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蕃地整体外部环境变化剧烈，整体形势愈来愈不利于尚族内部凝聚力的维持。

首先，自墀松德赞时期，甚至早在赤德祖赞末年以来，蕃地的外部环境已开始呈现全面恶化的趋势。

与此前的赞普不同，随着705年之后尚族正妃系统地位以及尚族子嗣继嗣权的确立以来，赤松德赞全然不需要面临其祖、父曾面临的继承权方面的威胁。

作为无可争议的王储，赤松德赞根本不需要尚族的庇护。

与此同时，由于尚族长期掌握主政权，地位难以动摇，其主政地位一度面临的外部威胁大体日渐消失。

此外，786年以来，随着吐蕃陷入与大食、回鹘、南诏全面作战的态势，吐蕃在此前的全面扩张之下引发的全面反击使得自身至此已进入对外战争最吃力的时刻。

自790年以来，昔日曾使得尚族抛开内部矛盾，并力协作东向的东扩也已遭遇全面挫败，吐蕃在河陇和川西地区开始接连遭受重大军事反击和重大失利。

昔日通过军事扩张攫取财富之旧局势已江河日下，战争从此前攫取财富的宝贵渠道已变为榨取蕃地资源的可怖机器，将吐蕃原本就相对不足的的资源迅速全面耗尽。

由此，不仅一度将尚族与赞普牢牢联结的时局不复存在，曾将尚族紧密团结的对外扩张机遇也急转直下。

随着外部环境的日益严峻，和来自赞普方面的政治压力的日渐增长，尚族的处境自此全面恶化。

最终，这一切将尚族注意力从外部扩张开始全面回收，日益转向吐蕃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使之此后蕃地的政局之棘手前所未有。

在此背景下，彼时吐蕃统治阶层的整体焦虑也体现在八世纪九十年代的僧诤中两大贵族阵营的全面冲突和残酷对抗。

其中，僧诤之后，印地佛教拥护者莲花戒以及拔赛囊的迅速亡故已表明，在当时内外交困的背景尤其是全面收紧的外部环境下，吐蕃统治阶层内部的冲突已日益严重。

在此背景下，尚族内部由于对唐政策方面的主张不同也开始彼此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权力斗争。

《旧唐书·吐蕃传》载，782年，主战的琛·尚结息被罢免，随后被主和的纳囊氏尚结赞所取代。

其实，琛氏和纳囊氏作为军事贵族同样的身份和立场决定，其政策和态度不太可能存在根本性差异。

而《吐蕃传》相关史料显示，恰恰是尚结赞为相后对唐的一系列大规模军事行动和诡诈策略，使得唐蕃之间的关系一度完全断绝长达二十余年。

这一切证明，纳囊·尚结赞在取代琛·尚结息的所谓主和倾向不过是一时权宜性的伪装和策略性姿态，目的在于取琛·尚结息而代之。

恰恰是其任相前后表现的巨大反差暴露了这一暗藏的政治目的，而赞普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自然也乐得将此前已长期秉政的琛氏罢黜。

这一切表明，纳囊氏已看准时机，对针对琛氏，策划并实施了一场精心谋划的夺权行动。

这预示着十余年后尚族内部斗争在八世纪九十年代的全面、更公开的爆发。

如《巴协》所载，796年前后，纳囊氏和蔡邦氏两大尚族之间的血腥斗争引发致命后果，双方均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这以蔡邦妃之子的流放为结局，而纳囊氏大相则丧失了其原本年轻有为的继承人。

而且，由于此次斗争过于惨烈和露骨，影响所及，蔡邦氏(Tshespong)氏并未像此前三大尚族那样获任大相。

最终，此次激烈的权力斗争将尚族从内部深深撕裂，对以上二族均造成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