，别人替不得，佛门身份也救不了他。

倒也不必因此痛心疾首地认为佛门不幸，一人之恶哪能污得了法相庄严。佛陀得无上正等正觉，不代表佛弟子也如此，恰恰是随着教团融入世间，做了不少方便善巧，初时有助于佛法弘传，但奈何不了世间的习气，贪嗔痴哪里是那么容易过的。受了具足戒，披上袈裟，成了大和尚，心魔不因外相的改变而根除。

宗教，本义是寻求终极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往往为了传播和发展而妥协，向世俗妥协、向财富妥协，更有甚者向欲望妥协、向权力妥协。当权力加诸一些宗教领袖人物身上，约束和禁忌便有了被打破而不被察觉的机会。宗教的外衣又导致他们蒙上一层神秘面纱，既有体系的约束就可能失效，往往有赖于高僧大德的自我管理。他们常常是凡夫，却接受着如同圣人一般的朝拜。能抵御这种诱惑而不飘，太难。

我曾在另一位大和尚的争议事件中写过这种现象，权力（包括话语权）往往是最有效的春药。我曾经担任过学佛小组的讲师，尽管只有十几个人，每次我都舌灿莲花滔滔不绝，还有师兄拿着小本本认真记笔记，那种虚幻的人生导师般的快感，一度让我很自负。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布道带来的快感，或许正是我的心魔，没有实际修行的体悟却好为人师，才是真正断人的法身慧命。我能自我觉察到心魔，但我无法判断每一位高台上的宗教领袖，有多少是出于体悟的传达，有多少是出于权力的快感。

在另一方面，众多佛弟子缺乏独立人格与思考能力，与权力实现了合体。匍匐在地忠心不二，将所有的修行希望寄托于一人，美其名曰“善知识”，学佛的人都知道，善知识难遇，可善知识如何辨别，大多数人包括我恐怕没这个能力，多少滔滔不绝的大忽悠，我们无从了解，于是找个听着最顺耳的，再经过一系列的教化，就变成了坚定不移的“弟子”。太虚大师说，“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没有独立人格和思考能力的人，怎么能当合格的佛子？

于是，我们就看到，各种附佛外道、以及教内山头林立，都是一位宗主领着一帮信众，每一派都是“老子的道理天下第一”的模样。信仰俨然江湖，宗主变成头目，信众护法成了鹰犬，这才是佛门乃至当代信仰的结构性危机。基督教完成了宗教改革，打破了上帝代理人制度，佛教本来就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宝，别自己设限，非要在中间加个代理人，这个角色就极容易因权力而堕落。

这种结构性的隐患，恰恰需要在制度上打破我们对人的崇拜，削弱个体权威，佛陀才是导师而已，都不让把自己神化。结果不少人却把法师神化，坚信不疑，真正对三宝的学习和探索，反而因此而阻滞。学诚法师事件之后，所有人都不断说“依法不依人”，可真正能有几人做到，从制度上又如何保证个人的权威不会没有边界。

十年前，我评价少林寺的商业化，“从电影播出的一瞬间就已经注定”，在释永信担任住持之前，少林寺的商业化车轮已经在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下启动。在我看来，并非是释永信将少林寺带向商业化之路，而是商业化浪潮下少林寺选择了释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善于入世斡旋的住持，少林寺如今是否有僧众都是问题。形成文化名片的少林寺被卷进两个漩涡中：文化符号层面的“追名”，文旅和地方的“逐利”。释永信要在这两种语境下生存，要顺应并借势文化战略，同时跟地方经济利益也可能产生冲突，拆迁、官司、举报、文化输出，种种博弈之下，释永信顺时代潮流搭建起的大厦，既成就了他，也蒙蔽了他，也终于淹没了他。

也不必因此幸灾乐祸地认为佛法不彰，因为个体和群体分开来看。把一人的荣辱，和一座寺院、一个宗教联系起来，本身就是愚痴不明的表现。少林寺商业化的成败，并不代表一座寺院的僧人都如此，我的前同事十多年前报道少林寺时，就把关注点集中在一个默默收养孤儿的法师，还有不少文化名人造访少林时，也发现不少寺中兼通佛理和西哲的知识分子型和尚。在这个意义上，少林寺也不过是一个符号，符号之下有各种各样的人。就像网友如今调侃的，上次少林寺方丈被揪出有私生子还是北宋年间。只不过金庸笔下的玄慈方丈更有气节，宁愿公开受刑，释永信大约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所求的法，跟他一人荣辱无关；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悟的道，更与后世弟子的良莠不齐无关。佛陀证悟和指明的道路，本就正确而艰难，哪里是盖座寺庙披上袈裟就能完成的。反倒是借释永信的事，磨练自己的智慧，坚固自己的道心更要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巨大的诱惑和社会旋涡下，释永信的故事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不过借此机会观察和思考，看看这红尘中的千姿百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