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0多年的时光，蒙田早就凭他的《尝试集》（或译《随笔集》）成为文学万神殿里的一员。那个曾经真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经过不息的时间之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这些形象在每个不同的当下叠加起来，七凹八凸，百手千头，越往后，越难刻写。幸亏好的写作向来是迎难而上，而不是知难而退，我们才有幸读到后出转精或后来居上的各类传记，比如这本《蒙田别传——“怎么活”的二十种回答》。
贝克韦尔大学主修哲学，曾担任古籍管理员十年，自2002年开始讲授创意写作。从经历来看，他几乎是现时代蒙田传记最理想的人选，我们可以期待这本书思考深入，带着对古人的敬意，写得好玩有趣——贝克韦尔不负所望。他从蒙田作品里仔细抽绎出20个小题目，用来回答蒙田对“怎么活”的探问，如“凡事存疑”“有节制”“守住你的人性”。讲述蒙田的故事，也始终围绕他自身展开，一开始写“他的一生、他的性格、他的文学生涯”，后来把他放置在时代潮汐里，“渐渐转向他的作品和读者，慢慢幻身为一个21世纪的蒙田”。借着这本细心而富有才情的书，我们或许可以悄悄接近那个凭他的精神力量走到了今天的蒙田。
即便已经是21世纪，蒙田的书也没有“像河里的鹅卵石那样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圆润光亮”，变得好读起来。他的文章细碎散漫、矛盾重重，很难在主题上保持一致，信马由缰的跑题和枝蔓丛生的偏题屡见不鲜，“枪弹射得到处都是，他骑的马儿也跳跃得失掉了控制”。更何况，蒙田很少在书中下判断或做决定，在几乎任何一个结论上，他都犹疑不决，“可能”“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最喜欢的词句，因为这会“软化、减轻我们意见的仓促”。即使做出坚决的判断，接下来他也会立刻抹除。典型的蒙田风格往往是这样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但这我也无法确定”。在蒙田看来，万物，包括人自身，皆流转不息，任何坚决的判断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我们的判断，以及一切凡物，都在不停地发展变化。因此，当判断者和被判断者都处在持续的变化和运动中时，对外物是不可能做出任何确定的判断的。”
蒙田的矛盾重重和犹豫不决，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自身局限甚至缺陷的准确认知。他引用泰伦提乌斯的话说：“我全身是裂缝，四周都漏水。”除了普通人都有的自私、懒惰、小气、虚荣、自负，蒙田还觉得自己对事反应迟缓，记忆力乏善可陈，部分生理机能也有缺陷。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些问题，意识到一个人随时可能犯错，因而思考问题时，便把犯错的可能也考虑在内。这样一个自我认识的人，说出一些斩钉截铁的结论，实在会让自己觉得不智。对蒙田来说，他不是不想判断，而是实在无能为力，“如果我的思想可以立稳脚跟，我就不做尝试，而改做决定了”。
有意思的是，对自己的缺陷和由此而来的犹疑，蒙田从不自卑，也很少表现出不满。他对一切不完美欣然接受，甚至把缺陷和不足作为自己区别于人的特征：“如果其他人像我这样，仔细审视自己，那他们也会和我一样，发现自己身上全是痴蠢之气。如果除掉这些，我也就除掉了自己。”有时候，他也把这作为人生存的根基：“我们的本体有着许多固然的病态的特性……不论是谁，如从人的身上去除这些特性的种子，那么他也就毁掉了我们生存状态的基本。”这怎么摆脱也摆脱不掉的，就是那谁都无法超越的“人性”——“不论我们升到何等的高度，人性都紧而随之。”
相较于很多作品的清晰，蒙田对人性的观察始终处于混沌状态，他从不将某件事“拆分成清晰、表象的小故事”，因为那样“会把要找的东西推进更深的阴影里”。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从内心寻找自己的感觉，“人人都朝前看；而我，则看自己的内里。除我之外，其他事一概与我无干；我无时无刻不考虑自己，我审视自己，我品尝自己……我翻滚于自身之中”。然后，他把自内心感知的一切停留在混沌状态，不妄加分析：“我表达的是纯粹的经验，没有被艺术或理论改头换面或腐蚀过。”按照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的说法，这种未经自负的知识和意见加工的混沌状态，是蒙田之后一切好文学的根基，“从莎士比亚、莫里哀、普鲁斯特一直到贝克特”。
写出内在的自我，把对人性的观察停留在混沌状态，最易招致的误解，是写作者的懒惰或肤浅。然而并不，“要写出有关自己的实情，发现近在咫尺的自我，委实不易”。虽然蒙田一直表现得自在倦怠，“当我舞时，我舞；当我睡时，我睡”，并假装《尝试集》是无心之作，仿佛是不经意的产物。但他有时也会忘记这个姿态，老实说出写作的辛苦：“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比想象的更加艰难：追随如我们思想那般彷徨的运动，深入它最内里的不透明的褶皱，挑拣、捕捉那无数驱使它的颤抖。”这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要求他紧紧跟随生命的步伐，就像“从一条不知何时会干涸的激流中饮水，动作也需迅速”。这条路也要求他“对人生经验的每一刻都保持一种天真的惊奇”，如此，他的作品集才不是或轻率或枯燥的随笔，而是一种开历史先河的尝试。法文里的“随笔”（essai）一词，本意正是“尝试”。
就是这样的尝试，让蒙田对人性的观察足够广，也走得足够远，以至于很多人从蒙田的书里，看到了自我的投影。不少出色的写作者承认，蒙田“简直就是我本人”；有人甚至说，《尝试集》“简直就是我上辈子亲笔所写”。“二战”期间被迫流亡的史蒂芬·茨威格，在困苦中发现了蒙田——“个中的那个‘你’，正是‘我’的倒影；所有的距离都因此而消散。”一个活生生的人走进他的心灵，“四百年岁月如烟消失”。蒙田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他因为对人性广泛细致的观察和节制审慎的表达，给予读者准确的对应之感和宽阔的回旋余地，从而带来一种同生共感的暖意，像一只善解人意的手的抚慰。
不过，对一个人的认同不可能有这样非凡的一致，即使同为“最伟大的心灵”，“在最重要的主题上并不都告诉我们相同的事情，他们的共存状况被彼此的分歧，甚至是极大量的分歧所占据”。蒙田的形象在400年里迭经变化，从最早有人称颂他的斯多葛派智慧，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他怀疑主义的热衷，到19世纪道德主义者对他道德性缺乏的遗憾，再到现代主义对他意识流动的颂扬，还有后现代主义从他身上发现的多元和多重，一路走来，始终有人为他喝彩，也不断有人跟他水火难容。把对立双方的名单开列出来，几乎可能是自蒙田以来的整部文学史，或许还要捎带上小半部哲学史。在对蒙田不满的人里，不是最早，但肯定是最典型的，当属布莱斯·帕斯卡。
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蒙田和帕斯卡几乎都彼此分歧，T.S.艾略特甚至认为，帕斯卡有意把蒙田选作了他的“大敌”（the great adversary）。帕斯卡认为：“人对细小事物的敏感和对至大事物的麻木，这表明了一种奇怪的失调。”很不幸，蒙田就是这样的失调者，他对人世琐细的关心，胜于任何至大之事。蒙田觉得，人的缺陷不仅可以忍受，几乎还是值得庆贺的。帕斯卡则根本无法忍受不完美：“我们对人的灵魂有如此高的看法，以至于无法想象这个信念若是错误，我们就要因此失去对它的尊敬了。人的幸福完全来自对灵魂的这一敬意。”对蒙田来说，生活里虽然满是诱人跌落的深渊，恶灵在一旁守候，但日子得照样过下去；帕斯卡看到的，是蒙田的反转镜像，虽然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但深渊一直在，恶灵也始终虎视眈眈。
对理性信心满满的伏尔泰，确诊帕斯卡是充满狂热想法的极端遁世观患者，他鄙视蒙田是因为他自己可鄙；在贝克韦尔看来，帕斯卡对蒙田的反对，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神秘主义的惶恐和狂喜”。不过，帕斯卡始终肯定蒙田对人性的洞烛幽微：“我在书中看到的并非蒙田，而处处是我自己。”对帕斯卡来说，他大概只是觉得，犹疑的蒙田不能给人确定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却是他无比珍视的。怎么描述这个确定的力量呢？31岁时，帕斯卡在一家修道院度过了他生平极为著名的“激情之夜”。这一夜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没人知道，我们只能从他后来一直缝在衣服里的一张纸上的话推测。这张抬头写着“火”的纸上，开头是这样的：“确定。确定。感觉、快乐、和平。”出于对帕斯卡的信任，我相信这一非凡的时刻的确给予了他某种不可替代的确定感。抛开这一时刻包含的宗教性因素，帕斯卡未能在蒙田身上发现的，大概就是这个确定感，这也可能是他把蒙田视为“大敌”的原因。
还是引用艾略特《帕斯卡的〈思想录〉》一文中的话吧，它极其准确地写出了帕斯卡不断寻求的确定感究竟是什么：“我想不出任何一位基督教作家……比帕斯卡更值得推荐给这样一些人，他们怀疑，但他们有心智去构想，有感受力去体会生活和痛苦的混乱、徒劳、无聊和神秘，而他们只有在全身心的满足中才能得到安宁。”然而，人无法期盼这样的幸运：一旦得到全身心的满足，安宁就会像跳动的火焰点燃了火把，自足地延续下去。更多的时候，人不得不像蒙田那样“amor fati”（爱命运），不论发生什么，都泰然任之，因为“踩高跷毫无用处，我们还得用腿走路”。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在感受蒙田的抚慰、向往帕斯卡的安宁之中，认认真真地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之路。
（本文摘自黄德海《繁花深处无行迹》，原文标题为“安宁与抚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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