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峰

图:左曾国藩,右上肃顺,右下恭亲王奕訢

咸丰二年冬,即1852年12月13日这一天,文人进士出身在家丁忧守制的曾国藩正式出山,在湖南办起了团练,从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湘军崛起的序幕。
然而,为朝廷出生入死的曾国藩在长达八年的岁月中,尽管一心为朝廷,但始终没有获得过大清任何一省一地的军政实权。为此,他受尽了地方势力的掣肘与白眼冷落,以致早期的湘军在资源调配与补给上,形如四处化缘的乞丐。直到1860年6月(即咸丰十年五月)咸丰帝才下旨命其署理两江总督。
但是,到了1861年10月,这一切都变了。朝廷下旨任命其节制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悉归曾国藩节制。至此,曾国藩的权势可谓一步登天,天下之人为之侧目。
那么,为何咸丰一朝的八年中,咸丰帝始终不授其实职实权呢?直到其去世前的1860年5月才让其代理两江总督之职,而咸丰帝去世仅2个月,他便一跃为四省最高军政首脑,朝廷命其节制四省军政。
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经历了哪些煎熬与抗争?谁是这一事件的关键推手?而曾国藩为何又要多次请求朝廷收回成命?

1861年8月22日,在位十一年,的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同意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当天就病死于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年仅31岁。

图: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

此时,他唯一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淳不过6岁。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已经由盛转衰,但在南方还有相当的势力,仍然动摇着大清王朝在南方的统治。

考虑到载淳年龄尚幼,咸丰帝在临死前,就权力的移交作了详细而周密的安排。

咸丰帝在临终前的七月(即1861年7月),设立了辅政机构,命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同治皇帝载淳处理国家朝政大事。同时留下遗命:此后凡军机处一切奏折批阅,皆由辅政八大臣接管,拟定谕旨后须经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分别钤印方可生效。

本来咸丰帝的这一权力制度安排堪称完美无虞,它既继承了清代的秘密建储传统,又创新性地引入了宗室大臣集体辅政机制,可以确保大清政权在年幼皇帝载淳登位后有序运转。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咸丰帝临终前千算万虑却漏掉了两个关键的权力变量因素:

一是顾命八大臣中,他把其亲弟弟恭亲王奕訢排除在了辅政八大臣之外。这自然引起了恭亲王奕訢的极大不满;

二是在顾命八大臣中,咸丰帝把当时军机处五大臣中的文祥以及在朝廷中有相当大军事权力的蒙古亲王、原咸丰朝顾命大臣僧格林沁也排斥在了最高权力之外,这又引起了文祥与僧格林沁二人的不满。

这些变量因素与肃顺等人同慈禧太后的矛盾叠加后,终于引发了1861年9月的大清“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的结果是:肃顺被斩首;端华、载坦二人被赐自尽,其余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流放。

慈禧太后以雷霆手段,前后只用了6天时间便结束了顾命八大臣的政治生命,将大清朝政大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当这一惊天巨变传到安徽安庆时,正在安庆督军的曾国藩内心无比震骇。

他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会不会对他自己与湘军将士有大的影响。

然而,仅仅在政变18天后,即1861年11月26日,曾国藩便收到了一个让他既惊恐又喜悦的好消息——朝廷下旨正式委任其节制江南四省军务。

为了这一天,曾国藩整整等待了八年,或者说苦熬了八年。

那么,为什么此前一直争而不得的地方军政实职,朝廷要在这时拱手相送呢?

咸丰帝在位时,又为何迟迟不让曾国藩拥有地方巡抚或总督之职呢?他在担心什么?为何咸丰帝驾崩仅仅三个月,朝廷便给曾国藩送来了这一“大礼”?

书生带兵,曾国藩由文人进士走上湘军统帅之位;

图:湘军统帅曾国藩(1811年——1872年)

1852年冬,时年42岁仍在家丁忧守制的曾国藩,在郭嵩焘、胡林翼等一帮朋友的游说与规劝下终于出山了,答应在湖南办团练组建湘军。

这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关键转折点。

在此之前,曾国藩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书生文人,从没有想过他有一天会走上行武的军事之路。

因为此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蓬勃兴起,曾国藩的家乡湖南早已成了太平起义军冒险的乐园。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字涤生,1811年11月出生于一个乡村耕读人家,五百年来,其家族中从来没有走出过一位知名人物,其父曾麟书也只是一个地方秀才,以教书舌耕为业。

不过,由于其祖父曾玉屏治家有方,到他父亲这一代,也算是当地一个小地主,有了一些私产田亩。

曾国藩在与之同时代的一众知名人物如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汤鹏等人相比,他并算不得聪明,只能算资质中等之人。拿左宗棠的话来讲,就是“儒缓”。用今天的白话讲,则是干任何事都比别人慢半拍。

曾国藩五岁在祖父的教育下开始启蒙,及至成年,经过了七次府试,直至1833年,时年22岁的他才考中了秀才。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在经历过两次会试失败后,才于该年终于以三甲第四十二名考中了进士。

按说他这样的中资之人,一生不可能取得太大的成就,然而历史的情况并非如此。

事实上他成为了自北宋范仲淹以来,以文人书生带兵出将入相最成功的第一人。他不仅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晚清第一名臣”,而且还以军事战略家、晚清文学家、理学家、湘军创立者及统帅等多重显赫的身份载入了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1853年,当曾国藩出山办团练时,他手上并没有什么资源,既无人脉也无财源,可谓光杆司令一个。

然而,这并不能难倒曾国藩。

深谙用人之道的曾国藩,只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便组建起了集水师、陆师计17000余人的湘勇,同时将刘蓉、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塔齐布、鲍超等人收集麾下,正式成为一支抵抗太平军的地方劲旅。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一文后,督湘军水师、陆师近两万人马,从衡州起程,正式踏上了平定太平军起事的道路,成为湘军名副其实的统帅。

然而,这一条路并不平坦。

湘军首要的事便是缺钱,没有合适的财源渠道来维持这么一支地方部队的军饷供给开支。

那么,钱从何处来呢?

无职无权,湘军创办的前期,曾国藩为了争一地方巡抚之职,几乎断送了仕途前程;

由于曾国藩所创建的湘军,从一开始便是地方性质的乡勇团练,并无朝廷国防军正规编制,属于“募集的民兵”,形同“民兵”,自然得不到朝廷户部的军事费用的划拨。

更要命的是,尽管湘军无稳定的军费来源,但是曾国藩为了激励士兵将士,他在湘军中实行的“厚饷”制度。普通士兵的月饷是绿营兵的三倍,中级军官月饷约白银150两,高级将领如李续宾等人月饷更是达到了450两。这样一支近两万人的湘军,仅军饷一项支出,每月便需银两20万。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曾国藩正是用这种高薪待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吸引了大量的地方势力投靠湘军,他再优中选优进行筛选,是以很快便组建起了一支规模可观、战斗力强悍的地方军事力量。

为了筹集军费,曾国藩可谓调动了一切资源,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

他一方面通过地方士伸人脉关系发动募集,同时又向朝廷申请了2000份秀才、举人学历证书,只要向湘军捐款,便可取得秀才或举人的身份。这无疑就是等同“学历造假”或者是公开卖文凭。

这在过往,曾国藩认为是自毁长城,让文人斯文扫地的无耻行径。

但是,为了筹集军饷,曾国藩也只能违心痛苦地去卖学历证书。

然而,两万大军的军饷,仅每月便是银两20万,募捐与卖学历证书所得,无疑是杯水车薪。

为此,曾国藩不得不在左宗棠与胡林翼的建议下,经巡抚骆秉章的同意,于湖南一省到处设厘局,在商旅要道设立官卡,对过境商品抽税,以补充军费支出。

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被搞得焦头烂额。

咸丰三年,即1853年,曾国藩为了对湖南省一些地方富户劝捐,甚至盯上了益阳安化陶家。安化陶家,那可是道光时期大清第一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的老家。

此时陶澍离世已经十四年了。陶澍生前为官十分清廉,虽然在两江总督任上有近10年,但他并没有多么私产。

但曾国藩认为陶家应带个头捐款。他给湖南巡抚去信道:

“长沙常家、安化陶家,务得阁下书札两县,再一饬催。”

由于陶家并无大的私产,曾国藩要求的5万两银拿不出。曾国藩伙同骆秉章把陶公陶澍独子陶桄骗来了长沙,要其率先捐款,起个表率作用。

此事让不愿出山的左宗棠获知后,大怒。

由于陶澍生前遗言与左宗棠结为了儿女亲家,左宗棠的长女左孝瑜嫁与了陶桄,此时已才完婚不到2年。所以,当左宗棠听到曾国藩、骆秉章等人把手伸向了自己的女婿后,非常气愤,亲自赶到长沙巡抚衙门向曾国藩争辩理论。

此事后来虽得到了左宗棠的理解,其女婿陶桄向湘军捐款了3.5万两,但此事仍然引起了左宗棠对曾国藩早期的不快。

如果说湘军在湖南省的种种募捐与劝纳劝捐,毕竟是为了保护湖南的安危,抵抗太平军攻城掠地洗劫当地财物的袭扰,还能让湖南地方士绅百姓理解支持,那么,当湘军越境作战进入江西后,情况就更加艰难糟糕了。

江西一省的地方官员不仅不支持配合湘军的征粮筹饷,而且处处掣肘使绊子,这使得曾国藩心力交瘁,几乎尽于崩溃。

1854年,自湘军主力进入江西对抗平定太平军以来,为了征粮与军饷,几乎处处受制于江西官场。湘军有时一连半年发不出军饷,除去罗泽南、李续宾统帅的老湘营外,其余部队不时有因欠饷而导致湘军哗变的事件发生。

江西省作为太平军起事以来的重灾区,可以说一省之地无处不是战火。上至省会南昌,下至九江、饶州、广信、吉安、瑞州、樟树镇等,无时不在多次易手。尤其是九江,地处安庆、天京的上游,是武昌与天京的桥梁,九江失则安庆不安,安庆不安,则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即南京市)不保,所以地理战略位置十分显要。

1854年,即咸丰四年,曾国藩统率几万湘军进入江西时,江西巡抚陈启迈处处与曾国藩不对付,不仅不支持曾国藩的湘军,而且处处拆台。这也不得不让曾国藩对其痛下杀手,一纸奏折参劾,让朝廷直接把陈启迈一撸到底,革职回籍,永不叙用。

陈启迈,湖南武陵(今常德)人,1796年生,字子皋。他比曾国藩年长15岁,但是二人均为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进士。

曾国藩率湘军进入江西作战时,这一年,他的湖南老乡陈启迈正好由江宁布政使升任江西巡抚。

由于曾国藩与陈启迈都是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戊戌科进士,是为同年,加之又是湖南老乡。二人早年在京同时为官时,交往颇多,所以二人交情很是不错。

因此,当曾国藩率军进入江西作战后,在后勤粮草与军饷上,对自己这位湖南老乡、同年进士寄予了厚望,希望得到他的大力支持。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很快打脸了曾国藩。

1854年底,曾国藩为保江西防务,计划筹办火药厂与修船厂,由于缺钱,特地派自己手下副将、八旗军将领德英杭布作为特使前往江西南昌巡抚衙门,请求陈启迈设法速拨20万饷银应急。

可是,陈启迈不仅分文不给,还将德英杭布当面奚落了一番。

1855年3月,曾国藩为了筹集军饷,委派湘军将领彭寿颐在江西赣州南康区设立厘局,对过往商人设卡抽税,用以补充军费。

陈启迈得知情况后,对曾国藩这一行为十分愤怒,认为曾国藩目中无人,把他这个江西省最高行政长官不放在眼中。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不仅下令拆除厘局,而且还把派人把康南厘局局长彭寿颐直接抓了,说他诬告上司,判处其死刑后投入大牢,表示要将其秋后问斩。

面对手下人的劝阻,陈启迈不仅丝毫不听,而且讥讽道:

“本抚做的是朝廷的官,是江西人的巡抚,又不是湖南人的巡抚。湖南有几万士卒在江西打仗,我怎么管得了这么多?一切按制度办。湘军到江西来作战,不是为我子皋一人作战。湘军不到江西,自由湖北绿营、江南大营代劳。
“湘军愿战则战,不愿战则走。”

如果说上一年(即1854年)陈启迈拒绝了向曾国藩划拨20万两银求急之请,这还只是让曾国藩对自己这位老乡兼同年进士大失所望,那么,这一次陈启迈的所作所为则彻底激怒了曾国藩。

陈启迈自1849年由京官外放地方为官以来,本来为官就不清廉,多次假公济私。进入江西以来,又将自己夫人娘家的亲侄子安排了江西万载知县实职,加之多次虚报战功,且还作战不力,致使江西五府二十州县在他手上丢了。

在调查清陈启迈的种种不法之事后,曾国藩很快就拟折向朝廷上疏参劾了陈启迈一本。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

“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官翰林院,向无嫌隙。在京时见其供职勤谨,来赣数月,观其颇错倒谬,迥改平日之常度,以至军务纷乱,物议沸腾,实非微臣意料之所及。”

奏折中,曾国藩以详细的事实与数据,历数陈启迈种种不是。同时详叙自己在江西设立厘局的苦衷,并表示一旦湘军离开江西,筹饷之事即自停止,厘局亦由江西知府接管。

湘军副将、八旗军将领德音杭布也跟着上奏此事,并将此事写信告诉了蒙古名将僧格林沁和兵部尚书阿灵阿。

咸丰帝收到并批阅曾国藩弹劾陈启迈的奏折后大怒。他痛恨的不仅仅是陈启迈的贪腐,更为其破坏湘军平定太平军的大局而故意制造掣肘而痛心。

最终,咸丰帝为了大局,下旨革原陈启迈一切职位,遣其回籍,永不叙用。

这位江西巡抚在江西只干了一年,便丢了仕途,回到了湖南老乡武陵,于1862年郁郁而终。

陈启迈被革职回籍后,江西巡抚一职由谁接任呢?

曾国藩在恩考一番后,决定举荐时任江西广饶九南道的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

沈葆桢,福建福州侯官人,林则徐的女婿,字幼丹,1820年生。他于1847年考中道光丁未科进士,与李鸿章、郭嵩焘、毛鸿宾等人为同年进士。

图:晚清名臣沈葆桢(1820年——1879年)

由于沈葆桢在京时曾任职于兵部,颇知兵法,加之此时也正好在江西任职,且其为人信而有节。于是曾国藩上折推荐了他。

可是,曾国藩万万没想到的是沈葆桢也不支持湘军在江两征集军饷。

1857年初,沈葆桢越过按察使、布政使,直接由四品的广饶九南道一跃而为一省之巡抚,官居从二品,连升三级,接下了江西巡抚的大印。

沈葆桢上任后,以江西财政吃紧,不仅没有加大对曾国藩湘军的支持,反而将过去每月划拨湘军的5万饷银也截留了。

这大大出乎曾国藩的意料,多次交涉协商无果后,曾国藩气得几乎吐血。一时之间,曾国藩心灰气意冷,深感若无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实权,自己这湘军统帅是干不下去了。

正在这个当下,曾国藩又收到了一个噩耗,其父曾麟书于该年2月14日去世了。

事事不顺又心灰意冷的曾国藩于是马上借机向朝廷上折请旨,请求回乡为父治丧并丁忧守制3年。

曾国藩还没等朝廷谕旨下达,便与其弟曾国华赶往了湖南湘乡荷叶塘老家。

谁料,当曾国藩的父亲丧事还未结束,朝廷上咸丰帝的谕旨便到了:准兵部左侍郎、钦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回籍丁忧守制。

当曾国藩接到这样的圣旨,一时心如死灰,如同掉入了冰窟之中,自杀的心都有了。

本来曾国藩打算以此事来个以退为进,要挟朝廷下旨实权其一省巡抚或几省总督之职,以便调动地方财政资源,方便为湘军筹集军饷。他怎么也想不到咸丰帝竟会顺水推舟解除了其湘军统帅之职。

这五年心血,不等于为他人作了嫁衣了么?

千算万算,曾国藩终于失策,下了一着臭棋,几乎全盘皆输。

那么,朝廷为何迟迟不授予曾国藩一省巡抚之职或几省总督之职呢?

问题出在了哪几?

咸丰一朝前八年中,咸丰帝为何迟迟不给曾国藩地方巡抚或总督之位?

图:清代两江总督督署衙门

曾国藩自1838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以来,在京为官十年,仕途之畅远非常人可比,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到1848年,即道光二十八年,时年37岁的曾国藩已经是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官居正二品。

如果扣除曾国藩入翰林院后三年的学习,从1841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正七品算起,那么到1848年,七年时间连续升迁了十级。这在大清268年的历史上,在非战争的和平环境中,这是十分罕见的。以至曾国藩在写给父母的家书中也十分自豪。他写道:

“儿在京为官十年,七年十迁,此事在当朝自开国以来,亦只有三例。”

也就是说,曾国藩自1853年出山接受朝廷任命的湖南团练大臣时,他早就是朝廷二品大员了。

可是直到1857年,五年过去了,自己为朝廷出生入死,一直期盼的地方巡抚或总督实职,却迟迟不见朝廷授予。

当然了,曾国藩争这个地方巡抚或总督之职,并非在求个什么官职,而是他深感没有地方实职,他就会处处受到掣肘,筹点军饷就得如同行乞化缘,处处看地方官员的脸色。

战场战事吃紧,没有充足的军饷,他这个湘军统帅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去,随时面临军队哗变或失败。

那么,为什么朝廷不给他这个地方军政实职呢?

其实,咸丰帝虽然有些保守偏执,也有些耽于声色,但他一生并不糊涂,也决不昏溃。

早在1855年,即咸丰五年的三月,咸丰帝便下旨著曾国藩为湖北巡抚。

只是可惜的是这次任命只是一个“几日游”。

咸丰这道旨意,尤如小李飞刀,施放出去不到一周,他又收了回去。

1855年3月,被太平军攻陷长达半年多的武昌重新被胡林翼率湘军收复。

咸丰帝获此重大捷报后,龙颜大悦。于是下旨著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节制所有湘军。

为此,曾国藩万分高兴,感觉终于熬出了头——成了一省地方封疆大臣,这样筹措军费便可顺势而为,方便得多了。

谁料,曾国藩还没接印上任,朝廷的旨意便又来了:

“着曾国藩仍为兵部侍郎,服务乡里。”

这一变化,前后不过10天。

此事如此蹊跷,问题出在哪儿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一个人,此人即是咸丰帝的老师祁寯藻。

图:晚清重臣、“三代帝师”祁寯藻

祁寯藻,字叔颖,号春圃,山西寿阳人,1793年生,21岁时便考中了嘉庆十九年(即1814年)进士。其曾侍读于道光,后又侍讲于咸丰、同治两位皇帝,世称“三代帝师”。

他一生先后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朝代,其为官清廉自守,勤政爱民,举贤荐能无数,对朝政很有影响。1866年,在同治五年病逝时,朝廷赐其谥号“文端”。

当大学大祁寯藻得知咸丰帝已经下旨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后,急怕觐见咸丰皇帝。他对咸丰帝说:

“曾国藩一在籍侍郎,尤匹夫矣,这与百姓有何差别?然其登高一呼,从者数万,臣恐非国家之福也!”

咸丰帝闻言,脸色立即都阴沉了下来。于是,咸丰帝立马改变了主意,随即又发出一道谕旨,免除曾国藩湖北巡抚之职,仍以兵部左侍郎,服务乡里。

曾国藩尤如冷头浇头,大失所望,一种不被朝廷与皇上信任的委屈与失落如冬夜的寒气浸满了全身,甚至还有一种被朝廷戏耍了的感觉。

自此,曾国藩以一个无职无权的兵部左侍郎头衔,在湖南家乡办乡勇,创建湘军,一直得不到朝廷授予的地方官员实职,导致其直到1857年2月,其家父病逝的这年,他还是一个左侍郎的空衔。

因此,在创建湘军与统帅湘军四处出征时,曾国藩为了筹集军费,受尽了地方官员的白眼与冷遇,甚至是讥讽与嘲弄。

所以,当这一年其父去世时,所有的委屈与不甘终于到了沸腾的临界点,他以此为由干脆不干了,坚持要回家为父丁忧守孝,用以发泄内心的不满与委屈。

谁料,咸丰帝这么爽快地下旨答应了其请求。

眼看自己创办的湘军就快成了别人的嫁衣,在家守孝的曾国藩心情坏到了极点,甚至希望一死了之。

然而,上天终无绝人之路,生命不会辜负每一个奋斗不屈的灵魂。

仅仅一年半后,曾国藩的仕途再次迎来了重大转机,并在此后势不可挡,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苦熬八年,当曾国藩登上权力巅峰后,自己为何又三番五次请辞不受?

图:晚清大臣肃顺(1816年——1861年)

1858年10月,即咸丰八年九月,太平天国主将、英王陈玉成与忠王李秀成联手,仅用3天便一举攻破了长江浦口的江北大营,清军八旗部队死伤超过了2万人马。

大清军事上的惨败,终于让咸丰帝与以肃顺为首的一帮满人贵胃意识到大清江山的安危,无论如何八旗兵与绿营是靠不住了,能挽救大清安危的只能是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了。

于是咸丰帝赶忙下旨,让还在家乡守制苦读《庄子》的曾国藩重新出山。

这一次,咸丰帝再也不掖着藏着了,随即下旨让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统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

接到朝廷圣旨后,曾国藩表面上又推辞了一番,即刻启程赶赴安徽安庆战场。

八年的苦熬,曾国藩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在大清一朝,两江总督管控的地方包括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当然还包括后来从江苏划分出去的上海。清朝全国八大总督中,两江总督的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官秩从一品。又由于两江总督辖区涵盖了清朝最重要的财赋之地,且还涉及漕运、河道等关键事务,所以实际权力范围更广。

而且,由于当时大清正处于太平天国运动,作为太平军起事战场的重灾区,所以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两江总督的地位在事实上是超过直隶总督的,位居全国总督之首。

不过,因为要对抗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并未前往江宁(今南京)接印视事,更何况南京城仍然还牢牢掌控在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的手中。

然而,曾国藩有了两江总督之职,那他在筹粮筹饷的问题便名正言顺,过去一切的掣肘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1860年6月,朝廷下旨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之职,并加朝廷钦差大臣身份。

1861年8月22日,即咸丰十年七月十七日,时年31岁的咸丰帝病逝于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九月初,慈禧便联合恭亲王弈訢等人发动了“辛酉政变”,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位顾命大臣被慈禧一网打尽。

同年十月初九,咸丰帝的独子、时年不满6岁的载淳正式登基,改年号为“同治”。

由于同治帝年幼,朝政大权自然落到了慈禧、慈安两宫太后的手中。

辛酉政变后的第19天,恭亲王奕訢请两宫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不再分设江南、江北大营。

这一决定比之肃顺当政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需知,这在大清自立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一个汉人大臣节制江南四省军务(注:还包括了浙江),并可节制四省巡抚。这在过去,是曾国藩想都不敢想的事件,而如今一切变成了现实。

1862年1月23日,朝廷下旨发布上谕: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张曜为河南布政使,李续宜(注:李续宾的弟弟),严树森为湖北巡抚。如果加上前次朝廷任命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巡抚李鸿章、广西巡抚刘长佑、湖南巡抚毛鸿宾等人,可以说整个大清有大半个中国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都是由汉族官员担任了。

这标志着汉族官员在大清政治舞台上的全面崛起。

面对如此显赫的权势,谙熟中国历朝历代历史的曾国藩有点惶恐了,他多次上书请求朝廷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他在奏折中讲道:

“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

但是,朝廷两宫太后坚决不允曾国藩辞掉节制四省军务之责,并钤发上谕慰勉道:

“若非尔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攻剿,以拯生民于水火。”

自此,曾国藩终于迎来了天高海阔的为军为政的人生巅峰时期。

文章结语

图:肃顺与恭亲王奕訢

在综述完上面的历史事实后,我们再回到本文的中心点,那这一切的关键人物与第一推手到底是谁呢?

这一切的形成,其第一推手是恭亲王奕訢还是肃顺?

答案是肃顺。

为什么不是奕訢本人呢?其原因有三:

一、早在咸丰帝时期,作为满清贵胃的肃顺,便以政治家的眼光看清了能挽救大清危局的只能是汉臣汉人了。八旗兵与绿营已经烂到了根,如果在承平岁月,大旗兵与绿营这些所谓的国防军还能虚张声势,唬一唬人。

但是,真正面临了太平军这样全国范围的起事,八旗兵与绿营是无论如何也立付不了的,所以,在太平军起事的早期,肃顺便开始建议咸丰帝大肆起用汉人,重用汉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在咸丰十年,即1860年初,肃顺便劝说咸丰皇帝将江南四省军务委任于曾国藩,便以军政一统,方便湘军的军事调配与行动。只是不久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咸丰帝来不及施实,逃到热河承德后不久便病逝了。

三、同治帝登基后,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其此后的政策,重用汉臣,完全依靠汉族地方武装,虽比之肃顺辅政时有过之,但其本质则是完全延续了肃顺时期的政策,可以说同治一朝是实行的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

1864年底,太平天国余部在浙江、福建、广东全部被肃清。

此后的大清又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统治正式终结,开启了民国时代。

可以说,肃顺作为晚清时期少有的开明之人与明白人,他既是延续大清王朝的第一人,也是大清覆灭的第一位掘墓人。(全文终)

——青峰,2025年7月28日~7月30日写于长江三峡

附本文写作参阅考备之书:

1、《夹缝中的总督》,作者鞠海、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

2、《他助与天助》,作者过旭明,广陵书社,2022年版;

3、《天下湘军》,作者楚天舒,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4、《曾国藩》(全3册),作者唐浩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曾文正公全集》奏折卷,中华书店,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