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刚跟溥仪同过房的李玉琴红着眼圈跟干部说：“我要离婚。”

管理所的人都懵了。为了这对分开 11 年的夫妻，他们特意收拾了干净房间，备了像样的晚饭，就盼着能缓和关系。可一夜过去，这 28 岁的女人态度比谁都坚决：“不离婚，我就过不上正常人的日子。”

这话传到中央，回复很快下来：尽量劝和，实在不行再说。干部们赶紧拉着两人彻夜长谈，可等李玉琴走出房门，直接奔了抚顺市人民法院：“我叫李玉琴，长春来的，末代皇妃，今天起诉离婚。”

这股子倔劲儿，跟她 13 年前被拉去当皇妃时判若两人。

1943 年的长春，15 岁的李玉琴还在南岭女子优级学校念书。她家在贫民窟，爹在餐馆打杂，日子过得紧巴但踏实。可一天放学，有人突然找到她，说溥仪要选妃。

那会儿溥仪在伪满洲国当傀儡皇帝，刚没了宠妃谭玉龄。日本人想塞个日本女人给他，溥仪不乐意，就从本地学校挑了堆照片，随手圈中了李玉琴。她稀里糊涂被带进宫，成了 “福贵人”。

说是贵人，其实跟囚徒差不多。

溥仪给她定了 “二十一条”，不许随便出门，不许跟外人多说，连见亲妈都得请示。更憋屈的是，这婚姻压根没温度。溥仪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过得紧张，俩人同房时总是慌里慌张，到后来基本各过各的。李玉琴就像个摆在那儿的花瓶，好看，却没人真当回事。

1945 年日本投降，溥仪带着亲信跑路，临走前跟她说：“在山沟里等着，我回来接你。” 这一等，就是 11 年。

溥仪刚跑没几天就被苏联人抓了，李玉琴后来也被八路军找到。

1946 年她写了脱离关系的声明，才得以回家。可没多久，《中央日报》记者来采访，18 岁的她不知咋想的，突然说要 “为溥仪守节”，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

这举动没换来好果子。她去找溥仪的亲戚载沣、溥修帮忙找活干，人家躲瘟疫似的避开她；回长春老家，街坊邻居指着她骂 “汉奸家属”，当年溥仪的骂名，全让她一个人扛了。

有次她去应聘工作，人家一听是 “溥仪的女人”，直接把简历扔了出来。她只能打零工糊口，冬天凿冰洗衣，手上裂得全是口子。

就算这样，她还是没提离婚。1955 年起，她陆续去战犯管理所看了溥仪 5 次，每次都带着亲手做的鞋和衣服。管理所的人看她实在，给她找了个图书管理员的活儿。本以为能踏实过日子，可 “溥仪妻子” 这标签像块狗皮膏药，甩都甩不掉。

同事背后议论她 “伺候过皇帝”，买菜时小贩故意抬高价钱，连孩子都追着她喊 “老古董”。夜里睡不着时，她翻来覆去想：这 10 多年，这婚姻没给过她一天舒坦，凭啥还要耗着？

1956 年第 6 次去管理所，她本来就是抱着离婚的念头去的。没成想，干部看溥仪改造得不错，特意安排俩人同房，说 “好好聊聊，兴许能回心转意”。

后来李玉琴回忆，那晚溥仪挺放松，帮她脱衣服，完事还念叨：“没想到这么好，说不定能有孩子。” 可她躺在那儿，想起的全是这些年受的委屈 —— 被日本人监视的日子，被街坊唾骂的时光，找工作时的碰壁…… 天亮时，她铁了心：必须离。

1957 年 2 月，她走进抚顺法院，3 月又寄去离婚书和诉状，把心里话全写了：“11 年没见，没感情；岁数差太多；当初结婚也不是我愿意的。”

溥仪收到诉状后，写了篇回应，说 “她想过好日子，我同意”。当年 5 月，法院判了离婚。

离了婚的李玉琴像换了个人。第二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工人老黄，俩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后来生了孩子。1988 年她被选为省政协委员，接受采访时总说：“婉容疯了，文绣早逝，谭玉龄死得不明不白，我能好好活着，全靠新中国。”

其实李玉琴的故事，最让人感慨的不是 “末代皇妃” 的身份，而是普通人在时代里的挣扎与选择。她被命运推搡着当了皇妃，又在新旧时代的夹缝里熬了过来，最后靠自己的勇气挣来了想要的生活。

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 “贵人”，能自己说了算的日子，才是真的好日子。

资料来源：

《李玉琴回忆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抚顺市人民法院 1957 年离婚档案，抚顺市档案馆藏

《溥仪传》，群众出版社，1990 年

《中央日报》关于李玉琴的报道，1946 年

抚顺战犯管理所历史档案，1956-195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