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延安。“主席，这不公平！凭我这一身伤，怎么就当个小小的税务分局局长？”一个声音在窑洞里响起，带着几分委屈，更带着几分理直气壮的质问。
发出这声质问的人，名叫肖玉璧。他不是无名之辈，是个正儿八经的老红军，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汉子。四颗手榴弹在身边爆炸都没能要了他的命，七八把刺刀捅过来也未能将他捅翻。可以说，他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是一枚革命的勋章。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战士，在很多人看来，安排个团级干部，那是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组织上却让他去清涧县张家畔当一个税务分局的局长。这个落差，肖玉璧想不通，也接受不了。在他看来，这是大材小用，更是对他过往功绩的一种轻视。于是，他先是跟组织部的同志拍了桌子，见没用，便怒气冲冲地直接找到了毛主席的窑洞。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对肖玉璧的这份“特殊关照”，其实源于不久前的一段往事。当时，肖玉璧因为常年征战，加上边区物资匮乏，身体垮了，得了严重的胃病，饿得皮包骨头，住进了中央医院。毛主席去医院看望伤病员时，听到了他痛苦的呻吟，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医生说“这病好治，吃上一个月饱饭就行”时，毛主席二话没说，直接将中央特批给自己的那份取奶证，派警卫员送了过去，叮嘱全部给肖玉璧补身体。
这份来自最高领袖的关怀，让肖玉璧的身体迅速康复。但遗憾的是，这恰恰也成了他思想滑坡的催化剂。他把这份恩情，错误地解读为了一张可以透支的政治支票，认为自己是主席亲自关心过的人，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这种居功自傲的心态，就像一颗悄然埋下的种子，在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非但没有结出感恩的果实，反而迅速生根发芽，长成了扭曲的欲望。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面对肖玉璧的抱怨，毛主席起初是耐着性子劝导：“玉璧同志，组织上让你去管税务，正是因为信任你，器重你。这是个要紧的岗位，你先干着，干好了，还怕没有提升的机会吗？”
可当时的肖玉璧哪里听得进这些。他越说越激动，猛地一下掀开自己的上衣，露出身上纵横交错、如同丘壑般的伤疤，大声说道：“主席，您看我这一身的伤！难道我流了这么多血，就只配当个芝麻大的税务局长？”
就是这个动作，彻底点燃了毛主席的怒火。他脸色一沉，猛地一摆手，声音严厉而决绝：“肖玉璧，你不要给我看！我不识数！”
这句看似不近人情的话，背后却是如山般的原则。毛主席愤怒的，不是肖玉璧的抱怨，而是他这种企图用“功劳簿”来要挟组织、讨价还价的危险思想。如果开了这个口子，那革命队伍里人人都可以摆老资格、论功行赏，党的纪律和原则又将置于何地？
毛主席的雷霆之怒，总算是镇住了肖玉璧。他畏惧了，不敢再多言，悻悻地回去上了任。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安分了。可这，不过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短暂平静。
当时，国民党正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为了打破封锁，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展开。从领导人到普通战士，人人都在想办法为革命多做贡献。
试想一下，在这样艰苦卓绝的背景下，肖玉璧做了什么？他利用税务分局局长的职权，不是为边区聚财，而是为自己敛财。他贪污公款，玩忽职守，甚至在一个张姓商人的牵线下，胆大包天地将边区奇缺的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倒卖给国民党统治区，换取个人的奢靡享受。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当他的罪行败露，边区政府经过核查，发现他累计贪污公款高达3050元。在那个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年代，这笔钱堪称天文数字，足以让一个连队吃上一年饱饭。此事一出，举世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延安，看共产党如何处置自己的功臣贪官。
东窗事发后，肖玉璧还抱着一丝幻想。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痛陈自己过去的功劳，恳求主席能念在旧情和自己的一身伤疤上，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当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拿着信和处理意见找到毛主席时，毛主席连信封都没拆，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你们的态度是什么？”林伯渠沉重地回答：“边区干部贪腐问题已露苗头，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我们的意见是，依法处决。”
毛主席听完，沉默了片刻，缓缓吐出几个字：“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决定。”
1941年底，一声枪响，结束了肖玉璧的一生。从战斗英雄到人民罪人，他的堕落令人唏嘘，更令人警醒。毛主席拒绝为他“数”伤疤，枪毙他这个“功臣”，恰恰是在向全党全军宣告一个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真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革命的队伍里，绝不允许有任何凌驾于法律和纪律之上的“特殊党员”。肖玉璧的枪声，为所有居功自傲者敲响了警钟，也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立下了一块坚硬的法治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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