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梁启超：知交零落，绝不躺平|康有为|徐志摩|林洙|梁启超|梁思成|王国维|辛弃疾

他只活了56岁。他的最后三年，更是遗憾颇多，他曾打算把全部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终究没有实现。若不是“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若不是“天天有讲演、著述之兴不可遏”，若不是协和医院的“孟浪”，若不是“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他的早逝也许本可避免。

错割肾

在清华的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梁启超决定利用寒假去治病。从1924年冬妻子被医生“判死刑”开始，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时轻时重。起初，他瞒着家人，后来他不仅在清华讲学，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顾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下葬，他度过了一段难捱的时光，也没有心情去看病。

直到病情加重，他担心自己像夫人一样得了癌症，才决定去医院查一查。这一查，就引出了中国现代医疗史上的一个著名事故。

他先去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没查出所以然，又转到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家族在华开办的医学院，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器械，诊疗水平在亚洲也算一流。

协和医生借助X光，发现他的右肾有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尿血症的病因。1926年3月，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肾脏切除手术，发现割下来的右肾并无毛病，且尿血的病症依旧。

此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接受，何况是梁启超这样一位名人。5月29日，梁启勋在《晨报》发表《病院笔记》，对误诊的失望溢于言表。随后，陈西滢、徐志摩等也接连撰文兴师问罪，不能“白丢腰子”，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

面对舆论，梁启超不仅拒绝起诉，还带病撰文，平实地讲述了自己的就医过程，并在结尾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为避免后人误解协和医院，他还特地把这篇声明的英文稿放在病案里。然而，这件事传到现代，还真从“错割肾”变成了“割错肾”。

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写得绘声绘色：“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一书中照搬了费慰梅的说法，不仅情节一致，连手术日期都错得一模一样（都错写为1928年3月，足足晚了两年）。不同的地方在于消息来源，费慰梅说，是从当时在场的实习生转告给张雷，张雷再告诉她的，林洙则说，“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儿媳妇林洙的背书，让“割错肾”的说法深入人心，也让主刀的外科教授、时任协和医院院长的刘瑞恒背上了黑锅。直到2006年协和医院举办病案展览，出示了梁启超在协和就医的病案，才使这桩百年公案真相大白。

有趣味

“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协和医院筹办者、著名防疫专家伍连德唯一的戒令，就是让梁启超节劳，最多只做从前一半工作。

医生虽高明，梁启超却是个极不听话的病人。“小小的病何足以灰我的心？我现在早已兴会淋漓的做我应做的工作了”，清华这边的课时虽然压缩了，但司法储才馆那边的重担又压下来，因为牵扯到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件大事，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推辞。

从1926年3月16日做的肾脏切除手术，至1929年1月19日去世，记录于《梁启超年谱长编》的大事件有：

第15个孩子梁思同1926年9月出生，第二年3月因肺炎夭折；在清华大学每周授课，在国内四处巡回讲演；作为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和司法储才馆的馆长经手各项繁杂事务；筹备去美国接受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替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操办回国后的工作；为康有为、王国维等师友办丧事……

在这些事之外，他还要写专著、论文、应酬文章与演讲稿。据统计，仅1927年一年时间，他就发表了《图书大辞典薄录之部》《书法指导》《儒家哲学》等，总字数在30万以上。

在家信中，他常念叨自己太忙。以1926年底的一天为例，白天去城里讲演，地点是前众议院大院，听众约四千人，大冷天没火炉，他在风里声嘶力竭地讲了三个多钟头；饭后一支烟，学生铺纸，他一张又一张地写字，卖字的钱，专用于松坡图书馆的经费；晚上回清华，著述之兴又不可遏，已经动手执笔了；夜深人静，还有司法储才馆和国立图书馆的人事安排需要思虑。

工作之余，他还听京戏，听古典音乐，收藏字画，楹联书法，最爱的是“四人功课”打麻将。清华曾流传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还有传说他在打麻将时起腹稿，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打牌过程中起好腹稿的。全文是一篇电报，由梁启超口述，电报员打字，费时两个钟头才打完，一共9千多字,一刻不停,一字不改。

虽然事务繁杂，但他总做得津津有味。他最割舍不下的，是对政治的趣味，“连失败也觉得津津有味”。

1927年的中国，北伐中断，国共从合作走向破裂。梁启超身处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对时局看得很清楚，“北京政府的命运谁也不敢做半年保险”。

5月前后，“国家主义”派、实业界及国民党右派的一些人，天天缠着他，希望他能出面组建“一种大同盟”，与南方的政党相角逐。

梁启超内心蠢蠢欲动，又觉得这是摊浑水，天人交战，苦不堪言。在纠缠、烦恼、失眠中，梁启超终于决定了自己的立场，不组织或加入党派，还是以他的一贯做法，著书立说来“救中国”。“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

然而，参政念头一起，便不可收拾。五个月后，梁启超的书没写出来，却已有一系列更为详细的计划，准备做一些“党前运动”。

“急于成事”的他疏于休养。1927年末，他因一星期连着做了几篇文章，旧病复发，对孩子们发牢骚说：“如此甚属讨厌，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不朽者

1928年6月中旬，因为批阅清华学生成绩，他一连赶了三天，发生尿路阻塞约50余小时。“真是逼着我做纯粹的老太爷生活了。”万般无奈之下，梁启超极不情愿地辞去清华研究院和国立图书馆的工作。

保留到最后的，是《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这件事他做得津津有味，但常常工作过度，一个不提防，旧病就会发作，就是两三天的苦痛，他最终接受了家人忠告，“连这一点首尾，也斩钉截铁的辞掉”。

梁启超考虑到曾与孙中山交恶，清华又是国民党的必争之地，因此，不建议梁思成入职清华，而是接了东北大学的聘书。

下决心不以俗事萦心后，他提笔写《辛稼轩先生年谱》。拼命奋战下，到9月已编至辛弃疾52岁。

9月27日，痔疮复发，他入协和医治，每天喝两杯泄油，足足灌了十天，弄得胃口全无，人也瘦到不像样子。

住院期间，他仍托人到处寻觅关于辛弃疾的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狂喜，携书出院，痔疾并未见好，就急着回天津，一面服泻药，一面继续写。不能正常坐下，他便侧身斜坐着，又连写了三天。

10月12日，梁启超将年谱写到了辛弃疾61岁。这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在不胜悲痛之中作文以寄托哀思。梁启超考证出，辛弃疾的悼词已失传，仅存四句为：“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写完这个“生”字，他不得已搁笔了，这个“生”字，竟成了他此生1400万字著述中的最后一个字。

此后他发烧卧床，直到11月27日，再入协和医院医治。协和医院以为是肺炎，化验后，确认梁启超为中国第一例支气管念珠菌病患者。此病非常罕见，是免疫机制受损后衍生的真菌感染，全球首例是1915年才在美国确诊的。在1929年的中国，也许只有协和医院才能确诊此病，至于治病，则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