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没能为房东大伯家的狗娃娶上婆姨，成了我俩永远的遗憾|义哥|大伯|憨憨|狗娃|知青岁月|知青点|陕北

1968年12月份，我们学校来了一批陕北的地方干部，他们用夹杂着陕北方言的普通话，给我们宣讲革命老区陕北的青山绿水和地大物博，说到动情处，真的是眉飞色舞、口沫四溅，有时还热泪盈眶。同学们都痴痴地沉浸在想象中的青山绿水和东方红歌舞画卷的激情中。尤其是听他们说到粮满仓、谷满垛，牛羊满山坡，每个村子都有一方美丽的天然湖泊时，老师和同学们都高兴地鼓起掌来，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陕北去。

演讲结束后，同学们纷纷报名到革命老区陕北去插队落户，去那里锤炼革命意志，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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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19日，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知青专列抵达陕西境内的铜川车站后，我们夜宿铜川，第二天早饭后换乘解放牌大卡车继续前行，一路北上，最终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我们十三名同学被分派在一个叫杨家沟的生产大队。

杨家沟大队一共两个生产小队，当地乡亲们管第一生产小队叫前队，第二生产小队叫后队。七名同学（三名男生四名女生）分在了前队，我们六名男生分在了后队，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

我和陈兴国借住在社员杨福平大伯家，和杨福平大伯家的狗娃同住一孔土窑，同睡一铺土炕上，也和他父子俩一个锅里搅稀稠（一起吃饭）。

到了陕北我们才知道，陕北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出乎了我们的意料，没见到陕北的青山绿水和牛羊满坡，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纵横的沟壑和起伏的丘陵，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低矮昏暗的土窑洞就像把我们带回了原始社会，我们心里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上当也好受骗也罢，我们已无退路可选，只能是既来之则安之，实心踏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在陕北的父老乡亲都很淳朴很善良，对我们北京来的知青特别关爱，特别亲切，一口一个北京娃娃，叫的我们心里暖暖的。

我们借住的杨大伯家就两口人，杨大伯和狗娃他父子俩，家里两孔低矮破旧的土窑，土窑里可说是家徒四壁，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土炕上的铺盖露着棉絮，连炕席都没有。刚开始我和陈兴国感到挺纳闷，杨大伯都六十多岁了，他家的娃娃为啥才二十三岁？二十三岁的年轻后生为啥叫狗娃！

在杨大伯家借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渐渐和杨大伯熟悉了，他给我们讲述了他家的情况。

杨福平大伯七岁那年，他母亲患了痨病不治身亡。没几年，杨大伯的父亲又去世了，十一岁的杨大伯成了孤儿，因为家里没人操心，杨大伯打了光棍。杨大伯三十九岁那年秋后的一天，他去塬上打柴，在沟口听到了娃娃的哭声，狗娃就是杨大伯在沟口抱回的那个娃娃。

狗娃是小名，他的大号叫杨明义，可惜没有人喊他的大名，就连三岁的娃娃也喊他狗娃。狗娃左手的五根手指长在了一起，就像一个没有手指头的手掌。他的脸上有一块挺大的胎记，人很老实憨厚，不善言辞。我们在杨大伯家借住了半个多月，几乎没听到狗娃说过一句话。杨大伯让他去挑水，他就去挑水。杨大伯让他烧火，他就烧火，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圪蹴在灶火圪里，让他上炕和我们一起吃饭，拉他他都不来。

每次和杨大伯扯闲谈，杨大伯三句话离不开狗娃，他说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狗娃寻个婆姨，哪怕是个憨憨或带娃的寡妇，只要不打光棍就行。

在杨大伯家借住了小半年，我和陈兴国一次都没挑过水，不是我俩懒惰不去挑水，是杨大伯不让。每次看到我俩要去挑水，狗娃哥就过来抢水桶，一口气把水瓮挑满，然后再把钩担（挑水的扁担，扁担两头有铁钩）藏起来，我和陈兴国想去挑水根本就找不到钩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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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麦收后，队里给我们箍了三孔石窑，成立了知青点，我们六名同学就搬到知青点一起吃住了。搬家那天，狗娃哥帮我俩把行李挑到了知青点，给我们挑来一担柴，还把水瓮挑满了水。杨大伯给我们端来了六个鸡蛋和一碗煮熟的咸豆子（黑豆，当咸菜吃），眼泪汪汪地对我俩说：“娃娃，闲了就去串门，哦（我）老汉舍不得你俩搬出来吃住……”

搬到知青点吃住以后，狗娃哥几乎天天都来给我们挑水，他家自留地的辣椒茄子长成了，先给我们送来半筐，他家都舍不得吃。杨大伯看到我俩特别亲，总是笑眯眯地和我俩拉谈，还让我俩用他的旱烟袋学抽烟。

来到陕北的第三个年头，那年回北京探亲过春节，杨大伯给我和陈兴国一人一瓢晒干的红枣，一人一瓢小米，让我俩带回北京，还掏出四块钱，我俩一人两块，说让我俩路上买碗水喝。我俩不想要杨大伯的钱，杨大伯很生气，他说不要他的钱就是瞧不起他，就是跟他不亲。

从北京探亲回来，我俩给杨大伯买了大前门香烟，买了北京的糕点，陈兴国还送给了狗娃哥一件劳动布工作服上衣。杨大伯遇到熟人就会掏出大前门香烟，笑眯眯地说：“这是北京娃娃给我买的，中央干部才能抽这，好抽得很……”

1974年冬季，杨大伯哮喘的老毛病又犯了，天天憋的他喘不上气来，到了腊月，杨大伯就吃不下饭下不了炕了。大队赤脚医生说杨大伯的日子不多了，我们心里都很难受，想送杨大伯去县医院检查治疗，杨大伯说啥也不让。

腊月二十三那天晌午，我们正吃午饭，狗娃哥突然跑来叫我和陈兴国。我俩慌忙撂下饭碗跟着狗娃哥跑到他家，躺在土炕上的杨大伯已经快不行了，听到我和陈兴国的喊声，杨大伯吃力地睁开眼，用很微弱的声音说：“央求你俩，想办法给狗娃寻个婆姨……”杨大伯话没说完，脑袋就歪向了一边。

我们帮狗娃哥给杨大伯料理完后事，狗娃哥把自己关在窑里，好几天都没出门。那个春节，狗娃哥连一个白馍也没蒸，我们给他送去了几个白馍，过年的扁食也是乡亲们给他送的。

之后的日子里，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为明义（狗娃）哥寻婆姨的大事上，陈兴国还买了一包点心和一斤白糖去前队托媒婆刘大妈给明义哥介绍对象。刘大妈这个人也很实诚，接连给明义哥介绍了好几个对象，有带娃的寡妇，有残疾女子，也有智力低下的女子，可人家都看不上明义哥，我和陈兴国干着急。

后来陈兴国招工到县农机铸造厂当了工人，为明义哥寻婆姨的重任就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经过多方打听，听说郭家裕大队有一个丧偶的寡妇，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娃，她打算改嫁，我就买了点心糖果，叫上前队的媒婆刘大妈去郭家裕提亲。人家倒是诚心改嫁，一番相看后就没了下文，那个带娃的寡妇没看上明义哥，我白搭了好几块钱（给媒婆和那个寡妇都买了点心糖果）。

1977年春天，我被抽调到县里搞宣传工作，离开了杨家沟大队。离开杨家沟大队的前一天，我又去了前队的刘大妈家一趟，给了她五斤粮票、七尺布票和一包糖果，希望她能把明义哥的婚事放在心上。那年冬季，我参加了高考，考上了林学院，离开了陕北，明义哥的婚事我也就鞭长莫及了，想帮忙也帮不上了。

今年五一节期间，我和陈兴国回到陕北看望了乡亲们，也在乡敬老院见到了多年不见的杨明义大哥。看我俩到敬老院来看他，明义大哥泪流满面，抓着我俩的手失声痛哭。

那天中午我和陈兴国带着明义哥到外面的饭店吃的午饭，明义哥说我们离开杨家沟以后，前队的刘大妈又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对象，可惜一个也没成，他就打了光棍。明义哥说他在养老院生活得很好，他每天都帮着养老院扫院子打扫卫生，工作人员对他特别好，没人欺负他，让我俩不要牵挂他。

离开的时候，我和陈兴国给他留下两千块钱让他零花，明义哥说啥也不要，他说他内衣口袋里还藏着三千块钱哩，他根本没有花钱的地方。明义哥还小声对我说，他说他家靠里边那孔土窑的窑掌上钉着一根木桩，木桩下面有一个小洞，洞里有九千块钱，洞口用麦秸泥抹平了，谁也不会发现，他说那是他的棺材本，也是他一辈子的积蓄，就怕他花不着那些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