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红军的时候就是师长，后来搭档成了大将，就连手下的通讯兵都成了中将，他却只有大校军衔。他就是罗厚福。

罗厚福的故事，还要从鄂豫皖的山沟沟说起。1909年，他出生在黄安县的一个佃农家庭，1929年参加赤卫队的时候，罗厚福的手里攥着的还是自家砍柴的弯刀。

1934年红25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守鄂豫皖，从20多人的游击队拉起一支千人队伍，任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

当地百姓一直都记得，他带着队伍走村串户，把地主的粮仓分给穷人，自己却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有次部队断粮，他带着警卫员闯进自己的亲舅舅家，硬从这个富户舅舅家挑走两担谷子。走之前还说：“不是我六亲不认，是老百姓饿得都开始啃树皮了！”

这事传到上级那里，他被要求赔偿，最后还是全纵队官兵凑钱才补上窟窿。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传到鄂豫皖的时候，罗厚福正带着游击队在山里跟国民党军周旋。接到改编成新四军的命令那天，他把队伍拉到河滩上，指着远处的大别山说：“咱换了番号，可骨头不能软。”

后来，他就成了6大队大队长，带着人在孝感、黄陂一带打游击，手里的家伙还是那些老步枪，可打起仗来比谁都狠。

1943年夏天，罗厚福盯上了大悟县余家河的日伪军据点。那里住着3000多人，炮楼修得跟铁桶似的。他侦查了好几天，夜里带着20多个突击队员摸过去，每人揣着两个手榴弹，光着脚踩在露水地里。

摸到指挥部外，他一挥手，队员们翻墙而入，他自己踹开房门，一刀劈了正喝酒的日军小队长。枪声一响，他让人往粮仓扔火把，火光冲天时，他带着队伍扛着缴获的机枪撤了，等敌人反应过来，他们早就钻进了大别山的密林。

这仗打完，新四军军部通报表扬，陈毅军长听说了直夸：“老罗这招够绝，专挑敌人的命门打。”可他自己没当回事，在日记里写：“能让老百姓少受点罪，比啥表扬都强。”

那时候他任十四旅旅长，麾下的团政委后来大多成了少将，可他总说：“官大不大不重要，能打仗、能护着老百姓就行。”

解放战争打响之后，罗厚福成了江汉军区副司令员，搭档是后来的上将贺炳炎。中原突围那阵子，部队被国民党军围在鄂西北的大山里，天寒地冻，不少战士连棉衣都没有。他把自己的棉袄脱给伤员，跟剩下的人说：“咱是从大别山爬出来的，这点苦算啥？”

他们在摩天岭打了场硬仗，凭着对地形的熟悉，硬是把一个营的敌军堵在山谷里全歼，缴获的弹药够全队用半年。

当地老乡记得，那些年罗司令的队伍走到哪，就帮着修水利、种庄稼。有次行军路过一个村子，见地主的人在抢老乡的粮食，他二话不说让人把那人捆了，把粮食还回去，还当众宣布：“以后谁敢欺负老百姓，就先问问我手里的枪答应不。”

时间长了，只要他的队伍一到，老乡们就往他们兜里塞红薯、鸡蛋，说：“跟着老罗，心里踏实。”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不少村子的百姓提着灯笼夹道欢迎。有个白发老太太拉着罗厚福的手哭：“可把你们盼来了，当年你分我家的那亩地，我一直种着呢。”他这才想起，那是10年前打游击时，从地主手里夺来分给贫农的土地。

原来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举动，早就在老百姓心里扎了根。

1949年孝感解放后，罗厚福当了军分区司令员。进城那天，他骑着匹老马，身后跟着扛枪的战士，街上的老百姓涌过来，有人认出他：“这不是当年分谷子的老罗吗？”

随后，罗厚福就翻身下马，跟大伙打招呼，看到路边有孩子光着脚，眉头一下子皱起来。那时候孝感刚遭过战乱，部队官兵的日子也不好过，冬天还穿着单布鞋，脚趾头冻得通红。他心里不是滋味，召集干部开会：“咱不能光守着阵地，还得让军民都过好日子。”

他带头凑了钱，又动员干部们出点力，在城郊办了个卷烟厂，让战士家属和烈属去做工，挣点钱补贴家用。厂子办得红火，年底盈利了，他给每个干部发了点补贴，让大伙给家里寄点钱。

没想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一来，这事就被翻了出来。有人说他“违规经营”，还有人说他“私分公款”。尽管不少人作证他是为了大伙，可最后，罗厚福还是受了处分，从副军级降到了正师级。

老战友李先念听说了，专门打电话到湖北军区：“老罗不是那种人，他办厂是为了军民，不是为自己。”可规定就是规定，他没辩解，只是在检讨里写：“我错在没按规矩来，但看着大伙吃苦，我实在坐不住。”

1955 年评衔时，按罗厚福的资历，最少也该是少将，可因为之前的处分，最初名单上他只是上校。有老领导觉得不公，说：“就算降了级，他红军时期就是师长，抗战、解放都立了大功，给个大校总该吧。”最后才定了大校。

授衔那天，林维先特意找到他。这个当年被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通讯员，如今已经是中将了，看着老首长肩上的大校肩章，他的眼圈一下子红了：“首长，这太不公平了。”罗厚福却笑着拍拍他的胳膊：“你看我这胸前的章，哪枚不是真刀真枪换来的？有这三枚章，比啥都强。”

他说的是心里话。那些年他见过太多牺牲的战友，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有次清理战场，他在一个牺牲的小战士身上找到半块干粮，里面还夹着张给爹娘的字条。从那以后，他总觉得自己能活着看到新中国，已经是天大的福气。

1961年，罗厚福终于晋升为少将。有人替他高兴，他却只是把新领的军装仔细叠好，说：“军衔变了，可咱做事的本分不能变。”

那时候他在湖北军区政治部工作，还是常穿便装到街上转，看到有不平事就管一管。有次见个干部耍威风，他当场批评：“咱是人民的兵，不是欺压百姓的官。”

1975年，罗厚福躺在武汉的病床上，已经说不出太多话。弥留之际，他拉着来看他的老部下的手，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三枚勋章，又指了指窗外，那里有老百姓在田里干活，孩子们在路边追逐打闹。老部下明白，他是想说，自己这辈子值了。

如今，烈士陵园里，罗厚福的墓碑前总有人放上一束野花。作为人民的英雄，被自己守护的人永远铭记，对罗厚福将军来说，怎么不算是另一种“勋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