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诋前贤非真学，浮躁岂能窥易道

中天易张永红撰写

易学流传三千年，从《周易》经传至历代注疏，从王弼的“得意忘言”到孔颖达的“疏不破注”，再到朱熹的“卜筮之书”与王夫之的“变易之道”，恰似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每一代研究者都是河中的浪花，既承接上游的源流，又激荡出新的波澜。可如今却有一些所谓的“易学者”，既未沉下心读懂前人典籍，又偏爱以“革新”为名随意诋毁前贤，将王弼斥为“空谈玄学”，将朱熹贬作“胶柱鼓瑟”，仿佛否定了古人，便能显出自己的高明。这般浮躁姿态，哪里是研究学问，分明是借诋毁前人遮掩自身的浅薄。

一、未窥门径先诋前贤，不过是自曝其短

易学典籍的厚重，非数年之功可窥其堂奥。且不说《周易》经传本身的晦涩，单是历代注疏便如密林藏径：王弼注《易》，以玄学解卦，看似“扫象言理”，实则暗藏对“得意忘象”的深刻体悟，若非对魏晋玄学与易学象数的双重熟稔，怎能理解他为何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朱熹作《周易本义》，强调“《易》本卜筮之书”，看似退回原始功能，实则是想从卜筮实践中剥离出“天理流行”的哲学内核，若未曾细品他对“太极”与“阴阳”的推演，又怎能妄评其“拘泥”？

曾见一位标榜“新派易学”的学者，在讲座中痛批孔颖达《周易正义》“墨守成规”，说其“只会重复前人旧说，毫无创见”。可当听众问及《正义》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疏解如何体现“尊卑有序”与“变易之道”的平衡时，他却支支吾吾，连孔颖达原文的核心观点都复述不清。这般连前人著作都没读懂，便敢挥斥方遒的做派，恰如未登泰山者，对着地图嘲笑徐霞客的游记“不够壮阔”，何其可笑。

诋毁前贤的人，往往有个共同点：不愿下“啃硬骨头”的功夫。他们嫌王弼注“太玄”，嫌朱熹解“太繁”，嫌来知德的“卦变图”“太绕”，于是跳过原著，只捡几句二手评价便敢立论。就像学棋者不肯研究古谱，却骂前人棋路“过时”，自己摆出来的棋谱却漏洞百出——说到底，不是前人的学问不值得学，而是他们没耐心学，又怕被人看穿自己的无知，便索性用“诋毁”给自己披上“创新”的外衣。

二、真学者当如海绵，先吸纳而后思辨

真正的易学研究者，对待前人从来是“敬而不盲从，辨而不诋毁”。清代学者焦循研究易学，遍读汉唐至宋明注疏，对王弼的“扫象”虽有不同意见，却在《易学三书》中坦言“弼之注，虽扫象，而象在其中”；他不满朱熹将《易》仅视为“卜筮之书”，却仍细致梳理《周易本义》的逻辑，最终提出自己的“旁通”“相错”说。正是因为先沉下心吸纳了前人的智慧，他的批判才显得有理有据，而非空泛的否定。

反观那些浮躁者，他们的“诋毁”往往停留在表面。比如有人批判“纳甲筮法”是“迷信糟粕”，却不知其源于汉代京房，是将天干地支与卦象结合的精密体系，即便不认同其占卜功能，也该先弄懂“乾纳甲壬，坤纳乙癸”的配属逻辑，再谈其合理与否；有人嘲笑邵雍的“先天卦序”是“主观臆造”，却从未深究这套体系与天文历法的关联，更不知其中藏着古人对“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的宇宙观照。这种“未了解即否定”的态度，本质上是对学问的不尊重。

就像建造房屋，前人的典籍便是地基与梁柱。真学者会先仔细丈量梁柱的尺寸，研究地基的结构，再根据自己的需求添砖加瓦；而浮躁者既不愿丈量，又嫌梁柱“老旧”，抡起锤子就砸，结果只能是建起一座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

三、沉潜方见真意，谦逊方得始终

易学的魅力，正在于其兼容并蓄。它从不要求后人“唯古是从”，却要求研究者先“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王弼注《易》突破了汉代象数的桎梏，却从未否定象数的价值；王夫之解《易》强调“变易”，却始终以《周易》经传为根本。他们的“创新”，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登高望远，而非将前人推倒后的另起炉灶。

如今的易学界，最缺的不是“批判精神”，而是“沉潜功夫”。与其急着用诋毁前贤彰显自己的“高明”，不如先花十年功夫精读《周易》原文，再用十年时间比对历代注疏，在一字一句的琢磨中体会古人的用心。就像当年顾炎武治学，“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一部《日知录》写了三十年，字字皆从沉潜中来。这般态度，才是做学问该有的样子。

易学如大海，前人的典籍是航标。无视航标便敢扬帆，轻则迷失方向，重则触礁沉没。那些随意诋毁前贤的浮躁者，终究成不了真学者——因为他们连“敬畏”二字都不懂，又怎能指望他们读懂那藏在卦象爻辞里的天地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