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浮之岛：不列颠海洋帝国的兴起

尚曦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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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岛屿观念

不列颠的影响——需要比较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标准来测定——是一个相对新近的……现象。它是西欧大西洋诸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欧亚历史最终流淌进我们所居住的土地……农业和冶金技术以及印欧语言的传播;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殖民活动……犹太人在古典时代的移民行为和基督教的来临……东方数学、科学和技术的输入；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游牧民族的入侵;奥斯曼帝国……诸多的变动却在一处停下脚步……它们在大西洋的海岸止步不前……无法再向西挪动, 就如同被风潮给困住了一般。他们历史中的一大问题不是他们为什么驶入海洋，然后遍布世界，而是为什么他们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做到这点。

——菲利普·费尔南德斯 阿梅斯托《不列颠、海洋、帝国与世界》

人类一直都在探索水的情况。人们在灌溉型冲积平原上发展出了密集型农业；一批综合性城市文明（苏美尔、埃及、印度和中国）离不开海岸、河流和马车进行交通运输。宋代中国和后来的尼德兰和不列颠一样，其商业社会的发展是通过运河所连接的河流完成的。在近代早期，全球通过葡萄牙、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装备着大炮的航海业实现了长距离的远航，这是令人震惊的成就，也推动了全球塑造成一个“水世界”的进程。

海洋文明一直不多。在农业发展起来到后来的工业化之前，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土地上劳作，也受到土地产出、生产限度和季节变迁的影响。依靠着亚述、罗马、拜占庭、中国、奥斯曼和伊比利亚等帝国的优势，在推罗（Tyre）、雅典、迦太基、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发展出了海洋经济和文化。也就是说，它们是城市而非国家的产物。然而，有时候城市也创建了国家。在16世纪后期，北方尼德兰就是如此。在那里，阿姆斯特丹、 乌特勒支、 哈勒姆 （Haarlem）、 莱 顿 和代尔夫特（Delft）成为催发出联省共和国的动力。一个世纪后，在1688年的一场成功的与海有关的荷兰人入侵战争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1707年）在伦敦宣告成立。其时，爱丁堡对此作壁上观。联合王国是资本的产物，也是政治权力的造物，通过它，一个民族的、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中心形成了。

在古代世界，希腊海洋文化是从东地中海的地理形态中汲取养分并获得发展，但其海洋文化并非由其创造。它的出现要部分归功于更早的埃及、克里特岛和腓尼基人的遗产。跟他们的邻居一样，大部分的希腊地区到公元前600年时已经发展出了农业和畜牧经济，以及一个贵族/战士社会。变化来自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与酒和橄榄油这两种农作物有关，它们非常适于贸易活动。另外一个与希腊城邦定居点的分布类型有关。他们先是在爱奥尼亚（Ionia，小亚地区）定居，然后在黑海到西地中海之间建立殖民地。

第三个因素则与雅典人投入精力发展海洋军事和经济权力有关，并且他们还致力于将二者转化为政治优势。得到的结果就是他们建立的民主体系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遏制波斯的进攻（尽管后来证明对斯巴达作战失败）。此后建立起一个与先前的殖民地不同的雅典帝国。尽管这一海洋文化从未彻底取代农业，但是它将农业容纳进来，改造了农业，并且特别在阿提卡（Attica）等零星地区也的确出现了海洋文化取代农业文化的趋势。

按照“伪色诺芬”的分析：“［在雅典的］平民百姓、穷苦之人和人民大众，与杰出人士和富裕之人相比，前者会受到优待。原因很简单，这些人民大众是海军的动力之源，并且成了国家的优势力量……比重装步兵还要重要。”近代早期的英格兰也是如此，军事需求最终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军事上的极端现状在1645年导致了新模范军的创建，它帮助开启了一场宗教和政治上的革命。新式的、规模空前的英格兰海军的出现有着同样的重要意义。尽管它受到的学术关注要少一些，但是英格兰海军也是在一种独特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结构中创建的。

从速度和规模来看，唯一一个能与古代雅典相媲美的转型社会出现在北方尼德兰地区（这一事实后来在苏格兰启蒙作家詹姆斯·邓巴［JamesDunbar］的作品中有论及）。在这个地区，一个商业的、海洋的经济体崛起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以及三大主要河流和海洋之间的互动地区都为其所用。荷兰的经济发展不仅模仿了葡萄牙模式，而且它还强占了葡萄牙的财富。不过，16世纪的荷兰和泽兰（Zeeland）还需进口谷物，这一点与葡萄牙不同，却与雅典模式一致。沿着雅典的发展路径，联省共和国成为大规模移民所打造的一个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城市产物。跟雅典一样，荷兰不仅处在后君权式（post-royal）的社会中，而且变成了后贵族式（post-aristocratic）的社会。还有一个跟雅典类似的情况是，要是没有与周边帝国（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展开殊死搏斗，荷兰的这些发展也不会出现。与雅典和联省共和国的情况不同的是，16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乡村的、贵族的、王权的和以谷物种植为主导的社会。然而，由于西班牙、联省共和国和之后的法国所施加的军事压力，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英格兰被迫在海洋经济、政治管理和文化上取得一系列成果。尽管这些发展在最初并不重要，但是它却包含着社会和政治变迁。最终，英格兰迎来了商业共和主义、商业化的贵族集团、议会君主制和全球性帝国。到18世纪时，不列颠国家已经具有足够的力量对强大的商业贸易公司发号施令，商贸活动与农业和制造业的充分融合又促使工业化进程成为可能。在英格兰伊丽莎白时期，海洋航行受到贵族和商人的联合资助，并且还需要王权的许可。当荷兰的经济奇迹建立在土地乡绅基础上的商业政治边缘化的时候，只有不列颠在1660—1800年间实现了贵族和商业文化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融为一体，从而具有了决定政府决策的能力。当然，政府决策能力也是在此后才对它们具有了决定性的权威。

这是一次在农业、贸易、海洋文化、政治经济学和政府统治等方面历经长期的模仿和适应后的顶峰时刻，但它的变化可不是在一国之内完成的。这一过程的关键因素是战争：残酷的军事失败与成功，以及取得战争胜利所需经历的一切。本研究关注这一经历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正如重视协调合作的重装步兵战争造就了希腊城邦以及（建立在古典基础之上的）荷兰军事革命造就了共和国而非国王权力那样，18世纪的不列颠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结构也不是1688—1689年单一事件的结果，它是借鉴了荷兰超过一个世纪的试错经验后的产物。在这个长时期的国际关系和国际进程中，本研究重点关注英荷政治上亲密关系中的三个精彩“时刻”：1584—1585年，1649—1654年以及1688—1697年。每一个时刻既包含着敌对乃至冲突的因素，也包括联盟、模仿以及尝试性合并的努力。这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在尼德兰，到处都能看到淡水和咸水。联省共和国就是在一个复合三角洲的内外实现凤凰重生一般的自我崛起。特别是在荷兰和泽兰，包括开发和维护旱地在内的经济生活需要持续的水利活动。英格兰的情况则与之相反。尽管这个国家也是雨水丰沛、河网密布，但是其地理结构、经济水平和社会状况并不一样。尽管如此，在林肯郡和剑桥郡的内部，有一块地方仍被当地人“很合适地称为荷兰（Holland），因为这是一片地势平坦、海拔不高且经常淹没在水里的地区，就跟荷兰一样；这里的很多沟渠可以通航，并且人们从一个市镇到另一个市镇都是乘船而行，跟荷兰一样”。这里有着天然的港口。凭借着其港口的深度和迎合西向的流行风的关系，这里比英吉利海峡对岸要好得多。正如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评论家所抱怨的那样：这很明白了,低地国家在港口方面所花费的大量金钱并没有让它们穷困,情况正相反,它们因为无可比拟的财富而极大地富足起来,这里有了大量的富人、集市和人头攒动的城镇;而我们的心态却保守陈旧,或者说没有在获得、占取和开拓女王陛下的港口和通航水渠方面下太多功夫,这是对上苍留给我们的诸多优良港口的暴殄天物般的浪费和毁灭,并且因此在您的前方城镇中造就了许多乞丐、穷苦之人,也造成了一片荒芜景象。

在联省共和国，海洋经济（包括政治经济）改善了港口和沿岸城镇，而英格兰的农业活动则抑制了它们的发展。对于英格兰来说，拥抱海洋需要掌握一个新的因素。直到1675年，王家水文工作者约翰·塞勒（JohnSeller）才制造出第一份英格兰的海洋地图。“在塞勒投入这份工作前，”塞缪尔 · 佩皮斯（Samuel Pepys）评论说，“我们在英格兰地图上很少能看到航运的吃水情况，甚至对我们自己的海岸也所知不多。”同时，英格兰海员使用的是荷兰地图、印刷书籍和荷兰语借词，并且他们还要研究荷兰的造船技艺和贸易。荷兰的工程师、投资者和移民改变了内陆景观，抽干了沼泽，还引入了荷兰式的动物饲养和庄稼轮作制，并且建立了市场化的园艺业。于是，在1699年，约翰·伊夫林（JohnEvelyn）报告说，现在制作沙拉的原料中终于有足够多的英格兰本地物品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包括对古物（人文主义）和新教的尊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技术、知识和成就虽然重要，但对于英格兰来说，伊丽莎白时期、17世纪和18世纪时，最重要的海洋学习榜样却分别是古代雅典人、联省共和国，以及腓尼基/迦太基。值得注意的是，雅典是民主制，而迦太基和荷兰是共和国。英格兰的作家们通过荷马、柏拉图、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波里比乌斯的作品将北海想象为东地中海，而天主教西班牙（以及之后的法兰西）则是波斯。从当时荷兰的活动中，英国的政治家、管理者和商人们也学习到了一系列实现经济、财政和军事现代化的秘密。

通过19和20世纪的历史学，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民族和国家不仅呈现在言语和纸面上，也出现在陆地景观和水上航道之中。近代早期同样如此。英格兰跟爱尔兰一样，其“文化上的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观都包裹在景观——对其景观的占领、使用、命名，以及相关的故事和传奇——之中”。当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成立时，长期奋斗得来的复杂的文化成就（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都被解释为自然的产物。人们普遍会谈论其与海洋的特殊关系。正如一位叫厄斯金·柴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的人在1903年时所说：“我们是一个海洋民族——我们靠海而成长，也靠海而生存……我们在那方面独一无二，这正如我们的帝国，只是凭海洋连接起来，这是独一无二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宣言的意思就是： 不列颠是一个岛国民族。借用丹尼尔·笛福在本书附录中的术语，这类似于一种鸭语言（ducklanguage），不列颠居民借此给外国人乃至他们自己灌迷魂汤： 他们的国家在本质上具有独一无二性。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种寓言式的论调，因为政治学的语言中充满了寓言，也具有深刻的派别性。这些作家们通过吹嘘的方式把这个论调发展成为民族主义的观点。笛福戏剧性地注意到，鸭语言的目的是“劫掠”（‘kidnap’）和出卖外国的鸭子。这并非是说不列颠发展出了一种自我意识，它具有特别的排他性和敌视外国人的特性，也不是说不列颠人不承认自己是欧洲民族主义的地方变种。这里要强调的是，在这个历史形成过程中，关于岛屿、岛屿民族、海洋命数和帝国的修辞处于中心位置。

这建立在一系列的发展基础之上。它们包括盎格鲁 苏格兰王朝在 1603年的合并， 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阿尔比恩（Albion）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短暂统一，以及1707年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建立。这些事件保证了一个现代的英格兰，及其之后的不列颠军事 财政国家的诞生。这一过程的关键是一个横跨欧洲、大西洋和全球的帝国的发展。英格兰和不列颠国家与帝国构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军事关系，是研究17和18世纪历史的热门主题。“岛屿动机”一直被看作“不列颠殖民主义的主要问题”。

不列颠的岛屿观念进而包括以下这些要素：内部的统一，军事安全，全球流动性和控制力。最重要的是，它也暗示着一种分离性。时至今日，联合王国站在了未来的门槛上，深受一种历史观念的折磨。这个观念就是不列颠与欧洲其余地区隔离有别。在20世纪30年代，G.M.特里威廉（G.M.Trevelyan）将这一颇有市场的观念追溯到伊丽莎白时期“具有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的天才们的”解放运动中。这些“天才们”逃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义务所反复说教的世界秩序与世界构成……在那场斗争处于热潮时，英格兰文明被锻造成了它的现代形式，具有了岛国性和海洋性，并且当年诺曼征服将英格兰文明变成了大陆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如今二者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到18世纪中期，这个岛屿“不列颠”宣布统治了海洋。这个宣言标志着一种独立性的出现，这种独立性不受外部权力的制约，也独立于内部的历史时间。通过打造出一系列现代性的特征，这一宣言说明的是，不列颠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自由的。在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谈到“我们岛屿的漫长历史……我们制度和帝国的长久的持续性……我们将要再次证明自己有能力捍卫我们的岛屿家乡，有能力经受住战争的冲击，并比暴政的威胁活得更久远……我们要在海岸边战斗，我们要在登陆地点战斗”。这份岛屿认同宣言在1945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且再次出现在1982年，当时的撒切尔政府强调了“这个统于一尊的岛屿”（‘This Sceptered Isle’）以及跨越全球的“岛屿族群”（‘islandrace’）的形象。从世界岛屿认同的另外一个部分来看就会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小的，或者普世的）。1965年，V.S.奈保尔(V.S.Naipaul)访问了他童年时在特立尼达的家（当时仍旧是不列颠的殖民地）并且报告说：“特立达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它的人口还没有诺丁汉的多。丘吉尔把英格兰称为一个岛屿，他们则叫特立尼达为一个国家。真的，你很难在这里有如此感受，因为特立尼达真的很小。牙买加就更严重了。牙买加对于牙买加人来说就是整个世界了。”在他的《英语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中，丘吉尔用比较中立的语言谈论了不列颠从地理角度来看所具有的分离性（separateness）。这个岛“没有与这块大陆完全分裂开”，并且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海盗、商人、征服者或者传教士等入侵者很容易接近它。那些生活在这里的人对于大陆上的权力、信仰,乃至时尚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很敏感,但是,他们对于从海外传播来的每一种行为、每一个信条都会施加一些独具特色的改变,并打上自己的印记。

现在人们不再接受这种文化或种族角度的独特性言论。一个有趣的结果却是不列颠的历史学家对于地理语言的使用在加强。在约翰·波考克（JohnPocock）的“大西洋群岛”（‘Atlantic Archipelago’）和休 · 卡尼 （Hugh Kearney） 的不列颠诸岛（British Isles）之后，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研究 直接简单地称之为诸岛 （The Isles）。在把自己的研究放在欧洲和帝国的背景下后，琳达·科利（LindaColley）也把不列颠称为“这些岛屿”。2005年，《经济学家》（TheEconomist）杂志在庆祝 H.E.马歇尔的《我们的岛屿故事》（OurIslandStory，1905年）再版时指出，它的历史中“真实过往与神话故事的精彩结合”再一次让人看到了其“优秀的一面”。

实际上，正是英格兰在海岸或其他地方的战斗所遭受的巨大失败帮助我们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 推动现代不列颠国家出现的不是英格兰人，而是盎格鲁 荷兰人。不列颠和其他欧洲公众仍没有意识到英格兰所面临过的大规模外部入侵无疑是值得关注的。2009年11月，《卫报》（TheGuardian）在赫尔曼·范龙佩（HermanVanRompuy）当选首位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后，与一场反低地国家的抗议展开了斗争。“在嘲弄西北欧的独立小国之前，”一位编辑警告说，“英国的沙文主义者需要回忆一下不列颠伟大的爱国者帕麦斯顿勋爵在解决地图问题时所实施的手段。这个国家比其他任何一国都更多地遭受过军事蹂躏，但是如此多的不同入侵者所留下的标记却造就了一个具有大国风范的宽容文化。”荷兰共和国在1688年武装进入英格兰之前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宽容国度。如果说这次入侵的一个副产品是宽容的话，威廉三世还应当看到花儿权力、披头士乐队的唱片和托贝城的同性恋婚姻也是从荷兰引入的。在“解决别人家地图”之前，近代早期的不列颠还要解决一下自己地图的问题。因此，如果联合王国成为一个海洋政权，那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岛屿。其他的海洋政权（雅典、联省共和国、美国）都不曾是岛国，尽管它们都统辖许多岛屿；并非偶然，这些话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出现在英格兰的，尽管它实际上是由一位新西兰人在写作关于克里特岛的作品时提出来的。

与新西兰人相比，英国人对岛屿并没有太多这类的兴趣。他们才不会独自伫立在爱琴海或南太平洋的群岛地图面前陷入沉思。英国人在看待与其他欧洲国家关系时，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他者”的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在民族构建史中处于次要地位，但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进入民族构建史的研究活动中。

民族不是自然的产物，它是文化的制成品。正如大卫·阿米蒂奇（DavidArmitage）所说：

由于不列颠的海洋历程看起来是由自然推动的,所以对它的界定超出了历史分析的范畴;类似地,由于不列颠的自然环境将它与欧洲其他地区从地理上分离开来,它的历史被看作具有根本的特殊性。一个如此顽固的事实几乎不具有历史性;一部如此特殊的历史也无法被吸收进其他欧洲的范式之内。不列颠的海军霸权被看作跟不列颠帝国的扩张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并且都沉浸在自鸣得意的健忘症之中。如果这个神话真的有一部历史的话,它更多是偶然的产物,因此对它也就不需怀有太多激情。

如果这个神话没有历史，它也不是一部关于地理学的宣言。它是用地理的修辞方法来构建一个新式的、现代的和军事上的实体。英格兰不是一个岛屿；近代早期的岛屿并没有与欧洲大陆分离开来；不列颠的地理学在欧洲层面没有什么特殊性。然而，如果跟随阿米蒂奇用历史代替政治，用汗水代替激情，我们首先不应当从经验的角度妄加断言，而是要对地理和政治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重构，同时注意的是二者之间在时间的历程中所经历的存在和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