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当李达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上将军衔时,在场的人或许不知道,这位新中国开国上将,24年前只是红五军团的一名连长。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军团领导们,几乎都没能看到这一天。
从敌营到红军——宁都起义的历史转折
1931年12月14日傍晚,江西宁都县城,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在教堂楼上召集团以上军官"聚餐"。
赵博生站起身:"诸位,我们北上抗日。"董振堂愣了一秒,随即明白过来,季振同紧握拳头。
赵博生革命烈士
这支部队身世复杂,原属冯玉祥西北军,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调到江西"剿共",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情绪高涨,多次要求北上抗日被拒绝。
11月底,中共特派员王超被捕叛变,组织名单全部落入敌手,蒋介石密电到达:严缉三名"共匪分子"。
那个雨夜,除了城北25师的一个团被师长李松昆带走,宁都驻军1.7万余人全部起义。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当时红一方面军实际兵力只有2.8万余人,一夜之间,红军力量几乎翻倍。
12月16日上午,起义部队开出宁都东门,过梅江大桥。
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带头撕下帽徽、胸章,扯掉青天白日旗,鲜红的军旗在队伍中飘扬,士兵们高呼"拥护苏维埃"、"工农兵解放万岁"。
在固厚圩,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宣布:授予起义部队红军第五军团番号。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任第15军军长。
一支全新的红军诞生了,这1.7万人中,相当一部分军官对投身红军并无思想准备,进入苏区后,不少将校级军官要求离队。
毛泽东亲自过问红五军团政治工作,派遣大批政工干部进入部队,从思想教育到生活改善,红五军团逐步脱胎换骨
董振堂革命烈士
1932年4月,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持把积攒的3000块银元全部上交作党费,毛泽东劝他留些给自己。
董振堂回答:"我要把一切献给党,连生命也献给党。"
长征路上的铁血后卫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红五军团接受了最艰苦的任务——担任全军后卫。
这意味着什么?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走得最慢,打得最狠,死得最多。
11月底,湘江战役打响,这是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仗。
红五军团第34师承担后卫中的后卫任务,师长陈树湘,29岁,湖南长沙人,这个从毛泽东身边走出来的年轻指挥员,即将用生命诠释什么叫"断肠明志"。
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东岸,红34师6000多名将士与十几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殊死搏斗,4天5夜的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成功渡过湘江。
代价是什么?红34师几乎全军覆没。
当董振堂率领军团残部掩护中央纵队渡江后,清点人数:红五军团从1万余人锐减到不足5000人。
12月1日下午,红34师被阻截在湘江东岸,退路被完全切断。
陈树湘召集师团干部开会,作出两个决定:第一,从敌人薄弱部位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是死亡宣言。
突围路上处处险恶,湘南桂北的民团在山路挖陷阱、埋竹签,竹签用桐油和尿熬煮,一戳伤就严重感染,红34师官兵多为闽西人,人生地不熟。
12月9日,道县驷马桥,陈树湘抢渡时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
12月18日,押送途中,陈树湘撕开绷带,用手从腹部伤口掏出肠子,用尽最后力气绞断。
29岁的生命,定格在这个瞬间。
如果说湘江战役是红五军团的浴血洗礼,那么金沙江阻击战则是他们的成名之战。
1935年5月,红军强渡金沙江,为掩护主力过江,红五军团奉命阻击追敌。
缺乏渡船,军委不得不一再延长红五军团的撤防时间:从3天3夜,到6天6夜,最后到9天9夜。
不足5000人的红五军团,硬是把1万多敌人死死拖在阵地前。
董振堂下令:"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绝不撤离,保证主力安全过江。"
9天9夜后,主力全部渡江,红五军团完成任务,从此,"铁流后卫"的称号响彻红军。
赵博生:起义领袖的早逝
赵博生,河北黄骅县人,1897年生,保定军校第6期毕业,西北军出身。
作为宁都起义的主要策划者,他在红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全身心投入红军建设。
1933年,赵博生在作战中头部中弹牺牲,年仅36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他颁发红旗勋章,这位起义领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革命的黎明前。
季振同:被错杀的总指挥
1932年5月,一个名叫刘佐华的人被保卫局抓捕,声称是冯玉祥的代表,此人诬陷红15军军长黄中岳企图叛回白区。
保卫局立即行动,黄中岳被捕,季振同被牵连,审讯中查不出证据,但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季振同被判处死刑。
毛泽东拒绝批准,他认为季振同对革命有功,应该减免死刑,1932年8月,季振同死刑改为监禁10年。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季振同被错杀于江西瑞金叶坪村,年仅33岁。
1979年,季振同终于沉冤昭雪。
季振同
董振堂:血洒高台的最后决战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五军被编入西路军西征,这是一条不归路。
1937年1月,甘肃高台,董振堂率红五军3000余人与马家军2万多人激战。
敌众我寡,粮弹将尽,政委黄超带着电台离开,却派人送来一封信:高台是重要据点,必须死守,董振堂选择服从命令。
1月20日凌晨,敌人发起总攻,董振堂在城墙上指挥作战,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左胸。
鲜血染红了灰蓝色的军装,董振堂从城墙上摔下,落在距墙脚几米远的地方。
战士们围上来,他已经奄奄一息,用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你们赶快走吧。"
话音刚落,42岁的董振堂停止了呼吸,残忍的马家军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高台东门示众。
刘伯坚:政治部主任的绝笔
还有一个不能忘记的名字刘伯坚,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5年,在川陕战役中被捕,牺牲前,他给妻子写下遗书:"中国革命必胜,我们的血不会白流。"
这些红五军团的领导者,用生命书写了那个时代最悲壮的篇章。
刘伯坚
李达:从连长到上将
1955年,中南海怀仁堂的授衔仪式上,李达成为红五军团幸存将领中军衔最高的人。
这个结果让人深思。
李达,1905年生,陕西眉县人,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时,他只是红五军团的一名连长。
为什么一个连长能够获得上将军衔,而那些当年的军团长、军长们却都没能活到这一天?
答案在于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转移和随后的战争岁月。
长征中,李达逐步成长,红二方面军成立后,他担任参谋长,成为贺龙、任弼时的得力助手。
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八路军129师参谋长,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经营太行山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他是二野的参谋长,参与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
从连长到上将,李达用30年时间完成了这个跨越。
1993年,88岁的李达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完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史》,这本书成为研究红五军团最重要的史料。
2009年,湘江畔竖起一块"无字碑",碑上没有文字,只有基座上的几行字: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从宁都起义的1.7万人,到最终幸存的几百人,从敌营倒戈的"杂牌军",到长征路上的"铁流后卫"。红五军团用最惨烈的牺牲,诠释了什么叫忠诚,什么叫信仰。
是什么力量,让这些原本属于不同阵营的人,最终选择了同一条道路?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们在绝境中依然战斗到最后一刻?
答案就在陈树湘的断肠明志中,就在董振堂的血洒高台中,就在李达从连长到上将的人生轨迹中。
他们用生命告诉我们:信仰的力量可以超越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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