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和肖永银是战争年代颇具代表性的一对上下级将领，也是从革命斗争中走出来的一对忠诚可靠的战友。

值得一提的是，二人的关系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并非一片坦途，反而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小插曲，最典型的一次，莫过于朝鲜战争期间肖永银主动找刘伯承“诉苦”的经历。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时任解放军第12军副军长的肖永银曾主动叩开老首长、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的大门，不等刘帅反应过来，肖永银便向对方诉起了心中之“苦”：

望着痛哭流涕的老部下，刘帅连连安慰道：

生于1917年的肖永银，年龄虽然不算大，但却是一个经历丰富的“老革命”。从13岁参加红军，到之后的长征、红军西征，经历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肖永银革命意志极其坚定。

而说起刘伯承与肖永银的交集，也充满了一系列的戏剧性。1937年3月，西路军在石窝召开会议，作出了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汇报和西路军残部化整为零、分别突围的决定。作为警卫排一员的肖永银，也紧紧地跟随在徐向前身边。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徐向前还是决定将小分队解散，由肖永银和陈明义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先行前往陕北，向毛主席等人汇报西路军情况。

从当年3月下旬开始，肖永银和陈明义化装为乞丐，风餐露宿，足足走了120多天，最终在这年7月中旬到达了“援西军”司令部。

闻听西路军有人回来了，“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急忙出去迎接，只见肖永银和陈明义早已是蓬头垢面。

看着两名坚韧的小战士，刘伯承的右眼涌满了泪水，随即哽咽的说道：“能回来就好，不容易啊！”

自此之后，刘伯承便记下了肖永银这位小战士，也就此开始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将帅情谊。

1937年9月，八路军129师正式组建后，肖永银被任命为129师385旅14团1营营长。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肖永银历任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14团团长、太行军区第8军分区副司令员、秦向支队副司令员等。

至1945年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组建下辖3个旅的第6纵队，由王近山和杜义德分任司令员、政委，而肖永银则被刘伯承亲点出任18旅旅长一职。

此后，肖永银便成长为王近山麾下三个主力旅的旅长之一，同王近山本人也建立起长达数十年的战友情谊。不过，在两人合作的第一场战役中，王近山就犯了难。

事情的起因是6纵争取到攻打兰封、考城的作战任务，而王近山有意将首战立功的机会安排给肖永银的18旅。结果，战前16旅旅长韦杰却主动请缨打主攻，一度让王近山左右为难。

毕竟韦杰同时兼任着6纵副司令员，如果主攻给了18旅，韦杰的面子上可能挂不住，但让18旅让出主攻位置，王近山又不好开口。

最后，还是肖永银体谅自己的难处，一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给了王近山一个台阶下，也维护了6纵整体的团结大局。

兰封战役过后，内心抱有一丝愧疚的王近山笃定决心，只要有战机，就一定安排给肖永银以弥补之前的遗憾。

这样的战机并没有让王近山等待太久。1946年9月3日，定陶战役的核心战场——大杨湖战役爆发，王近山主动向刘邓首长请缨参战。征得二人拍板同意后，王近山旋即返回司令部点将排兵。

不出意外，这次的主攻任务自然落在了肖永银的18旅头上。只是，这场战斗的艰难程度却远超王近山和肖永银的预料。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太过悬殊，肖永银只得将自己2个营的预备队也投入了战场。之后，为加速战场胜利，王近山又临时给肖永银调来了两个团的增援力量。

可即便如此，手握6个团兵力的肖永银依旧没能立时啃下大杨湖的国军整编第3师。当他再次向王近山请求调派援兵后，等来的却是一支仅有80余人的“团”。

很明显，王近山已经倾其所有，无兵可调了。抱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心态，肖永银指挥部队激战三天，终于全歼了大杨湖的国军精锐整3师，6纵也自此名震全军。

此战之后，肖永银和王近山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虽然是上下级关系，却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在后来的一系列作战中，每逢苦战、恶战，王近山就会让肖永银顶上，而肖永银每次都是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

1947年8月，刘邓大军鏖战鲁西南后，开始向大别山区挺进。此时，国军数十万大军在后面穷追不舍，而我军则被卡在汝河边动弹不得。

为了尽快掩护大部队渡河，6纵司令员王近山又将肖永银的18旅作为开路前锋部队，负责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不负重托的肖永银，当夜就指挥52团和53团组成密集的多路纵队，人人执刺刀、手榴弹，硬是在敌阵中杀开一条长 十余里、宽七里的通道，掩护主力部队冲过汝河，直至蒋军腹地。多年后，曾任6纵政委的杜义德还曾回忆道：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阶段后，王近山和肖永银又随二野一起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此时的肖永银已升任二野主力第12军副军长，而王近山则升任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

之后，12军在肖永银的指挥下，一路摧枯拉朽，直指解放西南战略要地成都。不过，成都战役过后，王近山和肖永银之间却产生了一丝嫌隙。

原来，王近山因个人家庭纠纷而被上级调往川东检查工作，12军副政委李震在此之前已赴重庆，这样一来，12军中唯一能替王近山澄清问题的也就只剩副军长肖永银了。

最终，王近山得以恢复清白，但肖永银却被误解为这一事件的幕后“操纵者”。自此蒙受了“不白冤屈”，和王近山之间也产生了些隔阂。

朝鲜战争爆发后，12军奉命开赴石家庄以东地区，准备入朝作战。正在南京军事学院速成班学习的肖永银也掌握了部队调动的情况。只是，12军团以上指挥员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入朝准备的命令，唯独副军长兼参谋长的他一无所知。

无奈，肖永银只能找到自己的老首长、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诉苦”。得知事情来龙去脉的刘帅当即安慰肖永银：“情况我都知道，王疯子让你受委屈了……”

最终，在刘伯承的亲自批示下，肖永银随军出征的愿望才得以达成。此后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王近山和肖永银在个人关系上虽有些许嫌隙，但在公事上依然同舟共济、配合默契。

伴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第3兵团也即将奉命归国。在兵团举行的欢送会上，肖永银主动向王近山敬酒致意，随即又推心置腹的向对方吐露出自己的心声。感慨万千的王近山也意识到自己此前是错怪肖永银了，二人就这样“化干戈为玉帛”，相逢一笑……

回国后的二人在各自军事岗位上从事自己的工作，再次见面时，已是近20年后的1969年。

当时“九大”召开在即，王近山写了三封信，分别交给毛主席、许世友和肖永银。与王近山惺惺相惜的许世友顺利将信交到了毛主席手中，并为沉寂多年的王近山奔走，最终王近山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一个月后，在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王近山与昔日老部下尤太忠、李德生和肖永银三人重逢，感慨万千。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逝世，悲痛万分的肖永银当即执笔为他写下一篇悼词，在涉及老首长职务的部分，肖永银用笔将“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副”字用笔圈掉。悼词逐级呈报后，肖永银收到了老首长邓公的电话：

这一不同寻常的改动，立时将王近山葬礼的规格从正军级调整为大军区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