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10月日本明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日本政府把《教育敕语》作为教育的总纲领，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的最高宗旨，标榜天皇是道德的化身，并且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

他们把小学的教育目标从过去的以知识教育为主，改为以“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为主。

日本政府除了系统地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外，还经常举行一些宣誓效忠天皇的活动，如向天皇、皇后的“御像”礼拜等。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宣传自己是“神的国家”的同时，一直宣传“外夷野蛮”，称中国人是“猪仔”，称朝鲜是“野蛮国家”。

例如福泽谕吉就宣传“日本为东方魁首盟主”应“争雄东亚”。

极右势力头目头山满鼓吹：“日本应该是称霸亚洲的盟主。”

还有的称日本应是“指导亚洲的盟主”，甚至猖狂称“日本民族解放世界”。

为了实现充当“盟主”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又鼓吹“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东亚协同体”、“东亚共荣圈”、“从白人手中解放亚洲”等等，并称“这是大和民族的历史使命”。

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确立后, 极力鼓吹侵略“合理”, 反侵略“有罪”, 竭力宣扬“忠君爱国” 、“天皇至上”, 大肆掀起侵略战争狂潮 。

日本军国主义者还不断加强“忧患意识”的形势教育，激发部队出兵“保护日本的利益”。

例如日本在侵略朝鲜和东北的过程中，就一直称阻止苏联的“赤色威胁”宣传“日中战争必然论”、中国“威胁日本驻军安全”日本“海上生命线受到威胁”等等。

日本著名“战争文学作家”大冈升平就曾指出，当时的军国主义者的爱国主义教育实际是鼓吹“爱国就到别国去进行掠夺，屠杀别国人”。

军国主义教育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这种欺骗性使民众不分是非，只要是天皇和军队推行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就是爱国的，就可轻易地随时为之去死。

在长期的军国主义泛滥过程中，日本人都认为自己的军国主义行为是忠于天皇，是爱国的表现，更不怀疑像天皇会有什么错误。

直到1945年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许多日本人还不相信这是天皇的旨意。

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经济萧条，失业问题严重。

日本借机宣传，侵略和控制满蒙地区可以为日本国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经济压力。

日本陆军宣传称：“战争可以拯救农山渔村的萧条。”

因为满蒙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煤炭、铁矿、森林等，他们声称，满蒙地区的资源开发可带动日本发展，促进经济复苏。

事实上，在侵华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国内经济也确实一幅欣欣向荣的状态，东京的街头到处都是新开的咖啡馆、西餐馆、歌舞厅和电影院，上班族下班后会在繁华的东京街头肆意挥舞着钞票。

但是全面抗战后，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准却开始急剧下降。

侵华战争第一年，日本人还满怀信心，当时日本群众几乎“全民皆兵”，在政府和媒体的鼓励下，疯狂的捐物、捐款，就连妇女也走上街头支持战争。

但随着侵华战争的深入，日本国民的生活可就没那么舒坦了，大量的青壮年应征入伍，国内的只剩下老弱妇孺，物资供应远远赶不上消耗，日本开始实行配给制度。

1941日本实行平民食品配给制度，普通民众一天的粮食只有6两。

随着一系列政府发布的禁令，白米、鱼、肉等逐渐在日本国民的餐桌上消失，没有了白米，他们就只能去吃红薯，红薯挖完了就只能去吃野菜。

1944 年以后，日本在战场上的形势急剧恶化，如马里亚纳海战的惨败等，使得日本的败局逐渐明朗。

日本大量士兵在战争后期阵亡，然而前线士兵与故乡的通信受到严格审查，日本报纸只报道有利于战争宣传的内容。大量士兵死于海外，且许多家庭无法得知亲人的确切阵亡地点和时间。

1944年，日本政府鼓励小学生去山上挖野菜，不少小学生不小心挖到毒蘑菇而丧命。

居民每天都会等着美军来轰炸，这样就可以捡一些弹片给政府，来换取食物，这就是当时大部分日本国民的生活常态。

悲观情绪开始在日本民众中蔓延，如果有人想要举行反战游行和集会就会被抓起来，然后从此消失。

广岛长崎事件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将日本人从狂热的军国主义中拉回现实，国内压抑许久的反战情绪爆发，当失去了决斗狂热的日本人睁开眼，发现的只有漆黑的焦土，满地的残骸，饿的面黄肌瘦的女人和小孩。

明治以后，日本人开始接受绝对服从主义教育，培养出许多“军国少年”、“帝国军人”，进而使整个社会都是绝对服从的思想意识。

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天皇，个人服从国家。

因此，当时的日本国民在言论和行为上没有自主和独立性，对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认知只有盲目的服从和欢呼。

在参与军国主义侵略行为时，由被动转为主动，由胆怯到不在乎。

日军在训练士兵屠杀中国人时，上级的命令下，无论对方是什么状况，只要上级下令，没有思考的余地，坚决执行命令。

不仅仅是军人，地方上也出现类似状况。在中国东北的开拓团中，曾不断出现日本丈夫杀死妻子儿女全家“玉碎”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这种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灌输下，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算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了。

这种制度性压制剥夺了个体的同理心和道德判断，将他们变得冷酷、麻木，在战争环境中对暴行习以为常。

在“国家至上主义”下，他们失去了个人的人格和自我精神属性，失去了亲情，泯灭了人性，成为军国教育体制下的流水线“棋子”和“炮灰”。

我们今天对日本的批判，是为了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批判极端言论不代表否定历史记忆，而是强调：铭记战争罪行和反思民族创伤，是为了守护和平，而不是煽动仇恨。

日本军国主义通过系统化训练与意识形态灌输，将普通人成为杀人机器——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国家暴力系统的齿轮。

我们今天对历史的反思和铭记，不是为了让我们重蹈当年那些日本人的覆辙，沦为疯狂的恶魔。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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