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十二月的一场小雪封住了什刹海的石板路。“北府又要换金钉门啦？得费多少银子？”挑着糖葫芦的老贩嘀咕一句，守门的小太监抖抖袖子，回了他一句“你猜去”，便把话堵了回去。闲谈一闪而过，却把这座王府的声势映衬得分外扎眼。
若把醇亲王府的账簿摊开，会看到第一笔记录始于1872年。这年二十七岁的奕譞由郡王进阶亲王，内务府按例拨出重修费，老府留作潜邸，新府择址后海北岸，正殿五进、后寝七重，规模堪比小号紫禁城。修缮银两一次性花去八万余两，还不算自掏腰包添置的楠木梁架与江南彩画。
奕譞从不以才干著称，他的“资本”是出身与姻亲：道光第七子，慈禧的妹夫。三年后，同治帝早逝，继嗣难寻，慈禧一句“貂蝉带毛”，将奕譞的长子载湉抬上宝座，也就是光绪帝。至此，醇王府被钉死在“世袭罔替”的最高格里，往后账目自然跟着水涨船高。
先看人头。新府人员编制固定在120人上下，内院多是老太监和“妈妈”照拂主子起居，外院则分账房、管事、长随、护卫。工食银以月计，光绪七年账本显示：管事官月俸18两，长随8两，洒扫丫鬟2两。合计工资约2100两，折算铜钱约21万文，比一品大员全年俸银整整高出十倍。
动物也要吃喝。北府马圈常年饲九匹御马、十五匹骡子，另有鹿、孔雀供赏玩。每日草料、豆麦、米糕，夏季加冰片，冬日添胡萝卜，月耗近900两。若马匹病死，还要给御医“包袱钱”，一次便是二十两，账房记录得清清楚楚。
人情往来才是真正的大头。正月里给慈禧上灯供，端午给恭王府送沉檀香囊，中秋往内阁大学士家送羊脂白玉蟾宫杯，十一月初十为光绪上寿，再加给宗室散碎银子，一年总计三万余两。清单尾部常出现一句“另支赏银若干”，落款是“侍值张常喜”，为的就是对付不定时的赏赐开销。
衣料数字也惊人。侧福晋一年按季领料四次，春夏绸缎需织金妆花十二疋，秋冬呢绒与缂丝加起来还要十六疋，裁制费单列，共耗银约180两。王府女眷多，绣衣局里常年灯火通明。帐面旁边一行小字写着“额外添颜色线钱十二两”，这就是绣娘讨来的加班费。
房屋折旧另列专簿。北府木结构多，三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宣统元年，因光绪、慈禧相继病逝，需要在府里搭灵堂，顺带把正殿翻梁换瓦，修缮费合计1080两。虽说朝廷拨补了一半，可剩下的钱还得王府自己吞。这一项年年跑不掉。
有人问：如此花销，拿什么填？官方俸禄两万两白银外加一万石官粮只是基本盘。更稳的收入来自京郊二十余处庄园。地亩约五万亩，以“租佃二四分”计，每年收租约一万两。还有看不见的“进孝敬”——盐茶商人逢年必送，地方督抚晋京拜见也要上金表。账房不敢直写，只用“外收”二字。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王府关起门继续张灯结彩。等到1912年2月清帝退位，优待条件里明列：载沣年俸60万公费，依旧可以保持亲王规格。与外面的共和喧嚣相比，府里并未觉出太大差别。宴席照旧，灯彩照旧，唯一变的是门前的满洲旗帜。
1924年11月，冯玉祥部兵临城下，溥仪被请出紫禁城。那天夜里，载沣在偏殿同账房合起统计：“再卖两幅宋画，你看够不够来年大修花园？”他担心格局被打破，仍得维持排场。账房低声说：“主子，可惜了，那是宋徽宗的鹤图。”声音低得像风吹枯叶。
卖画卖地支撑了几年，直到1930年代，北府才不得不关闭酒食作坊，裁去三成下人。纵然如此，主人们上下轿仍用黄呢包顶，门口的石狮还要定期抹油，以免雨淋风蚀。排场已成习惯，哪怕换成民国银元，也没人愿意削掉那份体面。
若把1872年至1930年的收支粗略相加，开销约合160万两白银，收入略高于此，看似勉强平衡，实则依赖变卖与赏赐。一座王府的粮仓里，塞满的是皇权余温孕育出的特权。雪化后，什刹海水面依旧平静，墙里墙外，却是两副截然不同的账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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